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焦虑症: 彰显信仰和作为分水岭
当重庆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不仅仅是关注一个英雄人物的命运,更是大家关心重庆探索的民生蓝图是否能够顺利实施,寄予中国百姓无限厚望的重庆,她能够引起中国百姓甚至世界的关注,并不是薄熙来和王立军。重庆探索,亦或大家认为的重庆模式也罢,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坚定社会主义信仰的最终结果就是真正的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这条实践的路上,敢于探索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忍受孤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履行建国之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的遗志,图谋“共同富裕”就需要经历理论性知识转化为实践性知识、重庆探索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重庆市成功的,决定一个实践理论成功的条件并不是由精英认同,他应该是信仰转化为大众认同过程。我们信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拒绝空想主义泛滥,实践基础推动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重庆出了一点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劲的忽悠。这是我们社会存在着道德和信仰的分化,民众焦虑的情绪反映出大家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重庆探索她是建立在党中央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基础上,实践出一条符合重庆民生发展的路子,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看到重庆探索带来的巨大成果,有一点我们无可否认,重庆百姓已经感受到民生尊严和民生幸福。
事实上重庆探索,他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从培养民众文化道德开始,以优质的民族文化为先行,共同打造了大家熟知的“唱红打黑”以唱读经典提高人文素质,陶冶民众情操,注重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是文化发展的唯一源泉。物质决定精神,社会生活是精神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追溯文化的起源,无论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价值理念、道德情操,还是作为艺术形式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都源自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重庆的“唱读讲传”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弘扬、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化,离开人民生产生活,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就会丧失发展生机与活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文化创作生产提供了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情感和新的精神,文化品质决定民族道德,从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挖掘素材、提炼主题、汲取灵感,才能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
重庆遭遇非议,是那些心怀鬼胎的既得利益团体和走资派的一次对人民的大忽悠,他们不希望看到社会走向稳定,百姓走向和谐的局面。他们希望“共同富裕”永远成为画饼充饥的闹剧,重庆探索越成功,他们越害怕,他们害怕那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官员成为社会的主流,那样会掀翻开他们压迫百姓的身体。
在当下,马克思主义信仰怀疑论仍有相当的市场。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重庆探索的成功与否其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百姓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担忧,他们害怕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了市场,在重庆不能得到完善的发扬,一个王立军引不起大家这么忧心忡忡,关心重庆探索的成败才是大家“心猿意马”的关键。
美国学者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说的:“对于马克思理论来说,非难或甚至精确的反驳,由于不能致命地损毁它,只起了显示这个理论力量的作用”。对于经得起质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恰是辩明真理性、合理性的先决条件。实践基础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出现与发展,实践性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科学性与崇高性之内在根据。立足于国情和百姓诉求,并指向于社会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发展之“原”。
在实践互动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这和重庆探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构建了民生十条。如果仅从学理上分析“知而不信、信而不行”,或者仅停留于精英分子中的头脑而没有“化大众”,理论除需要切实地掌握群众,还需要经历由理论性知识转化为实践性知识、由精英信仰转化为大众信仰的认同过程。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面对着实践发展和理论认同的双重任务,只有两者齐头并进,才有利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历史也会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就是“全民共富”重庆发生的王立军事件,恰恰反映出百姓对政府信仰和作为一次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