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光再退后二十年，我正是一个上初中的半大男孩。傍晚肚子饿得咕咕叫，还得去火车站背煤。
火车站叫通安驿。煤机头的年代，所有的火车都要停下来在此上水。因此，小站上就有无数的像飞蝗一样的抢煤人。一旦火车进站，车还未停稳的当儿，他们就纷纷跃向装煤的车厢。这时候，一颗颗脑袋大小的煤块就从车厢里飞出。他们往往是上面的扔，下面的拾。等到铁路公安察觉，提着警棍追来的时候，那些人已背着煤块，跑得无影无踪了。
那时我羡慕这些技艺高超的偷煤人，希望也能像他们那样跃上车厢，将大块的煤扔给车下的家里人。然而我太小，胆怯，没有力量。父亲又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民办教师，为了所谓“声誉”，他不肯干这样的事。因此，偷煤的事就落到了母亲身上。
那年月，刚刚包产到户，土地瘠薄，家里连麦草也少得可怜，村里人只好拾柴为生。渐渐地，野洼里的蒿草被铲光了，就只有到火车站去碰碰运气了。
冬季里，母亲就和村里的一帮女人来到火车站。眼看着飞蝗一样的年轻人跃上车厢，将大煤块扔下来，轻易将煤掠走，母亲们只有羡慕的目光。
“哧！哧！哧！”庞大的蒸汽机在临近火车站的时候，先排除一阵雾气，接着，“哐当”一声，就停下不动了。车站上一阵骚动。铁路公安正忙着追赶那些跃到车厢上偷煤的“飞蝗”们，母亲们却悄悄钻到那蒸汽机头下面的旮旯里去了。那庞然大物里一个巨大的锅炉，锅炉旁堆积着一堆已拌了油的煤末子。母亲们就小心翼翼地将一个个小铲子伸进一个车厢地板的小缝隙里，一铲又一铲，那些流着油的煤末子就掉进了一个破脸盆里。如果幸运，每一趟火车停下时，就可得到两脸盆煤末子。但母亲们的伎俩很快就被机头上的司炉发现了，愤怒的司炉拿出一条长长的铁棍，从地板的缝隙里捣了下来，母亲们只有落荒而逃。
没有车的时候，母亲们就到车站附近的罐儿沟去晒太阳，说着家长里短，守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一堆流着油的煤末子。远远地听见火车来了的声音，就又赶紧起身，拿着那个黑乎乎的破脸盆，悄悄溜进庞然大物下的旮旯里。整个冬日，只要天气不是太冷，母亲们天天就做着这个营生。
好不容易挨到散学，我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但还得往车站上走。与我同样命运的还有村里的二蛋、金元、平儿等。自早上吃过一顿包谷面糊糊，中午吃过一个“黄团长”，我们就想着家里的一顿晚饭了。
往往是到小站上的时候，父亲和村里的男人也正好来了。他们都担着同样大小的两个筐子，装了满满一筐煤末子，堆得像个小山似的，担起来闪着走了。剩下的煤，就留给女人和我们这些屁小孩了。母亲们心疼自己的儿，往往给小背篓里装上不多几锨，自己却背得很重。
火车站通往村里的是一道山梁，大概四五华里左右的路程，我却觉得漫长无边。一是因为饿，二时因为身子骨太单薄，承担不了多少重量。因此，每走一段，总要靠在地埂上歇缓一番。这时候，母亲也就在我附近的地方歇了下来。她一边用袖子擦着额头的汗，一边就说“看你不好好念书，将来就跟你爸一样的命”。当我刚要辩驳的时候，她又起身走了，我就只得在后面跟上。如此歇缓过几次，就到山梁上了。路开始平坦起来，我加快了脚步，一会儿就越过了母亲。
煤油灯盏挤着亮光的时候，我们就到家了。母亲脱下油污的衣裳，开始到厨下去做饭了。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就叹息太累了，明天不到车站上去了。但第二天刚刚吃过早饭，她就又换上那身油污的衣服，和村里的女人一同去到小站。
家里的煤开始多了起来，厨房里不知什么时候弄了一个烧煤的锅灶。点燃一团麦草，快速放进炉膛里，笼上树枝，再将煤末子用水拌成糊状，一团团搁在那燃着的树枝上，然后拉动风箱，一股浓烟就开始在厨房里弥漫。一会儿，煤烧着了，火苗舔着锅底，一锅饭就熟了。
三九寒天，母亲又请来了匠人，在厅堂里的炕边上造了一个土炉子。那些煤末，又被母亲和了土，做成了煤块子。整个冬天，北风在庄窠外肆虐，而家里，因为有了个土炉子，总是暖暖的。
日子好起来了，责任田被家里的积肥喂得肥肥的。有一年，风调雨顺，家里的麦囤几乎顶到了房顶了。打麦场里，草垛堆得很高，吃供应粮的日子结束了，家里几乎每天都吃白面，我也不必饿着去上学了。母亲把那个土炉子拆了，买了一个大铁炉，又用卖党参的钱买了一吨块煤。一个冬天，家里人就可围在大铁炉边喝茶、闲话了。而这时，厨房里的那个大风箱也退休了，被换成了电鼓风机。做饭的时候，一按开关，炉膛里的火苗就冒出老高。炉膛上面又按了一个换气扇，厨房里再也没有了那呛人的浓烟。
17岁那年，我幸运地考上了省里的大学。当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小城里教书的时候，火车已换成了电力机车。大货车再也不会在小站上停留了，小站上早已没有了飞蝗似的抢煤人，母亲也再也不会到那庞然大物下偷煤了。
但每次回家，总要乘坐慢车来到小站上。当我越过站台，走上小站通往村里的那段山路的时候，仿佛还觉得，身后背着一背篓沉重的煤末子。
啊，小站，令人难忘的小站！
:handsha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