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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推倒文化"柏林墙" [打印本页]

作者: 渭水河    时间: 2008-11-5 08:30
标题: 推倒文化"柏林墙"
推倒文化"柏林墙"
本报记者 从玉华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1-05    [打印] [关闭]

    30多年前,阿克曼来到中国,他见证了这个国家从封闭到开放的全过程。如今,这个德国人和他的歌德学院,正在致力于消除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隔阂。尽管常有挫败与无奈,但他并不在意,因为“有些东西总会迟到,但一定会到”——     11月1日夜,北京798的主街道上,一道刺眼的百米激光束,把街道一分为二。手持冰激淋与烤肠的年轻人们,视若无睹地穿行其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正在穿越的,是设计师处心积虑设计的“柏林墙”。     年过花甲的米歇尔·康·阿克曼站在不远处,颇为满意地看着他的“作品”。这个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为了纪念该学院在中国成立20周年,专门引进了这道灯光“柏林墙”,来表达一种“沟通与交流的微妙关系”。     “东德和西德之间的‘柏林墙’已经倒了。可中国与德国之间有‘柏林墙’,人与人之间有‘柏林墙’,这堵墙无处不在!”阿克曼说。     阿克曼的大半生都在努力推倒这些“柏林墙”。起初,这个德国“农村小伙”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可他慢慢发现,“社会学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于是,他转学了一门更加无用的专业——汉学。在当时的德国,人们把汉学称为“兰花学科”,意为这个学科像这种植物一样美丽、稀少,但毫无用途。     1975年,阿克曼怀着对红色中国的政治好感,和一种“田园诗般的想象”,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然而,这个“读得懂唐诗,却读不懂《人民日报》”的小伙子很失望。     他能忍受中国的穷,却难以忍受中国的“闷”——一样的衣着,一样的面无表情,理想中满口孔子的中国,却连本《论语》都买不到。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无聊沉闷的气氛里。同来的大部分留学生,都失望地逃离中国。     那时,阿克曼住在五道口,他常无所事事地站在路边,看着骑车的人们,像“潮水般的蓝蚂蚁”来来去去。人们的表情“非常忧伤”,但骑车的动作却很和谐,行云流水一般,这跟西方完全不一样。     “西方人骑得很快,像机器人,中国人骑车的节奏、韵律都很美。”那一瞬间,阿克曼突然觉得,出问题的是这个国家,而不是“生动的人”。于是,他决心留下来。     他也成了“人群里的一只蓝蚂蚁”,穿着棉袄和肥腿裤子,在河北农村,像普通的老农一样捡大粪,种庄稼,睡大炕。     可“蓝蚂蚁”们却把这个1.95米、“个高鼻更高”的德国人当成了异类。有一次,他在一个南方小城逛街,一回头,发现一支不见尾的“长龙”跟随着他。还有一次,他和一个黑人朋友走在路上,一个男孩又害怕又好奇地跟着,他们一回头,孩子就躲开,不一会儿又跟上,最后黑人朋友没办法,只好蹲下来,让孩子摸摸他的黑脸,“看,这不是涂上去的。”     1984年,德国总理科尔访问中国,在和邓小平的私人会谈中,他提到想在中国设立歌德学院,开展文化交流。此时,正值中国和欧洲建立紧密外交关系,邓小平欣然应允。     歌德学院成立于1951年,它的成立目的,是为了让世界明白,“除了希特勒的德国,还存在一个歌德、贝多芬、康德的德国。”歌德学院在世界众多国家建立分院。但是冷战的阻碍,使得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歌德学院无法在东欧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工作。     在北京建分院的进展并不顺利,当时,中国的文化政策非常保守,在几个部委相互推诿之后,当时的国家教委终于接手歌德学院成立事宜,但是几乎毫无进展。随后,科尔总理又一次访问中国,他面见邓小平时,说到歌德学院的成立迟迟不能落实,邓小平不禁感叹:“看看我们的官僚主义多么厉害!”     因为这句“最高指示”,歌德学院终于在1988年成立,成为第一个受中国官方承认的国际文化交流机构。     “北京分院等于是邓小平送给科尔的一个礼物。”阿克曼说。此时,阿克曼也收到了人生中很大的一件礼物——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首任院长。在此后的六年里,他便成了中国唯一的“西方文化机构”的带头人。     歌德学院的选址,在北外的院子里,大陆的办公桌椅达不到德方的要求,需要从香港买,然而,这些桌椅却被天津海关挡住,因为海关搞不清这个歌德学院到底算什么单位。按照当时的体制,北外里面的电和电话线都是专供的,而歌德学院作为一个独立单位,需要重新审批,于是,阿克曼和同事们费了很大力气,终于装上了4部电话。     最初,阿克曼的工作被限定在语言教学上,文化交流只能是“试一试”的冒险行为。一度,歌德学院被斥为“插入中国的德国矛尖”,阿克曼也被人称为“向中国文化盾扔矛的人”。     可阿克曼的矛却越扔越多。在德国,人们有穿着晚礼服,点着蜡烛,听作者朗读作品的传统。他想把这种习俗也带到中国,可中国作家却难以接受,好像当众朗诵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阿克曼还将这支矛直指中国最底层。1993年,他带着一个德国诗人,和作家刘震云一起去刘震云的河南农村老家考察。刘震云93岁不识字的外祖母,坐在太师椅上跟这两个德国人聊天,后来,这次对话被刘震云称为一场“不亚于两个国家高端领导人的世界巅峰对话”。     老人的第一个问题很有世界性:“你们从哪来?”     阿克曼说:“从德国来”。     老人问“你们怎么跟震云认识的?”     阿克曼回答:“在赶集时认识的。”     老人又问了个政治问题:“德国搞没搞文化大革命?”这一下子把阿克曼问住了。“没有搞。”阿克曼照实说。老人一拍太师椅:“毛主席让你们搞,你们为什么没有搞?”     “毛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德国人比较笨,所以没听懂。”阿克曼回答。     “德国人没听懂就算了。”这个老人终于原谅了他们。     待了几天,离开村子时,德国诗人说如果让他一直在村里住下去,他会自杀。阿克曼说:“我不会”。     阿克曼尝试了很多“第一次”的活动,他第一次请林兆华导演歌剧《浮士德》,林兆华一开始就直接把吉普车开上了舞台,在当时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轰动。     阿克曼第一次把伊门多夫的画展开到了中国,伊门多夫在德国已经属于很前卫的画家,在中国艺术界更显前卫。当时举办画展的画廊工作人员都说,实在看不惯这些画,然而这个画展在美术院系学生中有非常好的反响。     “试试是件愉快的事。”阿克曼眨巴眨巴眼睛,调皮地对记者说。     当然,这些尝试也有失败的时候,1994年,他想把在德国享有盛誉的画家昆特·约克创作的表现文化冲突复杂性的《致北京的信》引进中国,引起一次中德文化的“心灵触碰”。     可阿克曼跑细了腿,也没有一家官方展览馆敢接受这样的“先锋艺术”,最后,只有一个破庙改造成的展厅勉强接受,画家来北京的机票都订好了,可展出的前几天,阿克曼却接到了“封杀令”。     13年后的2007年,再次回到中国的阿克曼偶然获悉77岁的老画家还把作品保存在仓库里。老画家称,“在北京展出之前,不允许在任何地方展出。”阿克曼立马明白,他有义务完成这件13年前没做完的事。     这一年的6月23日,中国美术馆8号厅。《致北京的信》展出,20幅画布像晾在屋顶的被单,密密地垂挂在展厅里。昆特·约克把这些悬挂的图画比喻成“线装书”——它像一封无所拘束的书墙,悬浮空中的图书,被层层翻阅的印象,都来自初到中国的灵感,观赏者行于其间,如同“穿行在迷宫当中。”     这是昆特·约克“给中国的一封情书”。观众穿行其中,极近距离地阅读这封几乎无字可循的书信。“收信者”众多,但能读懂者寥寥。     “很多东西都会迟到。”10月31日,在他17层的办公室里,阿克曼捧着印有荷花的茶杯,喝着绿茶,感慨地说,“虽然它迟到了13年,但它的最终抵达证明,名叫历史的邮局,果然不负所托。”     如今,阿克曼走在中国大街上,已不会再有人多看他两眼,可他却会注意那些哈韩、哈日的时髦青年。他对中国文化的“不断断裂和流失”感到无奈,“在西方也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变革,但这些都在自己的文化内核中,中国却不是这样。”     1994年后,阿克曼先后调任至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歌德学院分院任院长,直到2006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担任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     阔别12年,再返中国,他觉得中国人与德国人的隔膜与误会依然很深。在德国,长城这个词是隔膜的象征。有个词叫“ChinaWall”,这个词并非特指长城,而是用了“中国墙”作为封闭的隐喻。     但阿克曼从不认为这种隔膜感有什么关系,他总是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有了隔膜,便意味着开始熟悉这种陌生。”     他也谙熟了曾经很陌生的“中国式交际”,有人夸她上大学的女儿很漂亮,他会脱口而出:一般、一般。常常有人问这个好说话的老头:歌德学院干嘛的?你娶了中国太太,你爱德国,还是更爱中国?两国人闹误会了,你帮谁?老头儿被搞得哭笑不得。     “现在在西方骂中国是个时髦,我们的工作是要让德国人理解,现在媒体上描写的中国不是实际的中国,过去的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也不是一个实际的中国。”阿克曼说,“我们的任务是推动互相理解,尽管这非常难!”

作者: 清风盈袖    时间: 2008-11-5 15:26
好久不见老朋友了,再见你转来的文字,格外亲切!祝一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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