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我驻足观望，寻找我家老宅的位置，却一点儿也找不到它的迹象。
老宅，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是那么清晰，它就座落在那里，那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港湾。
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泰来县，地处嫩江南岸，嫩江水从县域内流过，滋养着近200万亩的水稻和200万亩的杂粮杂豆，小城的东侧有自然湖泡，终年有水，从未干涸过，泰来盛产大米和各种鱼类，可谓是鱼米之乡。
我记事儿的时候大约四五岁，我们一家四口人，爷爷、爸爸、妈妈和我，在泰来县城定居，一直租借房子住，曾经搬过四次家。后来二妹、大弟出生，我们家就有六口人了。我八岁那年，也就是1958年四月中旬，父亲花150元买了石家油坊西侧的两间土平房，大弟刚出生半个月，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急忙搬了过来。
一
两间土平房，地处县城的南边，石家油坊西侧，西边是一个高高的土墙，里面是煤木公司。
这个院子很特别，南面和东面都有院落，我们的房子在里面。但是都有出入的小道。南边靠东是一排正房，东边紧挨着是一排厢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从东边上街，也可以从南面上街，出入很方便。院子里一共三户人家，我家靠东边，连脊的房子，紧挨着就是王家，也是两间土房。再往西是姜家，他们的房子是独立的两间房，靠西侧用土墙围了一个大菜园子。而我们和王家之间没有任何篱笆和土墙，而且两家共用一个山墙，空阔的院子很大。
这两间土房已经很旧了，松木的檩子已经熏得黝黑，高粱杆做的房薄熏得黝黑不说，而且有的秫秸已经断裂。四面土墙是用黄土抹的墙里子，也是熏得黑黄色。一铺南炕，窗子分上下两块，下半是玻璃窗，上半是可以开合的木楞窗，糊着窗户纸。外面的地面离窗台仅有二尺不到。可见这处房子是有年头了。尽管如此，我们一家很开心，我虽然还不满八岁，也会感觉到爷爷、父亲、母亲那愉悦的心情，我的心里也觉得特别踏实。
因为多年到处租借房子，我家没有太多的家具和物品。只有两个蝶花牌香烟的大纸箱，里面装着我们几口人的被褥、衣物，有一张大饭桌和一个银白色铸铁的洗脸盆和锅碗瓢盆等家什。
父亲会木工活，也会瓦工活儿，曾经靠瓦工挣钱有好几年呢。父亲开始琢磨安顿这个家了，先买了一对木箱子，然后自己做了一个橱柜，里面放上碗筷碟子等，还做一个三屉桌。我家有编苇席的手艺，为了编席子方便，把厨房一分为二，进门处是锅台，煤堆、木半子等。另一部分与住屋相通，这样就有了一个空地，地面做了硬化处理，可以用来碾苇子，编苇席。后来又在住屋北侧搭了半截小炕，我和二妹在小炕上住。渐渐地这个破旧的房子就像一个家了，虽然生活比较清苦，却是一个温馨的家。
土房最怕下雨天。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在炕上用大盆小盆地接着雨水，地上就任凭漏雨随意滴答了。一到下雨天，心情格外郁闷。房顶每年只抹一次。那时候用碱土抹房子，一到春天，各家都买两车碱土，这些土大都是从东碱泡子边上挖出来的，几块钱一车。土买回来堆在院子里，等父亲有空了，还得天气好的时候，才能抹房子。说起抹房子，真是一件大事儿。父亲上班，没有休息日，只能起早贪黑地干。父亲个子不高，比较瘦弱。但是这个家还得父亲撑着啊！我和弟弟都小，不会干活儿，抹房子就是父亲一个人干。我家没有叔伯亲戚，所以一个帮忙的人也没有。父亲早起挑水，把碱土掺上切碎的谷草，用水和好，先闷着。大约闷上一天左右，再用三齿勾倒开，把泥弄得软软的。父亲用长把的叉子把泥先甩到房顶上一堆，然后爬上房顶，用抹子、托泥板开始抹房子。泥用完了，再下来往上边甩泥。甩泥可是个累活儿，不使劲儿，那黏黏的碱土泥根本甩不上去的。我看着父亲一叉一叉地往房顶上甩泥，心里干着急，帮不上忙啊！到了上班时间，父亲按时去上班。中午回来抹一块，晚上回来抹一块，这两间房的房顶得三四天能抹完。给父亲累得胳膊腿都疼。可是一场大雨，房顶上的泥依然被雨水冲掉，年年抹房，年年漏雨。
矮矮趴趴的小土房，却是我们温馨的家园，我们幸福的港湾。少年不知愁滋味，只知道做着美梦，期盼着有一天住上宽敞整洁，不漏雨的房子。在这个房子里，我们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爷爷去世，相继二弟、三妹、老弟出生。我们一家八口人住在这个小土房里。我和二妹学会了编苇席，晚上，在煤油灯下，妈妈编席子或者做针线，父亲劈苇子，我给母亲读小说，或者和二妹一起扒苇皮。我们家一年365天，除去除夕和大年初一，天天是苇叶满地，苇子成堆，席子盖地，十分凌乱。后来，母亲出去干零活，我们窄小的房子不再被苇子、席子铺盖，整洁了许多。我和妹妹弟弟们又先后下乡插队，这个老房子就是我们最期盼回归的港湾。
二
我们一天天长大，房子一天天陈旧。这矮趴趴的土房却演绎着我们姐弟六人长大成人的故事，那些往事总在心中缭绕，挥之不去。
记得我在这里上小学，爷爷搬着手指头说：往上数了几辈，咱家也没有上学堂的人；妈说：琴，一定要好好上学，妈供你。我成了宫家第一个上学堂的人。
记得我们院子里一群孩子，每到晚上就玩捉迷藏，这是当年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也叫藏猫猫，一个人躲起来大家去找。那么空旷的院子，哪里有藏身之处啊，只不过找一个隐蔽一点儿的房山头躲一躲，不一会儿就被大家找到了，还是开心不已。童真的笑声惹得月亮星星直眨眼睛。
最喜欢过年的时候，我和二妹去新华书店买来年画，老爸用白灰把墙刷一刷，整个屋子就显得又明亮又宽敞，贴上年画，做一桌子好吃的，欢欢喜喜过大年。只觉得这个家特别的温馨美好。
我初中还没毕业，我们就到农村插队落户，那是1968年末，我们办理了下乡插队手续，成为了泰来县大兴公社阿拉新大队的农民，也叫知青。离开了生活了十几年的那个小土房。但是我们会经常回家看看，过年放假可以在家多住些日子。记得1969年的春天，我跟着知青和社员到地里送粪，突然感觉头疼恶心，坚持不住了，请假回青年点休息。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头疼得厉害，睁不开眼，恶心难受，躺着炕上直哼哼。卢姐见状说：小宫是不是起什么了，赶紧找来当地农家的一位老太太，她在我的胃部扎了一针，挤出一点血，然后拔一个火罐，用一块面碱塞到肛门里，我只觉得肚子开始哗哗作响，头不晕了，眼睛也能睁开了，突然要排便，两位姐姐扶着我出去，还没到厕所就忍不住，在柴火堆旁排除好多黄水。症状明显减轻了，只感觉特别虚弱。第二天早上，卢姐对我说：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吧，在这里也干不了活儿。还告诉我到大队部门前，每天都有大马车去大兴公社。我背上一个黄书包，来到大队部门前，看到一辆大马车停在那里，好多人挤了上去，我还没好意思开口，马车就启程了。又等了好久，再也没有马车过来。此刻，我就一个心愿，回家，回家，回家！于是，我自己步行20华里，来到大兴火车站，在荒芜人烟的旷野里行走，什么鬼怪传说我都不怕了，只想快点儿到家。我搭上去泰来火车站的货车，回到了县城。当我走进院子，看见那两间破旧的土房的时候，忍不住眼泪哗哗直流。有病时那么难受的折腾我都没有掉泪，此刻到家了，却忍不住大哭起来。躺在热乎乎的火炕上，吃着妈妈包的素馅饺子，就觉得病已经好了一大半儿了，那种独特的家的味道让我酣然入睡，那么香甜，那么舒适。
三
1971年，我返城参加工作，我们依然住着破旧的房子，可以说那房盖摇摇欲坠，我的男朋友与我老爸一起把房盖彻底换了新苇子，把已经酥了的土墙进行了修补。那时候我也可以帮一把手，帮着拖土坯、打苇帘等一些零活，房子维修好了，低矮破旧的房子焕然一新。夏天也不担心到处漏雨了。弟弟们陆续长大，每年抹房子也有了帮手。我结婚以后，经常回娘家住，在热乎乎的火炕上睡得特别舒服、踏实，总有一种家的味道让人心里稳稳的安宁。
弟弟妹妹都长大了，这两间房子根本住不下。老爸便带领弟弟们在门前八米之内盖了一间仓房，又改成两小间，这两小间房子成了弟弟们的婚房。后来弟弟们都有了自己的房子，老爸老妈和大弟弟一家住在一起，大弟弟又把房子翻建成砖瓦房。这里就成为我们姐弟的大本营。每到节假日，老爸老妈做一大桌子好菜，等着我们回来。有时候老爸会到大街上望着我们回来的方向，盼着我们早点回家。我们姐弟六人都成家立业了，老爸老妈成为坚守大本营的主人，他们总是琢磨做点儿好吃的等我们回去团聚。街坊四邻都羡慕我家经常团聚的场面。一大家子和和气气，团团围坐，虽然房子不宽敞，但是那份浓浓的亲情却是特别地丰满。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也是老爸老妈的幸福所在。小小的砖瓦房承载着我们祖孙三代人的烟火，承载着一个大家庭的温暖与和谐。
时间荏苒，转眼间我们一家人在这座老宅里住了近50年。后来城建规划道路，老宅必须搬迁。我们回到老宅，看着满院子的家什，心里一股酸楚的滋味涌了上来，多少美好的时光，在这座老宅里度过，多少欢乐的日子在这里流逝，多少温馨的团聚在这里留连。那一天，年近八旬的老爸步履蹒跚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看这里，又摸摸那里，心中更是有多少的不舍啊！只有他老人家自己懂得。
时代在进步，几年间这里便盖起数座楼房，老宅消失在时光的流逝之中。每每路过这里，我们只能用心去寻找记忆中的老宅了。它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是我们梦中最温馨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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