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我对读书的最初印象，应该是读姐姐们手中的《看图识字》了，图册中漂亮的山川树木，鲜亮水果，家人称谓，桌椅板凳等等，像餐桌上一道道散发着诱人香气的的美味佳肴，或色泽鲜艳，或香气扑鼻，令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那种芬芳迷人的特殊诱惑力，至今虽然历经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却仍然在我记忆的最深处沉香泛涌，历久弥新，犹如一个耄耋老人怀念初恋情人般的印痕深刻。
早些年开始钟情文字的详细过程，现在是无法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阅读的乐趣，在于语文功课次次得上满分，确是不争的事实，张歧的《大海的儿子》，易卜生的《小仆人》、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等，是我小学高年级时的最爱。那时，魏桥新华书店的图书削价处理，或者儿童节的打折处理，吸引得同龄的孩子们挤满了书店，挤爆了柜台。其实，学校是有图书阅览室的，《带响的弓箭》、《高玉宝》、《一块银元》、《壮志凌云》等，借书的同学排成队。不能说我读书不勤奋，但起初的文学启蒙，几本可怜的文学读物，已限制了求知欲特别旺盛的我，想象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后来我在读到一些关于莫言研究的文章时，说他在小学四年级时，便熟读了长篇小说《苦菜花》、《青春之歌》、《烈火金刚》、《吕梁英雄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他除了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以外，涉猎领域广泛，也是让人为之惊叹。他实在找不到课外书的时候，就背诵《新华字典》。民国才女张爱玲的那句“出名要趁早”，用在此处或许不太恰当，可“三岁见老”、“从小看苗”的古训，还是有些叫人心悦诚服的。
我的读书经历，确切一点说，应该是从初中开始的。长篇小说《平原游击队》、《黎明的河边》、《大刀记》、《铁道游击队》以及《第二次握手》等作品，让我们手不释卷，夜不能寐，厚厚的小说作品中，经常夹杂了我们的饭粒、菜渍，空虚、苍白的大脑中，经常被书中的英雄行为，包括他们的豪言壮语所填充。读书成为我正常学习之外的一种自觉行动。当然我的弱项数、理、化功课，终归是没有这般的魔力。我最感兴趣的语文老师，时不时地在课堂上说起一些名人的读书趣闻轶事来，例如伟大的列宁故意到喧闹的集市上读书，锻炼自己心无旁骛，耳不杂听的定力，例如毛泽东因为文字功底特别雄厚，24岁时的文章《心之力》被杨昌济教授打满分；陈毅元帅去亲戚家过端午，亲戚几次让他吃饭，正痴迷于读书的他，将亲戚送来的粽子，蘸了砚台内的墨汁往嘴里送；就连俄国的大作家高尔基也曾说过，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数学家陈景润走路低头读书，碰到电线杆，还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甚至于我的一位语文老师也曾在文章中写道过，他感觉自己进到图书馆时，就像饥饿的小牛奔进了散发着香气的青草地……
初中时候，能读到的课外书可谓凤毛麟角，读起来也仿佛饥不择食，即便是在厕所内捡到一张过期的报纸，读起上面的广告来竟然津津有味，正着读，倒着读，同样乐此不疲。与时俱进的刊物当属刚刚创刊的《东方少年》，还有老牌的刊物《中学生》、《我们爱科学》、《少年文艺》等。读的书杂乱了一些，因手头上有本关于莫言的资料，与之相比较，我读书的兴致却没有莫言浓厚，他在《童年读书》中回忆道：“他（指二哥）看书时，我就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样，悄悄地溜到他的身后，先是远远地看，脖子伸得长长，像一只喝水的鹅，看着看着就不由自主地靠了前。他知道我溜到他的身后，就故意地将书页翻得飞快，我一目十行地阅读，才能勉强跟得上趟。”我听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先生说过，一个人读书的最好年龄，是在14-24岁左右，在这个最好的人生年龄段，懵懵懂懂的我，却有幸遇到了恩师张现祥先生，他的办公室里既有老牌的刊物《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也有刚创刊的《散文》、刚复刊的《诗刊》杂志，这些刊物，任我翻检借阅，令我追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复兴步伐，接受着新时期文学的熏陶。
我的高中阶段，正值百废待兴的改革年代，文学创作界犹如一片刚刚苏醒了的土地，当时的《中国青年》是半月刊，高士其题词的《知识就是力量》等，是我们高中学生最喜欢的刊物。由于我是班里的报刊管理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所有的报刊，都必须由我尝鲜品读，《中国青年报》周末版中《绿地》文学副刊上的诗歌、散文，多次登上我所主办的板报，并抄满了我的多册日记本。河南文联创刊初期的《散文选刊》前三期，是我通过汇款邮寄的方式获得。至今记得叶梦的散文《醒来吧，羞女山》，就是刊发在那时的《散文选刊》上。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我所在高中青年教师思维活跃，观念超前，放荡不羁，敢想敢做，他们经常在课堂上，讲授一些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再诸如他们办公桌上的《名作欣赏》、《文史知识》，乃至他们的大学时期的课本，我随时可以借阅。时至今日，在文学创作上成绩平平，但我非常感激他们的无私栽培和付出。高中三年，我一直订阅着《语文报》、《春笋报》、《散文选刊》，三年之中，虽无缘在上面发表作品，可当时的地委机关报《惠民大众》，却发表了我的诗歌《秋天》，使我朝着文学创作的高峰，迈出了自己扎扎实实的一步。
在高中毕业读书和高中毕业后的时间段内，我的阅读量可谓宽泛而不精深，从书店里购买的大型刊物有黑龙江的《北疆》、辽宁的《新苑》、吉林的《春风》、河北的《幽燕》、四川的《峨眉》、浙江的《江南》、安徽的《清明》、山东的《柳泉》、河南的《莽原》、上海的《小说界》等，中篇小说《张铁匠的罗曼史》、《犯人李同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白玉兰》、报告文学《改革者》、长篇小说《北国草》、《新星》、《夜深沉》等，都是从当时的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十月》上率先读到的。从《青年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上读到的印象较深的作品，是莫言的《红高粱》、杭鹰的《明姑娘》、宋学武的《干草》、刘震云的《一滴鸡毛》、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铁凝的《哦，香雪》、邓刚的《龙兵过》、汪雷的《女俘》等等。零星订阅或购买的综合类刊物，有黑龙江的《小说林》、温州的《春草》、陕西的《百花》、芜湖的《大江》、贵州的《花溪》、云南的《滇池》、杭州的《西湖》、淄博的《淄河》、烟台的《胶东文学》等，诗歌类刊物有四川的《星星》、辽宁的《诗潮》、河北的《诗神》、山东的《黄河诗报》、安徽的《诗歌报》、内蒙古的《诗选刊》等；评论、文史类报刊，有四川的《当代文坛》、《草堂》、河北的《文论报》、上海的影印杂志《前哨》等。
在我读书的黄金阶段，我杂七杂八地读了很多的文学报刊，读的文学名著相对少一些，所以，自感自己那些的所谓文学作品缺钙相对较多，没有过硬的思想和思索来支撑作品的骨架。还是拿手头上的这本莫言资料类类比我本人吧。书中说，莫言的父亲是个十分严肃方正的人，对莫言读闲书是反感的，莫言经常把书藏到草垛里，冒着挨揍的危险钻进去读，有时还替人拉磨换书来读。有时钻进草垛读书忘记了割草喂牛，身上被蚂蚁咬得全身红点。书中这样说，莫言东翻西找，有一次终于找到二哥藏到猪圈顶棚上的欧阳山的《三家巷》，为此被马蜂蛰肿了眼睛，本来不大的眼睛很快眯成了一条缝，他忍着疼痛，偷偷地读得如痴如醉，神魂颠倒。痛定思痛，反思自己四十年来的读书经历，应该接受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阅读的范围狭窄，仅限于文学类的书籍或报刊，知识匮乏，基础不牢；二是读书时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没有真正做到精研细读，属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造成先天不足，营养不良；三是幼时对师长拽着耳朵，反复强调的“书到用时方恨少”那句话理解得不深不透，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如此说来，可用“美丽残缺，抱憾终生”概括以上所述。
近几年来，觉得自己的时间宽裕了一些，所以能沉下心来读一些经典之作了，权作不惑之年的充电也好，恶补也罢，这些年来，我还总结了出了一条不是规律的规律，那就是人们常说的“书非借不能读也”。家中书橱层满摞积，成箱累箧，我不敢妄自称说汗牛充栋，大概算得上半个书香门第。借来的书倒能精研细读，抄抄写写，而耗费不菲的财力所购置的许多书籍资料，则躺在漂亮的书橱内睡大觉，充门面。人是都有惰性的，都有一定的潜力可挖，逼到一定的份上，才能“狗急跳墙”，时间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还是有的。我不是不自量力，大言不惭地和莫言作比较，只是借来的书中，有莫言现成的读书故事可以借鉴，这里，我还是借用莫言的二哥管谟贤回忆，他说莫言在保定当兵时，担任保密员兼政治教员，先后给七九级学员、预提干部学习班和三个区队上过政治课，为连职干部讲过近代史，所用的教材，都是高校教材，这逼着他不得不读大量马列著作、以及其他书籍，并且恶补了一通中国古典文学，大大丰富了自己，使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论才气、论岁数和论见识，莫言与我天壤之别，由于读书方式的差异，才导致我的一步不跟趟，步步不跟趟。
几近知天命之年，我少了一些生活中的浮躁，多了一些岁月中的沉稳，读书占据了我一多半的业余时间，就像庄稼人所说的“庄稼不收年年种”那样，不管读书的收获是大是小，是多是少，我会始终如一坚持下去。渐行渐远的青春时光，伴随着脉脉的书香，一路流向更远的地方，我在岁月静好的读书乐趣中，坚守着一份清纯与美好，坚守着“人走高处不胜寒，水流低处纳百川。淡泊名利宁心境，与世无争求致远”的人生情怀。
当然，我指的是写作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