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经济（草舍读古之十七） - 中财论坛

　　
　　农耕经济是一种安定自守的经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封闭性、狭隘性、保守性、自给自足。农耕经济是相对于游牧经济、海洋经济而言的。最典型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至今，就是一个农耕经济国家，它没有广泛的畜牧业生产，也没有先进的航海远洋技术（郑和下西洋在封建社会后期，那是为了撒钱让那些撮尔小国见识天朝上国的豪富和慷慨）。
　　
　　有句话说，上查三代，我们每个人都来自农民家庭。此话不假。上海人把从上海市区以外来的亲戚，都说是乡下来的，哪怕是南京、北京来的。实际上，其实上海是应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才开埠的（上海市起源于国耻，但与上海人无关），也就是说，上溯175年上海人都是乡下人。上海开市还没有美国（1776年独立）的历史长。
　　
　　中国的农耕经济几千年，根深蒂固，其原因与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密切相关。地理环境上，中国基本上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是一个地理上相对封闭的区域，这样的区域风调雨顺的年份要多于自然灾害的年份。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直到近代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之后，才出现多面受敌的局面。自然环境方面，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资源，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河流域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川西平原等等，加上江河湖泊、运河江堰等等自然和人工水利资源，都非常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活动。可见，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天灾人祸中，水利设施能够比较有效地遏制或缓解天灾，而防止内乱和外侵则主要靠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配合的军事实力。
　　
　　中国人拥有这样的自然资源，可谓得天独厚。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称中国为一个特例。仿佛是上天的一块试验田。放眼世界的中国人应当感到幸运。不过，丰富的资源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西方人称之为“资源的诅咒”。意思有几方面，一是人们容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并且挥霍资源。二是兄弟阋墙，相互争夺，引起内乱。三是，钱多招贼，引来外部的觊觎，劫掠和战争不断。
　　
　　农耕经济的限制条件，主要有生产周期长，中原地区作物大多一年一熟，需要付诸大量的人力投入；相对稳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比如要有适宜的水利条件支持，风调雨顺，较少天灾人祸等等。
　　
　　人们赖以生存的希望播种在土地里，耕种和维护的周期较长，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局和风调雨顺的年景，长期耕作才会赢得收成，所以这样的民族由于依赖土地而爱好和平，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中心，使人们能够专注于发展生产，避免战争的袭扰造成减产绝收。中华民族在中原大地黄河、长江等流域傍水而居，因而上游和下游的农业灌溉和治理水患相互影响，人们也希望对水力条件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早在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都有与农耕一统相关的共识，比如发生洪灾时不要以邻为壑，天旱时，河流上游要顾及下游的灌溉，国人叛逃、牲畜走失到其他诸侯国能够归还等等。第一个霸主齐桓公会盟诸侯时就有一条重要的誓言：“不可随意筑堤”，以免对下游诸侯国的水利调节造成影响。
　　
　　纵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国领土分久必合，农耕需要大量人力，小国寡民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说起小国寡民，有点题外话。
　　
　　孔子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百度百科网站是这样解释的：“不担心分配得少，而是担心分配得不均匀”。其实这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的人生理想是恢复周朝的封建制度，这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他怎么可能会要求社会各阶层（天子、诸侯、大夫、平民）的财富平均呢？实际上他这句话里的“寡”不是财富的多寡，而是小国寡民（人口少）的寡。“均”也不是财产的均等，而是公平。东汉儒生包咸和南宋的朱熹都是这样认为的（“均，谓各得其分”）。如此，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本意就应该是：治理大小诸侯国，不怕民众太少，重要的是要让每个人得到其本分所应当得到的地位和利益。
　　
　　农耕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密集协作性，而不是像手工业、工业那样要求分工协作型，这是人口增长的主因。
　　
　　我们知道，举世公认的中国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实际上比四大发明更伟大的是大面积的农耕技术，显而易见，它使无数的人获得了温饱。
　　
　　一般认为，西方对外扩张侵略的主因是工业革命发展迅猛，需要大量的资源，这在客观上也传播了工业文明。真是这样吗？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西方国家热衷于把火药和指南针运用于制造热武器和航海远征的原因是，掠夺比生产获得的利益远远大的多。不是吗？工业革命之前，他们之间就相互打得不可开交，形成四分五裂小国林立的局面，后来觉得就那么大点儿的地方，互相掐架代价大，又没什么油水，才摽着膀子远征东方国家。而同样是中国古代伟大发明的农业大面积耕作方式，直到十七世纪之后才在西方应用。这也是中国古代有那么先进的科技基础发明，比如四大发明等等，后来的科技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
　　
　　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给海洋民族的远洋贸易和扩张指明航向，中国人的智慧也为游牧民族，乃至全球军事提供了简单实用的，却是最重大的发明，那就是马镫。它使得骑手与坐骑完美合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冷兵器时代，战争武器的速度、力量和杀伤力。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则是热武器的开端。
　　
　　近些年来，社会上一直有所谓中华民族是狼性还是羊性之争，其实就是遮遮掩掩地想说，我们的民族有没有侵略性。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狼性的，历史原因也是因为农耕经济。其一，农耕经济起源于从作物耕种中获取生活资料，农耕民族由于依赖土地、生产周期长而爱好和平，而海洋民族、游牧民族是通过渔猎、捕杀获得生活资料，不同的生产方式滋养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其二，地理环境封闭，战争滋扰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但也各有胜负，和睦的年代多于征战的日子。其三，资源充盈，战争的原因只是这些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不必冒海盗之险向海外扩张。
　　
　　由于农耕经济，汉民族性格温文尔雅，尚德扶弱、乐善好施也妄自尊大。我们没有食肉动物的爪牙和凶狠，但有食草动物的尖角铁蹄、生存智慧和强壮体魄。
　　
　　中国古代经济农耕为主，生产周期长，各方面的保障条件要求高，于是这里的人们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它的政治、文化、军事于是围绕这样的经济基础来发展。也由于农耕经济，对土地的热爱，培养了我们民族的大国意识，主要表现在虽然有内斗，但受到外侮时一致对外，同时对于裂土卖国的行径永不原谅。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总是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即使短期的分割状态，也是在同一文化模式下的军阀割据，这种文化传统延续了三千多年。而在西方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数次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最后都四分五裂了。
　　
　　如前所述，农耕经济劳动力密集协作型经济形式，需要有统一的国土和相对长期安定的社会局面，于是，集中管理的政治形式的产生则成为必然。分久必合，历史上每个称王称霸的实力集团都是以统一国土、统领全境为最终目的的。集权统治可以在几乎没有阻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调集资源来实现朝廷目的，当然，这个权力是会被滥用的。
　　
　　这样的政治体制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在儒家文化的构架中逐步形成的。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近来像五四时期一样，又掀起了一轮被诟病热潮。尤其被批驳的是其中涉及政治的内容，认为完全是糟粕。
　　
　　无论怎样糟糕，至少三点好处是无可抹杀的：一，它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数千年传承不泯灭、不分裂，和汉文化的相对稳定流传。二，它保持了中原大片国土的完整，至今仍是一统国家。三，它的大国意识和统治艺术，在中国古代多次导致分分合合的战争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治理一统天下，保持长时期的和平繁荣（比如汉、唐、宋、明、清等朝代）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然，集权制度也有它与生俱来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即权力的滥用和特权的扩张。这个矛盾使得朝廷、贵族走向腐化，贫富分化严重，顺民大众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在“有心人”的策动下兴起一个新的朝代。但农耕经济的封闭性、狭隘性、保守性和自给自足，导致了新朝代几乎是旧朝代的又一次轮回。农民起义的目的一直是推翻压迫农民的旧皇帝，做压迫农民的新皇帝。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无论谁来统治都必须遵循中原政治制度和文化，否则就站不住脚，哪怕扶持傀儡皇帝也不行（比如南宋的张邦昌）。女真族接受了汉文化，建立了近三百年的大清朝。康熙帝不修长城而修人心，“不战而屈人之兵”，深得汉文化之精髓。元朝蒙古族排斥汉文化，曾经那样强悍的帝国，最后又回草原放羊去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试图接受汉文化，遭到王公贵族的打压，终致亡国。
　　
　　由于农耕经济，资源丰饶，自给自足，千百年来中原王朝对抗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威胁，考虑到远袭征伐代价太高，在没有受到不可忍受的袭扰的时候，从来不轻易用兵，主要采取了隔离、和亲和赎买政策。
　　
　　远袭征伐如汉武帝时期和明成祖时期，尽管当时胜利还算彻底，但劳民伤财耗费国力。而北方地区贫乏的自然资源、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剽悍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必将卷土重来，不惜两败俱伤。因此，自古北方威胁难以根绝。
　　
　　隔绝即武力据守，如秦朝的蒙恬和明万历年间的戚继光，据守长城，限制往来通商。这项政策也大费国力军力。
　　
　　赎买、和亲包括通商，如汉朝初期十多位公主和亲单于，当然和亲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赏赐。北宋初年也曾北面用兵，无奈没有了燕云十六州的屏障，罹遭惨败，只好达成盟约，每年“赏赐”北方大量白银和布匹，开放通商等等。这样的政策表面上看有辱国格，也是实力使然，但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共享的妥协，毕竟你活得好也要让人家活着。
　　
　　农耕文明还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历史上，欧洲文明掠夺式特征，诞生于此前的狩猎文化，与滥觞于种植的中国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别。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汉民族聚居的地域物产丰富、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我们世代在这里繁衍发展，抗拒外侮，依靠勤劳、智慧和道德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并深刻地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中国传统的合法政府概念，一般是能够保持国家完整统一，社会相对稳定的政府，这是一条底线。无论是像汉朝那样以文韬武略强化，像唐朝那样包容联合，还是像宋朝那样靠岁贡和文治，或者像清朝那样靠民族融合，只要不像秦朝那样暴虐，人们大致认为这样一个统一管理的政府“合天意，顺民心”。因为以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劳，只要政府能够保持一定时期的统一稳定，国民经济就很快能够迅速发展繁荣，人民相对安居乐业并以为满足。这种观念导致集权统治的国体，是有着数千年的经济根由和历史渊源的。
　　
　　由于千百年的农耕经济，一个统一的中国永远是人心所向，所以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