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轨，铁轨 - 中财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一

我一直生活在中原的一个小城，听着铁轨声音和车站的声音长大，孤独的城市，因为有了火车，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培育了市民的想象力，心底的第六感觉总有一个未知的未来在远方影影绰绰。

我的家就住在北方一座小城的铁轨边。保持和铁轨的同样的震率，心脏和铁轨保持同样的振幅，总是热血奔流，激情无限。车站里的铁轨，铁轨里的车站，铁轨上的火车，蒸汽机，热气，变幻的人形，这些东西哐当哐当地，卡住了我的少年快乐，藏住了梦想，有了铁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窜火车，燕子一般飞来飞去，扳道岔的铁路工人见到我们就如见到了魔鬼，骂骂咧咧一口脏话。

出生以后，认识的第一个大家伙就是火车，啊，乖乖的黑家伙，会吐白气，有天大的力气，拉着那么长的车队轰隆轰隆地跑，从山西跑到山东，再从山西跑到山东。我们那时候只是知道山东山西两个地方，觉得世界就是由这两个地方组成的，就像扁担两头担着山东山西，很匀称。第一个崇拜的图腾也是火车，面对这个大家伙，想，什么时候有它这样大的力气呢。

在铁路边长大，大人和孩子说话都高声大嗓的，因此，我很嫉妒那些小声细嗓的人儿。在铁道边，你不说话，火车也会自己说话，火车车轮和铁轨亲吻的很热烈，没有一天会停歇。半夜三更，火车道边的大喇叭也会说话，“11拐，二股道，三股道”，彻夜不息，这些耳熟能详的声音像是安眠曲，骤然住到别的地方听不到了这些报更似的声响，反而睡不着觉。

蒸汽车头力气大，嗓门也高，车头有司炉和付司机不停地轮换着往炉子里填煤炭，红的炉火，黑色的车头，肥硕的火车轮子，绵长的没有边的铁道线，最大程度地解放了一个少年的想象力，甚至影响了性格的成长，说话高门大嗓，进入16岁以后我们就学会了抽烟喝酒，性早熟，十六七岁普遍有了女朋友，年轻人称呼为“靠”，有的“靠”，成为了终身伴侣，有的“靠”，化作了青春期的记忆青烟。

人住在铁道边，就住在摇篮上，或者是火山口，生活里的一切都是摇晃的。房子是摇晃的，鸡棚和猪圈是摇晃的，吃饭时端碗的手也是摇晃的，去厕所时白晃晃的屁股是摇晃的，说话时的嘴巴是摇晃的，因为摇晃，在铁道边生活的人大都说话结巴，当然我也是结巴的，上大学后，一位擅长绕口令的老师用了老鼻子力气才纠正了我的结巴，那段时间，我是天天运行这样的功课：“影壁上印三峰，红峰、青峰、粉红峰”，还有“板凳宽，扁担长，扁担要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人在激情时候结巴，但一旦和阶级斗争相联系就不结巴了。文革时候斗“黑五类”的时，街道里的人一下子就凶了，相互辩论的时候伶牙俐齿。胡同口的三拐子是造反派头头，光着膀子冲击市委的时候，他把毛主席纪念章别在乳头上，像是印度姑娘把大耳环挂在耳垂上，忽悠悠的。我家的房后有个地主绰号“老肥猪”，每天被挂牌子，戴高帽子，一次次被押到一个高高的土台上，然后一脚踢下去，竟然安然无事。“老肥猪”的房子和我家的房子都是土房子，在铁道边趴了好多年，并没有坍塌的迹象。

轰隆隆的火车像是大夯，天长日久反而把我们的房子夯的更加结实，能扛五级地震。当然，去年城市搞大变样，“老肥猪”的房子和我家的房子都被拆了，拆“老肥猪”的房子时，真的拆出了一坛子银元，被拆迁的工人洗劫一空。看来阶级斗争无法洗掉地主对财的保护热情。

                                          二

铁轨是铁道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铁轨在城市以外，是四根，渐渐就变成八根，十六根，三十根，像这个城市密密麻麻的血管。邯郸的十六根铁道区附近，有卸货的临时场地，场地就成了男孩的天堂。儿时的我们很容易就躲开场地的鼻子上痣的胖子，把场里的自己家里的能用的东西搬回自己家。家长们大都喜欢煤炭，男孩子弄一些回去，立马可以烧火做饭，家长看到了满心地喜欢，一副赞许的样子，没有理会到他们在支持孩子——偷，在铁道边玩耍过的男孩子，都程度不同地偷过。

我注定和别的男孩子不一样，喜欢坐在一堆堆的红松树上发呆，据说这些红松是从大兴安岭发来的，一路翻山越岭来到中原这座小城，临时躺在货场歇息。有些事物天然地令人迷醉，比如这些红松，我虽然没有见过它们生长和恋爱的时是什么样子的，毕竟看到它们躺在这里，依然能闻到它们的身体沁出的特殊香味，有的树木还分泌出特殊的胶质，被风干，我很小心地把它们刮进小盒子里，放在自己的枕边。

京广线是直的，我们的街区是弯的，我家离铁轨近，嘴对嘴，唇碰唇，我仔细地丈量多，从我家小院子的房基到铁道边的石子边，共7米零33公分。院子里面种植的向日葵不是黄色的，火车蒸汽机的粉末镀成灰黑色的。我喜欢火车车站，也不能把自家院子变成车站。车站靠北一些，南来北往的火车头走到我家的房子边，一概减速，偶尔也有生猛的不管不顾地开过去。

说到房产，准确地说我家的土房不属于我，是我姥姥的房产，我只是寄住在姥姥家的外甥。每年春节都要从火车车轮咣铛咣铛声中迎来远从内蒙古大草原来的母亲，我很想让火车在我家门口停驻，让我的母亲就近下车，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车轮到车站是一个节点，一个休止符，快到站了，咣铛咣铛声就由大而小，一声长鸣，列车就像长跑运动员暂时停歇，在站台里喝水吃饭，积攒精力，一旦出站，咣铛咣铛，咣铛咣铛，依然像猛虎出山。

有铁轨就有车站，车站是令人向往的。凡是到车站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旅客。车站对于我的压榨是人群，粉红色的人群，鹅黄色的人群，湛蓝色的人群……如果不是车站，从哪里找这样斑斓的云朵呢？火车到了车站才能停驻，母亲走出火车，到站台上天桥，才能出站，这个时候，我对车站的兴趣就会转化为对于母亲的紫色的大提包的兴趣，包里放着内蒙古的羊肉和饼干，还有给我新缝制的学生蓝新衣服。有时候，母亲还会带来我的同胞哥哥克非，一个比我更加文静的小男孩。克非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画家，他画的邯郸是阴沉沉的，那大概是少年时代他心里的邯郸形象。

车站站台从来是古代小说“回廊相送”的地方，是盛产眼泪和伤感的地方。旅客进站台要经过候车室，候车室是车站的胃，在胃里活动的不是粮食和蔬菜，有了候车室，就有了梦想，像是电影的开场，银幕上的镜头出现了，很快就消失了。我之所以害怕起候车室，因为害怕它夺走一个对生活敏感的小男孩所享受的短暂的母爱。每年的母亲探亲归去，在候车室对于我来说，情绪是压抑的，这个时候的车站，在我的眼睛里已经变成了地狱，成为了吞噬亲人的魔兽。

母亲的春节探亲时间一般很短，只有半个多月，就要返回呼和浩特。母亲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她背着很大的包，有时还要携带木工工具，杂七杂八的。母亲不怕坐火车，怕的是在北京站倒车，倒车对于母亲是酷刑，出站，签字，排队，进站，每次，母亲来邯郸时是哥相跟在母亲后面，依然使劲地抽着从母亲肩上沉重下坠的行李包。母亲每次离开邯郸时，是我一步步把母亲送上车站的天桥（天桥下火车如梭），再一步步送母亲下天桥，送到站台，一直到母亲娇小的身影被蜈蚣一般的车厢吞没。

                                       三

我家所在的地域离老邯郸车站一华里，火车开到来这里，就要减速，脾气再暴躁也就舒缓许多。我家往南30米有一条个废弃的河道——小河沟，正是机车放汽的地方，我们称呼它是“泄气沟”。铁轨上趴着许多黑乎乎的蒸汽机车。一年到头喷放着大量白汽，一旦到了“泄气沟”，就一律：呼——叱刹——呼，喷出了白花花的热气，气泄了，顺了。

也许火车在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确实是一个怪物，但我和伙伴们从小就在京广铁路疯跑，一点也没有感到它的可怕；我们在铁路边一天天玩耍，在已经停下来的车厢下面钻来钻去，有的时候恶作剧地面对迎面而来的火车岿然不动，一副处惊不乱的大将风度，看着黑糊糊的火车头猴急猴急地吼叫着，离我们还有100多的时候，都听见司机都开始乍乍地拉闸刹车时候，嗨地一声猛地跑下铁路，朝着路边的麦地猛跑，后脑勺还为火车嘎嘎的刹车声兴奋。当然必须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一气跑得远远的，一刻也不能停留，如果让巡路工人抓到，屁股上少不了经受一顿狠揍。

我们并不是专门和火车司机找麻烦，而是在那个年代确实没有什么可玩的，只有玩火车。我们的调皮劲上来的时候，还会把一段硬钢丝放在铁轨上，“用”火车车轮来自然加工。看吧，火车风驰电掣轰隆隆地过去以后，那截钢丝就自然改变了模样，由条状改变为片状，火车轮子碾轧把它轧成了薄薄的钢片，再经过在磨刀石上蘸水打磨，就成了一把漂亮的小钢刀。铁道线两边的男孩跑的贼快，因为常常追着刚出车站还没有提速的火车赛跑，一边是火车，一边是我们这些兔崽子。我们一边跑，一边嗷嗷地高喊刚从书本学会的俄语“乌拉——乌拉——”，弄的车厢里的旅客也很兴奋，从车窗深出胳膊向我们挥着帽子欢呼。

上初中以后，我就逐渐和铁道边的伙伴们距离远了，因为我学会写诗了，诗歌了有另外一个世界，火车和铁道线不再是生活的全部。戒掉了抽烟和喝酒，对于女子不再用粗话。当然，铁路还是影响我的，火车头在我的诗歌习作里是明亮的，是力量的，是雄壮的。我的邻居有不少就是铁路工人，其中的一个李瘸子在抢修铁路的时候，被火车轮子轧掉了一条腿，安装着一条假腿，敲敲梆梆地响。我以此为素材写过一个《铁路英雄赞》，发表在《邯郸日报》文艺副刊，成为街道里一个大人嘴里了不起的事。

对于铁轨浪漫的彻底破灭，来自于一个偶然事件，和革命现代芭蕾剧《白毛女》有关。那天的天气是阴沉的，连绵不断的秋雨。要好的同学刁小三（绰号）招呼我，走，走，去北岔口看死人去！谁死了？不知道，就好奇地跟着他不停地跑，沿着熟悉的铁路，一口气跑到三岔口。老远就看到一堆人围着什么看。天空没有云彩，也没有蝴蝶。我和刁小三看到一个年轻女子静静地躺在铁轨边的碎石子上，当时她的身体被草帘遮着。我闻到了铁轨上的血猩。一个在一边看护的铁路工人说，身体已经被压成了两半，现在接上了。围观的有大胆的揭开草帘，随后埋下我终生的梦靥：女子从腰部，像是被铡刀切开一般，身体整齐地被轧为两半，虽然被“组装”到了一起，但是腰上下两部分还是有大约有10公分的距离。女子的眼睛大睁着，无神地遥望着蓝天，不知道她是否看到了什么……后来知道这个女子就是我同班同学的姐姐，已经工作了，在工厂宣传队出演代芭蕾剧的《白毛女》中的喜儿。

关于同学的姐姐卧轨自杀原因有多种的版本。对我来说只有一个版本，那就是知道了铁轨原来也是可以杀人的。铁轨由此不再浪漫，不再温情，我也不再相信它可以把我带到草地，带到美好的远方。我是去过纺织厂看过同学的姐姐在舞台上表演白毛女的，雪白的衣裳，在北风中翩翩起舞，像是美丽的白蝴蝶。可是蝴蝶是可以在铁轨上凋落的，以惨痛的方式结束一个过程。以至于我再见到乌黑发亮的铁轨时，心里隐隐惧怕。

直到1975年，我被招工到一个工厂做工，搬到单身宿舍住，有机会远离这两条瘮人的铁轨。2000年，我完全离开了铁道边，尽管偶尔也会去老房子瞅瞅，再体会一下熟悉的火车地震，但是，我一旦想到三岔口自杀的同学的姐姐，铁轨立即就变成红色的，晃晃荡荡，无数的嘴巴张开了，等待着被捕猎者。

每逢这时，我都极力去控制自己，虽然这样的控制是徒劳的。

                                                                                 四

我在铁道边认识了车站，在车站里认识了站台，还认识了站台里的摆红旗的铁路工人。他们有我的邻居，慈眉善目软不拉叽的，一旦穿上了制服，立即来精神仿佛就成了将军，十分潇洒地摇动小三角旗子，好似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其实大多数时间他们只是站在火车尾部，向车头里的司机示意，火车长鸣回应，然后是穿制服的列车员飞步上车，撤车牌，关车厢门，动作整齐划一，然后就戳在车厢门里像木桩，傻站着。

总是看着火车飞奔，毕竟没有亲自坐上火车，我第一次坐火车是十四岁，火车轮子的旋转，我觉得是跟着童话往天堂飞奔。到了北京，战战兢兢地站的天安门广场像是一棵豆芽菜；穿过广场进入童话一般的故宫，像一条微小的热带鱼，进了朱红色的大门，立即已经被雄浑的大龙大虾吞噬掉了。在故宫里，自己以为自己出不去了，最后还是出来了，重新看到了太阳和云彩。因为到过北京，火车轮子就和故宫有了关系，和塞外草原有了关系，如果不是两条明亮的铁轨，我指定走不到那么远的地方。

很少做梦，梦境长结实了咣铛咣铛的声音，那是火车车轮和铁轨亲吻摩擦而发出的声音，也是一种压迫和被压迫撞击出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我的记忆里做窝，虽然我还无法搞清这种声音有什么意义，只是信由它在头脑里扎根。它的机械的、重复的节奏也许并没什么意义，但蒸汽机车带动车厢前进，那种节奏发出声音，是可以根据其谐音体会意义的。那种单调的声音还很催眠，把那种单调的声音换成词语的含义，便是：天津，北京，天津，北京，天津，北京……仿佛所有的火车就是向这两个城市进发的。姥姥说，楠子，你爹在内蒙古是大官，你长大了一定要去天津北京当大官去。

凡是压榨人的东西总是反过来给人以快感，声音里有迷乱的呻吟，人群里故事和命运的秘密和解密。每年看着母亲从站台消失，车站的神奇渐渐被伤感代替；候车室住在车站，里面聚集着欲奔往全国各地的人，大人，孩子，妇女，男人，有梦想的开拓者，也有顺水逐流的流浪者。我虽然恨候车室这个大黑匣子，但是却喜欢里进进出出的人——旅客。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操着天南海北的方言，有着被各地风土蹂躏的有了自己特点的面孔，看着他们从候车室进进出出，好象是天外来客。

1966年的铁轨是浪漫的，铁轨跟着火车飞跑，大批的红卫兵乘坐火车去北京被伟人接见，不用买车票，不用自己买饭，完全是共产主义式的。车厢里的红卫兵小将拥挤到一起，不仅仅座位上，小桌上，连行李架上都坐满了红卫兵，一车一车的绿色的军装，一车一车的红色的袖章。去北京的人多，火车盛的人有限，就有了青年学生的长征队，高举旗子，唱着歌子沿铁道而行。“造反有理，就是有理”的歌声荡漾在铁轨两边的麦田里，连接成那个年代的伤痕。

车站候车室的主角也在变幻，1980年以前的日子，在车站看到了大部分是衣冠整洁，背一只布挎包出差的人们，或者是衣冠整洁的（以蓝色服装为多）学生们，后来来往的人群中有了“倒爷”，这些衣冠不整的人，往往背着超过他们身体体重和体积的大包，里面装着服装、鞋子和其他商品；这些人动如狡兔，是逃避剪票人员检查的好手，那时看着“倒爷”和剪票人员捉迷藏，觉得像一出精彩喜剧。1990年以后，“倒爷”中的一部分已经荣升为“款爷”了，学会了火车起件，学会了套用车皮或者是汽车长途贩运，不再和剪票人员捉迷藏，衣着也几乎是一致地西装革履，而不是像头些年油兮兮的像是卖油条的。卧铺车和软席车不再是18级以上干部的专利，只要有钱，随时可以买到，剪票人员不再对这些人员白眼相看，逐渐表现出足够的谦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