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陶渊明系列之九
生前默默死后殊荣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他生前和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其诗歌成就未能得到认可，其地位最多是个二流诗人，可到了唐宋以后，他突然受到大力揄扬，拟陶、和陶成为一种风尚，他那平淡自然的诗风被极力推崇，而他在诗坛的地位竟被某些人抬到了李白、杜甫之上。陶渊明这种诗坛地位的前后巨大反差在中国诗歌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颜延之是他的忘年交，曾在他死后为之作《陶征士诔》，然而颜氏在文中主要是褒扬他的人品与气节，至于他的文学，仅有“文取指达”四字，可见并不认可他的诗歌与散文成就。当然，以颜延之在当时文坛的地位，他能亲自给陶渊明作诔，无疑对提升陶渊明的地位与影响是有作用的。
齐梁时的文坛领袖沈约，作《宋书》时仅将他列入《隐逸传》，虽罗列了他的四篇作品，却无一语予以评论，可见在沈约心目中，陶渊明并无多少文学地位。刘勰与钟嵘尽管对齐梁的淫糜诗风都有所批评，然而对陶渊明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刘勰的《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作《诗品》，虽对陶诗有所评论，但却将陶诗列于中品。
这些都说明人们受制于刘宋以来所形成的靡丽诗风，很难对陶渊明作出中肯的评价。
南朝的靡丽诗风可以远溯到西晋之初，那时的文坛领袖如陆机、张华等，其诗文都追求华词丽藻。《文心雕龙·时序》说：“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指出当时文风的特点是“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后来东晋玄风盛行，诗风偏于清淡，然而随着刘宋时谢灵运、颜延之的崛起，西晋的这一文风也就成了南朝文风、诗风的滥觞。
刘宋诗坛用清人沈德潜的话说是“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而这个“声色大开”用刘勰的话说就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颜延之、谢灵运作为这一时期的诗坛领袖，他们的创作正反映了“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特点。正如时人汤惠休对颜、谢两家诗所评价的：“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芙蓉出水尚有自然之趣，错彩镂金那就只能是雕缋满眼了，显然，从这时起诗歌创作已渐渐背离“抒情言志”的传统，而转向外在的形式美。
诗至齐梁，这种新变随着“声韵说”和“宫体诗“的产生越来越突出，诗人们一味地追求声律、对偶、色彩，形式主义的风气笼盖了整个文坛，于是乎骈文、骈赋迅猛发展，成为散文、辞赋的主流，诗歌则向声律化、骈偶化方向发展，导致“宫体诗”的泛滥，正如刘勰所批评的“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日盛”。也如隋代李谔所抨击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这种诗歌创作风气的变化，自然会导致审美取向的变化，于是乎陶渊明那种“平淡自然”的诗风也就被人们冷落、轻视，陶渊明的遭致冷遇也就不言而喻了。因此，颜延之虽是他的至交好友，但作为刘宋元嘉诗风的代表，本身的作品用鲍照的话说是“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或者如汤惠休所评是“错彩镂金”，一派贵族气，如果他肯定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风，那无异于否定了自己，为此他可以对陶渊明的人品、气节大唱赞歌，却不愿对陶的诗歌成就作出公正的评价。刘勰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杰出的文论家，钟嵘是具有真知灼见的诗歌批评家，然而他们都处在宫体盛行、形式主义风气大涨的时代，受时代风气的裹挟，也就难于免俗了，于是在刘勰的煌煌巨著《文心雕龙》中竟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在《诗品》中虽对陶渊明有所评论，却只将其作品列于中品。
显然，陶渊明因时代潮流的关系在南朝人的眼里是不合时宜的，他的被冷落自在情理之中。然而也有别具慧眼者，那就是昭明太子萧统。他不仅为陶渊明编订文集（这可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别集），并为之作序，又在他编订的大型文学总集《文选》中收录陶渊明的九篇作品。在序中萧统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热情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可以说萧统在陶学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然而真正的金子总会闪光的，以陶渊明的诗文成就及其独特风格不可能长期被冷落，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他的价值，认可他的成就，而李唐时代的到来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翻开这新一页的第一人当属初唐王绩。王绩的遭际与陶渊明极为相似，均身历两朝，也曾几度为官，最终却选择隐居林泉。行事、性格亦相类，为人真率，好酒成性。诗文创作也惊人的相似：陶渊明作有《五柳先生传》，王绩则作有《五斗先生传》；陶渊明作有《自祭文》，王绩则作有《自撰墓志铭》。诗风亦相近，陶诗平淡自然，王诗则朴素自然。人们读王绩的诗文，处处都可见到陶渊明的影子，不仅风格相似，有时还以渊明事入诗，有时则袭用渊明的语言。王绩诗中虽无“拟陶”、“和陶”字样，却处处可以感受到渊明的气息，所以闻一多说：“陶渊明死后，他那种诗的风格几乎断绝，到王绩才算有了适当的继承人。”
自盛唐起，一些大诗人对陶渊明越来越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对陶渊明誉扬有加。李白喜欢以陶事入诗，如《戏赠郑溧阳》：“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杜甫不仅把陶渊明视为前辈，还表达了对陶渊明的敬慕之情：“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白居易更是慕陶、拟陶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视为陶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由于官场的不得志，白居易晚年过的是半仕半隐的生活，因而他不仅作诗学陶，连做人也学陶，陶渊明的隐居不仕成了他效仿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读他的《访陶公旧宅并序》，就不难体会他对陶渊明的仰慕，序中说：“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川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诗中则云：“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馀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而他的“效陶体”无疑是对诗歌学陶的开创，自此之后，拟陶、和陶逐渐成为一种风气，晚唐时拟陶诗就不下三十首，至于两宋更蔚为大观。
至于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可说是对陶渊明田园诗的直接继承，只是各人际遇有别、兴味不同，故学陶而各有所得，诚如清代沈德潜所说：“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两宋诗人的慕陶、学陶、拟陶、和陶之风可谓达于极致，其中尤以苏轼为代表。苏轼自乌台诗案后，政治上沉浮不定，面对政治上的打击与迫害，心境转为旷达与闲逸，追慕陶渊明成为他的精神慰籍，于是他潜心于学陶，大量追和陶诗。他最早追和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其后几乎把陶诗和遍，共达１１５首，而他对陶渊明的评价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当然把陶渊明置于李白、杜甫之上，难免推崇过分，有失公允。
不仅苏轼如此，两宋的其他诗坛大家亦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如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王安石说：“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已。”南宋陆游说：“陶谢文章造化侔，诗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他人更道不？”并直接提出“学诗当学陶”的口号。就连词人辛弃疾也对陶渊明敬佩有加，说：“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由此可见，在两宋人的心目中，陶渊明就是诗坛的一座丰碑，是后人效仿的楷模。
在这种背景下，宋代的拟陶、和陶之风达于极盛，据统计两宋的拟陶、和陶诗共约５７４首，苏轼为最，计１１５首，李钢为次，计７４首，苏辙亦有５３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说到拟陶之风，最早还要追溯到陶公同时代的鲍照。他作有《学陶彭泽体诗——奉和王义兴》一诗，诗题中直接标明“学陶彭泽体”，第一次揭出了“拟陶”的旗帜，因此，后人的拟陶、学陶当从这里开始。本篇在鲍照诗中虽算不得杰作，但细细体味，确有陶诗平淡自然的韵味。
一个生前默默无闻的诗人，在亡故数百年后却享受着如此殊荣，多少人顶礼膜拜，颠之倒之，形成文学史上学陶、拟陶的奇观，就算不是绝后，但至少也是空前了。靖节先生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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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0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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