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今诗人多如星辰。皇帝中也有很多会写诗的。《封神演义》开篇第一回，就写商纣王被女娲娘娘的容貌所打动，写了一首情诗，题在女娲宫壁上。惹得女娲大怒，派了一个千年狐狸精冒名苏妲已，坏了他的江山。有些皇帝，诗还写得很好，成为著名诗人。例如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再加上另一个儿子曹植，父子三人开创了一个建安文学时代。曹操的《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棲……”和曹丕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都是鬼斧神工的绝世篇章。另外还有一对著名的父子皇帝诗人，金陵南唐的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李璟的《摊破浣溪沙》：“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栏杆……”和李煜的《虞美人》：“……玉栏雕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都是文学史上光华四溢的千古之作。就连只有扫盲文化水平的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也会写诗。刘邦虽然未被称作诗人，但他的那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却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很深远的影响，为后世所广为称誉。朱元璋的诗，流传很多，都写得很好，让人莫辨真假。有一次他进攻陈友谅，船行至长江小孤山遇风，将士说要祭小姑神――因小孤山又作小姑山――他作诗一首云：“大孤过了小孤过，风浪迎船奈尔何。丈夫自有凌霄志，谁肯低头拜老婆。”倒颇似他的口气。
写诗最多的，也在皇帝一族之中，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一生写诗三万多首，比大诗人陆游的九千多首还多两万多首。如果算他从十岁开始写诗，享年88年，平均每年写诗近400首，一年的诗，比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六百年间全国诗歌的总量305首还要多。然而，文学史上竟没有他一首诗，许多人甚至都不承认他是诗人。年轻时，我因仰慕他的风流倜傥，曾到处寻过他的诗集，但一直未寻到。据说，在他的生前和身后，都没有出版过他的诗集，只在承德避暑山庄和江南名胜之地，留有他的大量的“到此一游”性质的题诗。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曾见他写过一首诗：“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全是数字，后来做不下去了，刘罗锅赶紧为他接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用刘墉的话说，有了这最后一句，这就成了诗，如果没有这最后一句，就什么都不是。这当然是虚构的，但乾隆皇帝的诗，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水平吧。
乾隆皇帝是一个政治家，但搞政治并不妨碍写诗，相反，还能为诗增添一种“大气”，这是一般诗人，例如什么“婉约派”、“花间派”、“性灵派”、“颓废派”等等都无法具有的，刘邦的《大风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搞政治的人，也容易从讲政治的高度来理解诗，从朦胧诗意中，看出“敌情”、看出“阶级斗争”来。乾隆皇帝就是这样的一位政治家，因此，他也是历史上制造文字狱最多的皇帝；而在他制造的文字狱中，就有许多是“诗祸”。
乾隆二十年二月，乾隆皇帝发动了一场对内阁学士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的大批判运动，亲自写了一篇大批判文章。胡中藻的诗中，究竟有什么反动诗句？乾隆在文中细加摘录，并逐一批驳。来看几段他的批判：
“……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本朝建国以来，天下太平，国家繁荣，远胜于汉唐宋明，却说‘又降一世’，还有人心吗？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这难道不是说住帐篷、穿毛皮衣服之人（指满人和蒙古人）又是什么呢？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老是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所指何意？
“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怎有‘朝门不开’之说呢？‘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又是何物？其指摘、斥责之意，难道不当诛吗？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頫首同’，盖谓山水蒙受羞辱，低头无奈，谤讪显然（意即借写山水，将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周王舁彼因时迈’，盖暗用周昭王南征故事，以为朕不知道呀（西周昭王曾多次南征，终因船坏而溺死于汉水）！又曰‘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听说有灾就加以赈灾抚恤，怎么说如佛灯一样难遇见呢？”……
乾隆在这篇大批判文章的最后说，他见胡中藻诗已著数年，相信必有明大义之人来参奏，但诸臣及言官中，至今并无一人参奏。可见，乾隆的政治敏锐感是超强的。就因为这些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诗句，胡中藻在被批判了一通以后丢掉了脑袋，还牵连到其他许多人：广西巡抚鄂昌因与胡中藻“诗篇唱和”被“令其自裁”，已故大学士、总理事务大臣鄂尔泰，是胡中藻的老师，乾隆在谕旨中说：如果鄂尔泰还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今已身故，命将其撤出贤良祠。大学士史贻直，因是鄂尔泰一党，又托鄂昌为其子谋官，被勒令回籍，闭门家居，侍郎裘曰修因曾说过“《坚磨生诗钞》或已进呈御览”的话被革职，还有为胡中藻刊刻诗稿的张泰开，“纵容”胡中藻的江西按察使范廷楷，胡中藻的门生知县李蕴芳、试用知县申发祥，胡中藻的弟弟胡中藩，侄子胡论觉，亲戚张绍衡等人，也都受到查处。由于乾隆对诗的摧残，到了乾隆中后期，清诗就尽失清初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光芒。诗人脱离现实，庸俗苟安，诗风雕章琢句，玩弄词藻，出现了“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等流派。直到乾隆以后四十年，鸦片战争的炮声，震动了沉睡的中国大地，清诗才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复兴。
写诗要有诗才，乾隆皇帝一生作诗无数，却没有一首流传，不能不认为他缺乏诗才。他的政治家气质，没有成就他的诗的“大气”，反而影响了他对诗的理解。他的高度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说到底，是来源于一种恐怖心理，对失去江山的恐怖。任何独裁者，无论外表怎样强大，但本质上都是很虚弱的；这种虚弱导致了他们政治上的极端敏感。在承德避暑山庄松云峡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乾隆从公元一七七五年到一七九八年，即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三年二十三年间，用同一题目所写的《林下戏题》六首诗，其中在嘉庆元年――其时他已归政嘉庆皇帝、当了太上皇――的诗中说：“劳心军务及捷信，靖逆安民听凯歌。”诗中还自注：“近因盼望军营捷报，心绪焦劳，予盼捷之怀，日甚一日，殊难自遗。”此时朝廷正在进剿白莲教起义，他一直忧心忡忡。在从山庄回京途中，行至密云县的腰亭行宫，又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云：“腰亭晚坐心增忸，望捷去还望捷回。”嘉庆三年五月，他又来到避暑山庄，写下了《林下戏题》最后一首诗，在诗自注中说道：“自丙辰元旦授玺（即嘉庆元年，此年他辞去皇帝职位，当了太上皇），迄今已阅三年，而训政敕几仍未敢一旦稍懈，并以筹剿教匪，切盼捷章，驰谕督催，殆无虚日。”此年他已88岁，几近生命的尽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为他的江山永固而惶惶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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