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起心灵沟通的桥梁
——从人性的角度看《孔雀东南飞》的悲剧
《孔雀东南飞》在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木兰辞》一起被合称为“乐府双璧”，王世贞称其为“长诗之圣”，沈归愚称其为“古今第一长诗”。据诗前序言交代，此爱情悲剧是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且在汉末建安年间就已经编写成文。在艺术上，该诗运用成熟的五言诗体，成功的结合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楚辞》的浪漫主义风格，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得到了历代文人的喜爱。 “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诗前的序言说明在汉末建安年间人们就在为他们的爱情悲剧伤心；“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故事结尾说唱艺人谆谆告诫人们吸取焦仲卿、刘兰芝二人爱情悲剧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该诗的确都是一部杰作。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该诗作为反抗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歌颂青年男女对自由幸福的追求的典型作品多次被搬上舞台，后又作为范文进入高中教材，普及范围越来越广，刘兰芝、焦仲卿作为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作为以生命捍卫爱情的形象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赞颂，而焦母、刘兄则作为反面形象受到人们的批判和唾骂。从文学阶级性的角度讲，这种评价无疑是正确的，该故事的积极意义也正在于此。
但是，笔者认为，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从心理学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下悲剧的原因，使人们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更具现实意义地汲取作品的经验教训，能够更好地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那就是，笔者认为，作品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缺乏起码的沟通造成的。
理由如下。
一、从二人家庭背景看，焦刘悲剧原因除了家长制的影响，更大的原因是家庭成员间缺少必要的沟通、关爱与珍惜。
通过文章的交代可以看出，两个家庭都应该属于有一定门第的家庭。焦母说自己的儿子“汝是大家子”，而焦仲卿可以“作府吏”， 是可以“仕宦于台阁.”的，在当时门阀制度森严的社会条件下，具备这样的身份，属于门阀子弟是无疑的，用现在的话说，起码是“官二代”或者“富二代”。刘家呢？原文中是这样说的：“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兰芝的成长则是“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前来求婚的不是县令的儿子，就是太守的令郎，根据一个简单的门当户对的标准，刘兰芝起码也是士族地主出身。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些材料无疑突出了刘兰芝的高贵典雅，但客观上说明刘兰芝是典型的贵族身份。
——顺便解释一个问题，以就教名家。新版的高中语文教学参考书中的参考资料部分提供了多家看法，其中一文称，刘兰芝的家庭难入“九品中正”，理由是刘兰芝自称“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进而由此得出结论——两家门户不当，刘出身寒门，焦家则是富贵地位——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刘兰芝如此自述，不过是自谦而已，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而不能当做判定门第的理由。具
有传统美德的国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喊出“我爸爸是某某”这样当代青年才会有的口号的。
再看两个家庭的成分构成。焦刘两家构成极其相似。不论是焦家还是刘家，故事中均未提到男性家长，即焦仲卿的父亲和刘兰芝的父亲。两家辈份最高的都是母亲；都只有一个男性成员，焦家是焦仲卿，刘家是刘兰芝的哥哥；都只有一个女孩子，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妹妹。用传统观念来评价，均是人丁单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可能都是有一个母亲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且苦苦支撑一个家庭。因为即使是贵族，那样的时代维系一个家庭也是一个女子难以做到的。而故事发生的时候，除了焦仲卿的妹妹，其他每个人军都进入了成年的年龄。这种情况下，寡居多年的母亲，会对孩子有什么样的要求，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样两个前提之下，两个家庭都应该珍惜眼前的幸福，应该拥有很温馨的生活，但两家都没能把握好。这样的家庭也必然会有一定的特殊性，一般会较为敏感任性，这一点两家人都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我想，除了按阶级分析之家长制，除了封建礼教的要求之外，一个母亲要求孩子围绕在身边，享受天伦，也是可以理解的。按正常的心理分析，爱是排他的，哪怕是母爱。有时，偏激的母爱更有甚之。其实，稍微想一想，现实生活中，因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家庭矛盾甚至家庭悲剧又何尝少呢？——也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刘兰芝焦仲卿的悲剧发生了。
焦刘两人乃至两个家庭，成员之间缺少起码的交流和沟通，是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下面我们看一看，《孔》中的每一个人物又都是怎样做的，才加剧了悲剧的发生的。
刘兰芝——太刚易折，放放身段不为辱
先说故事的第一主角刘兰芝。刘兰芝无疑具有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一切美德。她可谓美丽到了极致，她“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她可谓勤劳到了极点：“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 “昼夜勤作息” 她结婚二三年就“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劳动成果颇丰。她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极佳的家庭教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她品德非常优秀，被赶回家还嘱咐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作为一个弃妇，仍有县令、太守为儿子求婚，真是美名动一方。她与丈夫极其恩爱，生死与共，海枯石烂不变心。这样的女性，还有何可挑剔的？即使按现在的观点，也无可挑剔。这样一个美好的女性的悲剧怎不让人叹惋？但她偏偏不懂一个孤独老人的内心。这样的劳作，什么时候陪婆婆去唠唠嗑谈谈心呢？这是一个为子女孤独半生的母亲啊！现在，有一个公益广告是这样拍摄的：独守在家的留守老人，做好一桌子饭菜，挨个给每个儿女打电话，回答都是“我很忙”，老人只好无奈的放下话筒。难道现在的老人可以让人理解，汉代的老人就是家长专制？所以，悲剧的产生，刘兰芝起码该负不懂心理学的责任。何况，这是一个并不十分匮乏物质的家庭！
再说说刘兰芝回娘家之后的事情。毋庸置疑，刘家、刘兰芝在当地有着极好的名望，因此刘兰芝被休回娘家之后时间不长，既有县令遣媒来说亲。“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应该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一个离婚妇女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佳偶；接着，就有太守家来提亲，——“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这简直就是天赐良缘。 就文学手法来说，可以很好的衬托刘兰芝的名誉地位。这不是本文要探讨的话题。刘兰芝呢？通过文章交代，回家后并未立即向母亲说明与焦仲卿的盟誓，以求的母亲的帮助，直到县令求亲才向母亲说明；即使这样母亲也一直在各方面给以支持。至于哥哥，则一直未作任何说明——我不排除文章用简笔的可能，而是就文说文——这可是一母同胞的哥哥呀！但是，当哥哥说她不做长远考虑的时候，他一没辩解，二未商量，而是当下反唇相讥，“要拿青春赌明天”， ——“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这样的妹妹的确够刚强了。但是，假如你是一个当哥哥的，是去让妹妹做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梦，还是去得到能够得到的幸福呢？假如你是妹妹，即使不同意眼前的婚姻，该不该心平气和的与哥哥商量商量呢？在文中，我没有读到。读到的是在未回家之前刘兰芝具有的成见：“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读到的是她一赌气许婚之后再见到焦仲卿时的抱怨：“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试问，即使是“再嫁从身”，与母亲、哥哥适当的商量一下，起码平心静气的交换一下意见，有何不可？兰芝的悲剧，其中是否存在刘兰芝处理问题的不妥之处呢？
第三，刘兰芝决心并且付诸行动的死在太守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简直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行为，是对别人家的极大侮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家有女百家问，这似乎是人之常情。在文中，太守其人似乎未作什么可恶之事。相反，人家简直是把刘兰芝当宝贝看待的。先是“遣丞请还”，派手下官员去说亲，“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要把自己的“娇逸未有婚”的第五郎，与刘家“结大义”，求婚的过程无可挑剔，丝毫看不出任何强抢民女的意思；兰芝许婚后，堂堂的太守大人简直喜出望外，失去常态——“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恨不得马上把刘兰芝去进家门——“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接着就是准备婚礼——“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缕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这样的排场，在中国的传统当中，表现了主人多么大的欣喜，多大程度的重视啊！可结果呢？当高头大马拉的车子把新娘子接进太守府，当婚礼结束之后，我们的女主人公就“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了……我反复读这篇文章，没有读出任何理由，说明太守家该得到这样的诅咒！兰芝，你可是亲口答应的呀！你可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在兰芝的身上，我的观点是，其人美则美矣，刚则刚矣，但是刚强到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都丝毫不肯低头，因为沟通的不到位而走向悲剧，着实让人叹惋。
焦仲卿——桥梁不畅，母妻面前均失措
焦仲卿是文中另一个重要的正面角色。他的殉情，是最让人觉得可悲的。对工作，他“守节情不移”，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好公务员；对母亲，他想极尽孝道，即使爱妻被迫离去，他也想尽可能圆满的解决问题，是一个想尽孝道的好儿子；对妻子，他爱护有加，最终与妻子双双殉情，是一个忠于爱情的好丈夫。这样的男人怎能活得不累？以前的论者，往往强调他斗争精神不彻底，没有与母亲做坚决的斗争。如果是你呢？作为笔者，我最讨厌的，是一个二选一的话题：假如妻子和母亲同时掉进河里，你会先救哪一个？据说，现在最佳答案是：我举着妻子，妻子举着母亲，然后共同上岸。哈哈！其实问题该再加一个前提：你只能救一个，怎么办？大概每一个有理智的人，不骗人的人，回答这个问题都会被难到失眠得头痛的。不过，话说回来，焦仲卿也的确做得不怎么样。以现在的观点，最起码没有做好婆媳的沟通桥梁，以至于让年迈的母亲觉得自己的儿子要离自己远去，以至于在自己的妻子抱怨的时候手足无措。其实，他只要“常回家看看”，回家后多陪陪年迈的母亲，因为“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因为妈妈孤独的害怕了，他只要让妈妈享受一些天伦之乐。但他没有，即使有一点假期，他也是回到家就钻进自己小夫妻的安乐窝，妻子唠叨后才去着急，才想起去问为什么；然后又没有什么积极的措施；把妻子送回娘家后，也未拿出任何作为，而是任其自然的发展下去；当听到刘兰芝改嫁的消息后，更是六神无主，请假回家也没有任何作为，当下就跑到刘家，讽刺挖苦，决心赴死——看整个过程，焦仲卿可曾有过什么有益的建树？他不是调解，而是火上浇油，在母亲面前发誓“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在妻子面前表白“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把自己置于家庭矛盾之外；当刘兰芝负气答应改嫁之后，又不顾夫妻誓言，挖苦讽刺刘兰芝“贺君得高迁”，说自己“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刘兰芝是“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赌咒“卿当日胜贵”，发誓“吾独向黄泉”——又从那里显示出一个男子汉的气魄了呢？又从哪里显示出了一个家庭支柱的基本的能力了呢？一个堂堂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爱母亲，爱妻子，却让自己最爱的两个人一个死去，一个孤苦一生，焦仲卿啊焦仲卿，你怎能称作礼教的叛逆者呢？你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弱者，百无一用的书生！
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不会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做不好桥梁作用的男人不会是一个好儿子。原封不动的把妻子的话端给母亲，再把母亲的话一成不变的端给妻子，这样的男人，不可能不失败。
焦母、刘兄——设身处地需反思
再说说文中的两个“反面角色”。
先说说焦仲卿的母亲。在上文关于两家基本情况的分析中，对其已做了一些分析。从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焦母是焦家地位最高的人物，按当时的社会条件，也该算老年妇女了。焦父未出场，或者死去，或者服役，或者离家出走——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个单身母亲苦苦支撑着这个家，艰难的把焦仲卿兄妹拉扯成人。前文已经说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寡妇做到这种程度需付出多大的辛苦，没有一定的刚烈性格是绝对做不到的。她爱自己的儿女，尽管这种爱可能到了偏激甚至苛刻的程度。年老以后，儿子上班，儿媳劳作，女儿年幼，老人应该是寂寞的，孤独的。孤独寂寞之时，也许，他会横挑鼻子竖挑眼，文中也亲口说出了“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之类的狠话。但是，亲爱的读者，别忘了，这是在刘兰芝首先提出自遣回家之后。这时的时代背景是汉代建安年间，已经是儒家思想大一统的时代，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之类是正统观念——这也是一般所说的文章按封建礼教的意义所在——刘兰芝敢于反抗，当然是大逆不道。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汉代的老妇具备先进的平等思想吧？至于她两次说到给儿子向东家之贤女求婚，当不难理解，这也正是焦母和刘兄的一致之处。儿子离婚，之后再婚，应是人之常情，当无可厚非。何况，在整个过程中，焦仲卿除了开始说过一句“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之外，再没有做过任何努力。所以，笔者认为，焦母在此悲剧中，虽有很大的责任，但也的确是一个值的关爱的空巢老人。
再说一说文中另一个反面形象，刘兰芝的哥哥。此人在文中占比重不多，但此寥寥几笔，就被几乎所有论家评为“活画出一副趋炎附势的小人嘴脸”。是这样吗？如果把阶级观点放在首位，当然会给人先入为主的成见。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刘兰芝是无可挑剔的，完美无缺的。但是，如从人之常情，即从人性的角度看，我们却可以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且看文章对他的用笔。文章写到刘兄的地方，只有三处。第一处，是在刘兰芝回家途中，兰芝仲卿互表忠诚的对话中，刘兰芝说的“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第二处是太守家求婚遭到拒绝后，“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第三处是许婚后焦刘再见面，刘兰芝向焦仲卿叙述事情原委是，说的“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传统论者即认为，这些地方表现了刘兰芝的聪明才智，有预见性，表现了刘兄态度粗暴，趋炎附势的小人嘴脸。但是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刘兄何等的冤枉！这三处只有第二处是对其人的直接描写，其他两处均是刘兰芝的评价。前文已经说过，焦刘两家情况基本相同，均无父亲出场。那么，根据长兄为父的传统，兄长完全可以替妹妹做主。但他没有，只是给妹妹分析了两次婚姻的利弊优劣，虽然语气强硬了些。妹妹被焦家赶回了家，这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当然应该帮助妹妹安排好以后的事情，何况这是事实。——如果把事情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哥哥，碰到这样的事情，你又会态度如何呢？——况且，妹妹何时曾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对自己的兄长透露过一丝一毫？刘兰芝做的，是先入为主的成见，丝毫不作具体分析。因此，哥哥一发言，即反唇相讥，立下死志，并付诸行动。结果是，刘兰芝流芳百世，刘兄长遗臭万年。呀！刘家的兄长好难当！——托尔斯泰说得好：“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有着各自的不幸。”从刘兰芝的哥哥看，焦仲卿死的太好了，落了个为爱殉情的好名声。如果不死，将来说不定是个刘兄第二呢！
以上是对焦刘两家几个主要人物的分析。这两家人物，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共同特征值得一提——都很刚强，倔强，都具有“磐石”的厚重，“可以卒千年”，但都未曾认真的甚至是粗粗的反省一下自己！假如，一家人都能够替对方想一想，能够像蒲苇一样柔一点，能够平心静气的坐在一起谈一谈，沟通沟通，我想，就这两家的情况，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生活完全可以是比一般家庭更幸福的。所以，我要说，《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是心理学的悲剧，完全是家庭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也不是礼教的主题。这与文学的集中与典型的原则并不矛盾。以家庭或家族为背景，反映重大的社会的矛盾冲突的经典著作，有很多，诸如《红楼梦》《悭吝人》《雷雨》等等，数不胜数，但《孔雀东南飞》更应该是人性的悲剧。以生命为代价，固然表现了对爱情的忠贞，但其中有焦刘二人及两个家庭对家庭矛盾处理不当带来的遗憾。
该从何角度借鉴《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意义，值得当代人思考借鉴。
文学界，文以人传者有之，人以文传者亦有之。因着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故事，其发源地是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的小吏港也名传历史。该地历史上曾名“焦吏港”，史志载“以汉庐江郡小吏焦仲卿而得名”，自汉代就有其址。小吏港镇东有一山岗，名叫“花山”，即焦刘二人合葬的地方。焦、刘合葬墓，当地群众称为“孔雀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墓前还曾有古青砖雕刻的墓碑，每年清明节和腊月都有大批群众到此焚香祭祀。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安庆市怀宁县人民政府对此墓进行了修缮，用大理石制作了墓碑，碑文曰“汉焦仲卿刘兰芝之墓”，其追奉“先贤”之早更远在争抢黄帝、老子、赵云甚至阿Q等等名人的风潮之前。是为了纪念古圣先贤，还是为了提高地方的名气，还是为了炒作，不得而知。
《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在当今社会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要看从何角度去借鉴。
我认为，从人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悲剧的借鉴意义，对当代的教育意义更大一些。随着社会的发展，几世同堂的大家族观念已经很大程度上淡出历史舞台，核心家庭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处理好家庭内部矛盾，建立和谐的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对于家庭的稳定，乃至于社会的稳定，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大，男子在外打拼，老人、妻子、孩子在家中留守的情况十分普遍；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有一对夫妻可能面对的是四个甚至八个老人，如果不加强沟通，相互理解，互相宽容，家庭如何稳定，社会如何稳定？而把家庭问题无限的上纲上线，片面的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程度，或者上升到敌我矛盾，无益与解决任何问题，只能加剧矛盾，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焦仲卿和刘兰芝不是被活活拆散的牛郎织女，不是被摧残致死的杞梁孟姜，不是被棒打鸳鸯的山伯英台，也不是阴阳悬隔的许仙白蛇，焦母、刘母、刘兄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王母，不是位居至尊的秦皇，不是金钱至上的马文才，更不是佛法无边的法海，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母亲、兄长。如果家庭问题处理不当，有点矛盾就用自杀来捍卫自己的“爱情”，而不是积极地想办法去解决矛盾，那么，世界上不知会有多少去死的冤魂，有多少个忠贞的卫士，又有多少个摧残人性的凶手。矛盾的解决，需要每个人付出真心，和谐需要互相的宽容理解。只有这样，家庭才能和谐，社会才能和谐，世界才会是美好的人间。
但愿，《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不再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