父亲入土后，总有一些草茎淘气地爬上他的额头。他不恼不怒，任凭这些草儿撒欢。他隐藏在草丛中，像一只孤独的蟋蟀。他关心的，关心他的，瞬间归零。
我接管了他的家事，他的家风，他的家道。同时，以一个父亲的姿态在村子里出现。我东溜西逛的时候，会踩到他的脚印，会闻到他的气息，也会看到他的影子。当然，我也会遇到一些村子里的人。一些老者辈分高，在村里待了一辈子，和父亲一样，脸上有了村子的记号；和我同辈的，年龄仿佛的，大多能叫出小名，外号也喊的。我在村子里也四十多年了，村子知道我在，但我对村子还是一知半解。侄子辈分的，孙子辈分的，在眼前绕来绕去，也不敢认，安不上户头，叫错了名，怕被人笑话。这样的一种隔代现象，父亲不能怪我，如果他在，他也叫不出几个名字来。
母亲说过，我走路的样子七分随父亲——头稍微向前，步子不大，但走得急，像有什么事似的。我开始关心我在村子里走路的样子。我走路的时候，是有许多人在看着的，尤其是父亲走后。我知道有的人不是想看我走路的样子，而是想看我会不会走路。我走我的，以自己的想法走着，特别想父亲的时候，甚至会穿上父亲留的某件衣服在村里走来走去。其实，我清楚的很，不光是左邻右舍的人在看我，村子里的一朵花，一棵树，一株草，一粒粮食，一条狗，一只猫，一只鸡，一只鸟都在看着我。我走路的时候，步子尽可能轻缓，避开一些矛盾，避开一些世俗，避开一些忧伤，不去叨扰一朵花开放，一棵树长叶，一株草发芽，一粒粮食饱满，一条狗夜巡，一只猫午睡，一只鸡啼明，一只鸟归林。
闲下来的时候，或者，一个人的时候，我有三分走路不像父亲，一分是想他的时候，我会低着头走路；一分是很想他的时候，我会原地踏步走路；还有一分，是我特别想他的时候，我会一声不响地走路。实际上，我不管怎么走路，村子里的人都认识我，我是一个教书匠的儿子。
父亲说过，人不能扛着眼睛走路。第一次听这句话的时候，我笑话过他。父亲做为一个堂堂的人民教师，竟然说了一个病句。今天想来，父亲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我和父亲相处四十一年，他的眼睛一直在他的脸上，一刻都不曾上移过。他看人，眼睛一直是平视的，村子里的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他都搭理着。“他是个好人。”父亲藏在草丛里，也能听见村子里的人说的这句话。
父亲走后的第二天，我的脊柱不由地疼起来，一股股凉气嗖嗖地穿过衣领，抵达到我的五脏六腑。我陡然发现，需要关注的东西好多好多。这些东西原来都是父亲随身携带的。它们跟随他多年，压的父亲的脊柱弯如犁弓。比如老屋，它的高矮与家庭的盛衰比值问题；比如庄稼，它的产量与勤劳的付出效益问题；比如乡情，它的疏密与人品的贵贱对比问题。这三大人生课题父亲一生都在解答，现在他把这三个未完成的课题又递交给了我。
“自己的土地自己种，庄稼才能听话。”这句话，父亲每年都会当着我的面说上两回。现在，父亲不再过问地上的事情，他一甩手，把地上的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派给了我。他伺候土地多年，有许多的经验都没有和我说，他只是勤快地做给我看。
在庄稼面前，我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我习惯了做短工，短工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以至于父亲突然消失后，他的麦子，他的稻子开始被冷落，被嘲笑。我没有和父亲做好土地对接仪式，他把土地交给我，我却把他的土地交给别人来打理。别人照管，自然比不上对自己庄稼的宠爱，久而久之，许多杂草联手来占据他的土地。
其实，这样的一种态势，我是不甘心的，父亲在的时候，没有一根草高过他的脚踝，高过他的庄稼。夏季，田埂上，父亲也不会放过和草交战的机会。炎炎烈日，汗流浃背，他的每一滴汗水都和晨露一起晶莹，他的大脚给每一寸土地都盖过印章。我反思自己的这种耕种模式，这样做，是不是对父亲颜面的一种攻击。我忐忑不安，多次做梦，看见父亲面对一地的杂草，满面愁容。
让我感到蹊跷的是，每年霜降后，父亲就变得慵懒了。他对每株草极尽仁慈。不在动刀，不在动手。他只是有事没事去地里转悠，我不知道他去看什么，有什么值得看。此时的草开始在霜的面前低头臣服，它们匍匐在庄稼的脚下苟延残喘。秋稻一根根并不盛气凌人，弯着腰。父亲一个人站在地头，像个将军，他的千军万马在他的面前井然有序，丰收的决战鼓声即将敲响。父亲在田埂上来回溜达，他的大手从稻穗上拂过，掌心的老茧再一次与每一粒稻谷相遇。父亲作为一个农民，是地道的，是心安理得的。如今，我的身份是尴尬的，我有土地，自己却不耕种，不管理。村子里的人劝我不要在种地，说我平日太忙，哪有时间来照顾庄稼。我只是笑笑，知道自己不能没有土地。
村子里和我身份一样尴尬的人很多。他们已经走出了村子，在大城市买了房，把土地包给了别人，不种不收，只拿租金。我还能认识一些地里的杂草，喊出一些名字来：拉拉藤、看麦娘、婆婆纳、稗草、鸭舌草、牛毛毡、莎草、千金子等。村子里的90后，连草也不认识，耕不好田，撒不好种，薅不好草，打不好药。他们不会考虑草和庄稼谁高三分，谁矮半截，也不会考虑庄稼的价格和收成。他们考虑的是打工的城市哪个更繁华，哪种工作更容易挣钱。
今年清明，我坐在父亲的坟前，和他促膝而谈，我自言自语的叙述更像是一场演说，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听进去。我告诉他，我看到了一些高高低低、真真假假；看到了一些来来往往、分分合合；看到了一些生生死死、悲悲喜喜。我顺着父亲来的路跟随着暮归的雀影回家。脚下的草露出脑袋，还没有高度，地里葱郁的麦子高过密集的野草。我高过葱郁的麦子，低于忧虑的屋檐。安静的屋顶低于高大的家树，高大的家树却不及纯净的云朵的脚跟。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谁和谁都保持着一种距离，一种恰到好处的存在缝隙。回头，我看见父亲凸起的圆形屋子，在夕阳下，金碧辉煌。
一根草有它的枯萎与盛装，一株麦子有它的成长与收获，一个屋檐有它的人语和雨滴，一棵树有它的叶落和滋芽，一朵云有它的孤寂和悠哉。那个清明，我与父亲告别后，开始越发亲近老家的村子，主体症状表现在：回家的次数明显增加，回家一定要看看父亲的样子，和他说一声，我回来了；回家必定去看看我们的庄稼；回家一定会玩上一个半天；回家一定会在在别人家蹭顿饭；回家一定会和儿时的伙伴聊上几句。还有，我不由自主地掺和了村子里的一些事，比如：别人的庄子都有了村村通水泥路，我们的村子为什么还是石子路的讨论，并领着自己所在的小队集资了修路款；比如：参与了我们村的公益性坟墓应该在什么地方安置问题研究；比如：收回沟渠岸上的白杨树承包管理权的集体募捐；比如：积极倡议并组织关爱五保老人爱心公益活动。这些事情，我没有和父亲商议，都是自作主张。
三年了，我利用一切闲暇的时间去回忆父亲的点点滴滴，包括，在一些公众场合，别人和我聊到他，我都感到做他的儿子，是一种荣耀。父亲交代的一些身后事，我都在执行着。和他交集的这些年，我们是父子。他不在了，与他承上启下，这是父亲做为一个数学老师给我布置的一个语文命题。我不担心做不好，因为我是一个教书匠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