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 - 中财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2020年腊月三十晚，全国同胞、海外华人像往年一样，吃饱了，喝足了，高高兴兴地坐在电视屏幕前，享受一年一度的春晚。令人眩目的流光溢彩，俊男靓女的婀娜舞姿，悦耳动听的美妙歌声，逗得人们捧腹大笑的幽默小品，让全世界的华人欢天喜地、幸福满满、豪情万丈。然而，就在新春到来之际，大年初一，传来了武汉疫情爆发的恐怖消息，接着就是封城、禁足，中国人很不情愿地过了一个惶恐、郁闷、不自由的春节。

屈指数来，母亲在病榻上整整卧躺十个年头。她意志顽强，在女儿的悉心照料下，乐观生活。开始时，她还能说会道，读书看报，喜欢热闹。后来，随着时光的推移，她的视力、听力、表达能力日渐衰弱。近两年，她话语越来越少，连她最喜欢看的药书都不看了，显得精疲力尽。

母亲出生于闽西的一个大户人家，她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2期将校班，曾经是独霸一方的国军少将旅长。母亲是家里的独女，由于客家人的风俗，她仅有的一个妹妹出生不久就送给别人家了。富贵人家都希望子孙满堂、后继有人，可这位富豪却没有这个福分，他连着又娶了两房太太，都没能添丁增瓦。母亲自小聪明好学，在她很小时，家里就请了一位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专门教她“之乎者也”。因为学生愿学，老师愿教，这位老先生教了六年才下岗歇业。母亲能识古汉语，会写一手很工整的毛笔字，善聊刘关张，知晓红楼梦，对四书五经不仅仅是略知一二，全仗这六年的私塾教育。母亲的童年很幸福，但好景不长。1938年4月24日，她父亲被奸人所害，在上杭城暴毙。那年，她才10岁。不久，她母亲也病逝了。霎那间，公主成了孤儿。自此，她没有了上洋学堂继续深造的机会，还不足18岁，她伯父托人在邻村挑了户好人家给她定了亲。

我们家不属大富大贵，却是书香门第。祖父是个乡绅，他师范毕业，教过书，行过医，还在李济深手下当过北伐军营长，解放前夕，村民选他当保长，土改结束时，成了地主。他的持家理念颇具特色：女孩不用上学，年龄一到，立马嫁出；男孩必须读书、外出谋生，不许蜗居家中。母亲嫁到我们家，被说成双喜临门，因为恰逢日本投降。那时，父亲刚大学毕业不久，在瑞金电报局工作，母亲对新生活感觉很惬意。

母亲在我们家的身份是大嫂。1952年冬，祖父病故。母亲主办完丧事，当机立断，举家搬迁，一个不留，离开故土，移民江西。我记得，祖母和我坐在鸡公车上，母亲背着妹妹和秋华婶、小姑一起步行。我们走了好长的路才看见汽车。那时的交通很落后，从闽西武平到赣州花了三天时间。后来，秋华婶留在了赣州，母亲带我们到了泰和。

我们在泰和生活了六、七年。父亲和母亲都觉得这一段年月最幸福，最值得留恋。我们一家人丁兴旺，祖母很健康，小姑和我上学读书，后来又多了两个小弟弟。虽然吃饭的人不少，但没有感觉到生活困难，因为父亲的工资不低，当时的物价不高，学费、房租和看病都非常低廉。那时，母亲才20多岁，年轻有文化，找个好工作很容易，可她却乐意当全职太太，操持家务。她买了台蝴蝶牌缝纫机，自学裁缝，很快就学会了。在泰和时，我们一家老小经常穿新衣服，就是因为母亲对裁缝这个行当有兴趣。母亲还买了一套理发工具，因为家里有四个男人，每个月都得理发。她心灵手巧，推出的发型一点也不难看，后来我们很少去发廊。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在泰和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对父亲和母亲都特别友好客气。那时，父亲30岁左右，是邮电局不可或缺的业务骨干，他担任报务组长兼工会主席。母亲是居委会的核心人物，因为她的字写得好，每一期的黑板报都是她从报纸上抄写出来的，那时能断文识字的家庭妇女几乎是凤毛麟角。

1958年，“大跃进”进入高潮，当时有个文件，号召机关单位的干部家属返乡务农。父亲毫不犹豫，在第一时间报了名。因为他在单位很受器重，他感恩戴德，只要党和政府有什么号令，他都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我记得那一天，大街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母亲和别的几个干部家属每人胸前都别着一朵纸做的大红花，在接受领导的表彰和群众的欢呼。这可能是母亲一生中最为荣耀的一次经历。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埋藏着深厚的家乡情节。远离故土，客居他乡六、七年了，祖母和母亲特别想念老家的山山水水、乡亲邻里和亲朋好友。58年的春夏之交，母亲30岁，怀着孩子，带着祖母和四个子女“荣归故里”。按理说，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响应政府的号召返乡，应该受到欢迎才是，可我们回到老家时，却没有感受到丝毫欢迎的气息，乡亲们对我们的回归百思不解、惊愕不已。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很正常。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历了土改的实践和成分的划定，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那时，农民的阶级意识比住在城里的市民们强多了。正因为这样，成分不好的农家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排挤和歧视。父亲和母亲因为太年轻，思想简单，政治上很幼稚，在意识形态领域可谓茫然无知，他们在土改时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自己在外地工作生活，对家事不重视、不过问，结果铸成大错。祖父没有出租一寸土地，没有雇过一个长工，一大家人只有12亩地，却成了“地主”。这顶帽子我们一族戴了几十年，想想就来气！

既来之则安之。母亲有缝纫机，在距家几里外的小集镇上做裁缝，早出晚归。祖母回到家乡，如鱼得水，非常兴奋，完全恢复了她那精明能干、吃苦耐劳的天性。她在家里包揽了所有家务，带小孩，烧饭，洗衣，饲养鸡鸭兔，种菜，搞卫生等等，把一个家整治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我在十里外的镇上读小学，寄养在二姑家。

其实，家乡的生活挺有意思的。过年过节时的走亲戚最叫人开心。我们家的亲戚多得数不过来，七大姑八大姨，加上他们的家人，如果聚会，可以把一个大酒店包下来。在农村，因为沾亲带故而产生的亲情体现了最朴素的人性，即便是严酷的阶级斗争理念也无法将其削弱。母亲与亲人们相处得非常好，因为祖母健在，我们家的亲戚来得勤。他们来时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了一个胖娃娃。母亲总会给娃娃做件新衣服回礼。临别时，大家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说实话，这种温馨在城市里很难感受到。母亲走亲戚时，总会带我去，因为我12岁了，提点东西走七八里路还能对付。所以，我们家族我这一辈，我认识的亲戚最多。

1958年，农村特别热闹，农民不种田，大炼钢铁。男的上山伐木、采矿、挖煤，女的在家里翻寻破铜烂铁和没用的铁制品充数。庙里铁铸的神仙菩萨被砸成碎片送进高炉。我们小学生也进山挑木炭。记得我翻山越岭挑了10斤木炭回来，累得我喝了5碗虾米粥。农村的大炼钢铁实质上是大浪费、大破坏、劳命又伤财。很快，农民的没有文化、不懂科学、盲从、瞎折腾的恶果展露无遗，饥荒开始了。

中国的大饥荒在58年底已初见端倪。广大农民开始吃不饱，后来没饭吃，不少年轻人离乡背井找活路。我们家的日子比乡亲们好过些，因为享受粮食供应，每个月可以到镇上的粮店买到定量大米。可是，向我们家求助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亲朋好友根本就不能拒绝。这样一来，我们也尝到了“吃不饱”的滋味。母亲和祖母绞尽脑汁精心打理，一家老小的日子还是越来越紧巴。祖母每天省吃俭用，超劳又操心，结果大病一场，气息奄奄，眼看就要升天，吓得母亲赶紧把茂贤叔叫来。茂贤叔是村里最聪明的人，没有他办不成的事。他仔细端详祖母那疲惫无神的脸盘，很专注地触摸了她那冰凉的手腕，然后，对母亲轻轻摇了摇头。他正要离开时，突然看见桌上有一瓶药，拿起来一看，里面装的是黑锡丹，一种很细小的药丸。他不知道这药是治什么病的，犹豫了片刻，对母亲说，不妨用它试一试。母亲居然同意了。祖母服用了一勺黑锡丹和一碗水后，猛地咳了几口痰出来，奇迹出现了。

祖母病了，还多了个小妹妹，一家老小七口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独木难支，母亲不想在老家再住下去，但镇上不让迁户口，大概是成分不好的缘故。剩下的日子，母亲只要有空，就写信，催促父亲早日回老家接我们出去。但父亲迟迟没来，因为组织上刚调他到吉安，担任工程队队长，那是一个比较要紧的工作。半年以后父亲才回来，他跑了一趟县城，找到县长，请他准许我们迁户口。县长二话没说，给镇里打了个电话，问题圆满解决。显然，县级干部比乡镇干部更大方、更英明、更有水平。

第二次移民江西，父亲把我们安置在赣州，因为启叔一家住在那里。照理说，我们应该在吉安落户，可父亲拉不下面子，生怕同事会说光荣返乡才一年就回来了。赣州是座美丽的城市，有坚固的城墙、整齐的街道，在我们眼里，它是大城市。后来，小姑带儿子来了，景叔也来了。母亲和小姑亲如姐妹，她自进了我们家，姑嫂俩人就相依为命。我们回老家后，小姑也带着孩子回老家，我们从老家迁到了赣州，她也来赣州。就这样，59年夏，祖父名下的大部分人在赣州城重聚，一大家人开始了崭新的城市生活。

城市生活跟农村生活大不一样。城里谋生的机会很多。母亲充分发挥了她的聪明才智，灵活机敏，不畏艰辛，广开财源。母亲曾经背着孩子在城外的河里淘钨砂，那时的钨砂价值千金。母亲曾经领着我和回家探亲的父亲在码头挑砖。母亲多次组织全家人为火柴厂制作火柴盒。母亲还买了一辆板车承包了一家中转站的货运。母亲亲手做了很多鞋垫，叫我和妹妹晚上到街上摆地摊。母亲还担任过街道食堂的管理员。···不一而足。劳动是个很神奇的人生伴侣，不光能让人挣钱致富，还能使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积极主动的劳动把母亲锻造成为一名质朴的劳动妇女。她的打扮、装束、言谈举止，乃至所作所为，俨然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市井妇人的写照，谁都看不出她曾经是千金小姐，曾经是阔太，曾经是可以在台面上展示书法功底的知识女性。我很小时，母亲总喜欢给我讲三国故事，教我读诵三字经，可她从未给弟妹们讲过任何故事，从未要求他们读这诵那，仿佛她已忘得一干二净，成了文盲。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们一族离开老家，奔往异地他乡，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就此而言，作为大嫂，母亲起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的上半叶，赣州成为我们家族的福地。启叔有了三个孩子。景叔成家立业。小姑读完卫校成了白衣天使。我上初中了，妹妹上小学。母亲不甘落后，进师范参加师资培训，当了小学教师。远在福建尤溪工作的季叔一到暑假就会来赣州与我们团聚。那时候，福建啃地瓜，江西有肉吃。

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四清运动开始。我们家这么多人既无掌权者也无掌财者，是清一色的劳动者，这运动跟我们毫不相干。可既然是一场政治运动，就必然要跟“阶级斗争”挂钩。这所谓“挂钩”，就是在运动初期叫地富反坏右分子“过个场、亮个相”，尤其在农村。在这一方面，城市里好很多，但也很难幸免。不记得是63年还是64年的某一天，居委会的大妈通知我们家，立即送祖母回原籍，说这是上级文件的规定。母亲听了，大惊失色，求奶奶告爷爷，不知如何是好。母亲和祖母一直生活在一起，没有分开过，婆媳俩相处很融洽、很默契。如果没有祖母的帮衬，母亲会一事无成。一大家人，这么多孩子，这么多的家务杂事，没有祖母的担当把持，这个家难以维系。祖母不识字，满嘴客家话，别的话她听不懂，是典型的中国劳动妇女。土改前，她除了生儿育女，就是种田干活，我们家的12亩地就是她统领家人种的。移居江西后，没田种了，她感觉不习惯，整个生活空落落的。本来祖母可以不回老家，只要悄悄挪个地方，避过那阵风头，就没事了。可她自己也想回故乡，她没有考虑到，她回去后，我们每年都得有人去探望她，千里迢迢，费时又费力。多年来，探望祖母最频繁的是母亲和季叔。祖母在老家有5个女儿，她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想清静时，自己独住。乡村干部和左邻右舍都很羡慕她、尊敬她，称呼她“杨伯”。祖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去世，享年90岁。

**一开场，父亲就进了“牛棚”，接着是戴高帽游街，造反派抄家，我们家唯一的“生产资料”缝纫机被抬走。母亲在家，一个人带着孩子们，几乎无法应对。要命的是，父亲被开除公职，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工资。父亲崩溃了，这打击太大。更要命的是，那伙人派了部卡车开到我家门口，要把我们全家送回原籍。这下把母亲惹恼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世上那有这样欺负人的，母亲抱着大不了一死的决心，赶跑了那伙人，守住了吉安。接下来几年，母亲和父亲在房前屋后开荒种地，很有收获，玉米、南瓜、红薯和各种各样的蔬菜，吃都吃不完。我们还常到工厂附近拾煤渣。日子还能过下去。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展开了。我们一家出了三个知青还不够，街道办硬将我们家的户口和粮油关系迁到吉水县的一个小山村。母亲再次展示了她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置之不理，坚决不去。后来，麻烦事不断。没有户口，弟妹们上不了学，没有粮油关系，买不到米。母亲在政府的许多部门穿梭、打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了一筐筐感天动地的道理，博得人民公仆们的同情，麻烦事得以妥善处理。

好像是在1987年，母亲60岁，又一次回老家探亲，她在姑妈家看见一本厚厚的很破旧的书，翻开一看，原来是一本中医古籍。书中文言文记载的是各种疑难杂症的中医药方。她爱不释手，如获至宝。她精心修缮了这部古籍，随身携带，每日必看。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母亲的人生轨迹，她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虽然已进入暮年，她决定自学中医。为了投其所好，我们帮母亲买了不少有关中医的书籍，但她最钟爱的还是那本古籍。

母亲自学中医很专注，几乎是全身心的投入，很有成效。对她说的一套套中医道理，我们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慢慢地产生了一种依赖，只要哪里感觉不舒服，我们就会告知母亲，她会去药店把药买回来，然后提醒我们生活起居的注意事项。后来，左邻右舍，跟她同龄的一些老头老太也经常向她咨询各种健康问题。母亲年逾古稀还一个人经常往老家跑，一住几个月，不仅因为那里可以採到很多草药，还因为老家有不少人迷信她的医术，有的农民甚至称她“神医”。

进入耄耋之年后，母亲不小心几次摔跤，导致无法站立。母亲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她拒绝住院治疗，安心在家静养，精神好点时，她会坐起来跟大家聊天，疲劳时就躺下闭目养神。她每天的饮食是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小碗粥或面和青菜豆腐，高兴时才会吃点别的东西。她身边只备有一种药：速效救心丸。她吩咐家人，在她呼吸不畅时，就给她服救心丸。母亲在病榻上坚持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