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身上有五毛钱，也会跑十里路去赶集。现在的五毛钱，掉在地上恐怕连三岁幼童都懒得去捡，可在大爷活着的年代，五毛钱的用途还真不小呢！五毛钱，可以买一大堆又香又甜的杏子，或者一小筺又鲜又亮的桃子，或者五个油香馋人的肉包子，或者十个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大爷在家，一年四季都很难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因此，即便是一个大白馒头，对大爷来说都是最好的享受。
每逢“三六九”，是老家的赶集日。距我们村最近的集市，在一个叫润镇的地方，十里路。大爷已经70多岁，早丧失了下田干重活的劳动能力，每天除了早早地挎个粪篓出门，四处给自留地拾粪外，就只有掐指头算日子准备赶集了。赶集，几乎成了大爷晚年唯一的生活方式和最大乐趣。只要身上揣几个零钱，赶集时，大爷就会蹭进油香扑鼻的饭馆，抖抖索索地买几个猪肉包子，外加一碗臊子面，美美地吃上一顿。这顿不足一块钱的美餐，只吃得大爷嘴角流油，满面红光，深陷在眼窝里的昏花老眼，一眨一眨地放射着兴奋、满足的光芒。然后，打着饱嗝出来，又顶着白花花的太阳，在乱糟糟的老街挤来挤去的人群里，逛呀逛，直逛到人声消歇，集市散尽，才极不情愿地开始踏上回家的路。
回家的劲头，自然不及赶集来时的劲头了。因为回到家里，就意味着要面对清冷的窑洞，清贫的生活，清汤寡水的日子，和十天半月都难得说一句话的大婆。大爷和大婆，好像是一对天生冤家，互相称呼都有绰号，如果没客人来或者非说不可的话，他们都视对方为不存在，谁也懒得理谁。
大爷赶集来的时候，撩开长腿，健步如飞，完全不像是个古稀老人，我可是连小跑都赶不上他呀！于是，每次我都哭丧着脸，抱怨道：“大爷，你咋走的这么快呀？”
“我这，都是年轻那会儿练出来的。”大爷就开始自豪地说讲述他年轻时的经历，“想当年，大爷我赶骡子时，北到绥远，南到开封，西到凉州，东到太原，差不多走过了半个中国，全靠的就是这双快腿。在外面闯江湖，胆不大不行，腿不快也不行。尤其是回咱们淳化，从口镇上来，40里黑松林土匪一拨一拨的，个个凶神恶煞，拦路明抢，如果跑不快丢了钱财和牲口事小，弄不好连命都丢了。唉！那年月，你娃可是没经过，穷着哩！乱着哩！像你这么慢慢腾腾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走，不被人抢，也会被狼吃……”
“哟哟哟，你越说越玄乎了。”我心里虽然毛骨悚然，嘴上却装作不信他“吹牛”，就缠着让他讲讲刘志丹、杨虎城那些大英雄的故事。别看大爷没念过几天书，这些人和他们的传奇故事，他却知道得很多、很多。
大爷说他年轻时，曾去过三原县杨虎城的公馆。“那高高的门楼儿，青砖琉璃瓦，朱红漆的大门，气派呀！啧啧啧……”大爷的口吻里满是羡慕。我半信半疑，故意问：“大爷，杨虎城公馆你能随便进去？”大爷头一扭，撇撇嘴说，“那哪能随便进哩！门口都有卫兵把守哩！”“你是咋进去的？”我不依不饶。大爷见我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就眨巴眨巴深陷进眼窝的眼睛，不再答理我。我就一直怀疑，大爷也许是真的路过过“杨公馆”，并没真进到里面去。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刘志丹的故事。因为，刘志丹确实来过我们村，不少老人们都见过。自幼在我的心目中，刘志丹要比杨虎城传奇的多。何况，我那从未见过面的爷爷王营苍就是跟他“闹红”后，在一个叫“照金”的地方被敌人砍了脑袋的。每次一提起刘志丹，大爷就精神抖擞，两眼放光，一边“咕噜咕噜”地吸着呛人的旱烟，一边津津有味地讲述——
“刘司令的队伍呀，那就不像个军队，简直就是老百姓嘛！人都和气着哩，五颜六色的，穿啥衣服的都有。手里拿的有长枪、短枪、土枪，还有大刀、长矛，甚至耙子、镢头、铁叉……他们只打财主，不祸害百姓。那年春二月，刘司令的队伍来了，东村的有钱人全都吓得钻进了土城。别看那土城不大，却三面环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刘司令呢，中等个儿，面白，瘦瘦的，说话挺和气。他怕误了春耕，就冒着危险一个人下沟去，亲自站在半坡上向城里人喊话，说：我们是红军，不乱杀人，也不‘共产共妻’。你们出来耕种吧，别误了农时。结果，城里的财主以为刘司令哄他们，就用快枪和土炮封锁住沟坡。刘司令被困在那儿，上不来，也下不去。后来，幸亏咱村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站在沟这面喊话说情，他们才放回了刘司令。唉！刘司令那可是个好人呀，可惜死的太早了。不然的话，解放后，他最少也排在毛主席后面……”
其实大爷的话，就是老家人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话。大爷的肚子里，好像装满了稀奇古怪的故事，这也是我最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当“尾巴”的原因。正是听多了大爷讲述的传奇故事，我才认为大爷是天底下最胆大的人，走州过县，见过大世面。崇拜之际，我就编了一段顺口溜：“大大爷，爷爷大，大爷大爷啥都不怕！”于是，不管在家里还是去野外，只要是一个人，我就非得拉他老人家做伴。有他在身边，我才感觉心里踏实。
我既是大爷的小“尾巴”，也是大爷的忘年交，更是大爷最信赖的人。大爷有啥心里话，不会给他的亲侄子——我的父亲讲，也不会给他的亲生儿子——我的堂叔们讲，更不会给称他为“老鬼”的老伴——我的大婆讲，但肯定会给我讲。比如，每次赶集前，如果身无分文了，大爷必定要先去我俩堂姑母家里转一圈，常常得到三块五块钱的孝敬。回来后，大爷就悄悄告诉我说，有钱啦！明天，咱爷孙俩上街吃肉包子去。我就屁颠屁颠地跟大爷去润镇赶集，既可以开开心心地闲逛一天，还能混上一顿香喷喷的好饭。
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大爷也有走累的时候。大爷累了，就边走边“咳吁吁----咳吁吁----”地长吁短叹。我觉得好玩，就问：“大爷，你咳吁吁个啥呀？”大爷似乎也不好回答我，只一个劲儿眨巴着昏花的老眼，无可奈何地裂开缺牙的嘴，无声地笑笑。
村里长花白胡子的老汉不少，但像大爷那样讨娃娃们喜欢的不多。大爷走到哪儿，屁股后头常常跟着一群娃娃，大呼小叫，叽叽喳喳，惹得大婆就躲在屋里悄没声儿地骂：“老鬼，就像个放羊的，放了一群羊娃子……”
那年，我到县文化馆学习。刚过了三天，大爷突然来了，弄得我措手不及。我问他咋来的？大爷说是“走来的”，吓了我一大跳！从村里来县城，可是整整三十里路呀！大爷，真是太厉害了。当时，我也是进城接受短期培训的乡巴佬，住在文化馆空荡荡的大会议室里，每天在文化馆的食堂买饭吃。可是，在大爷的想象里，我是进城来“工作”的，吃香喝辣的，他已有十几年不曾逛县城了，也来沾沾孙子的光。我嘴上不说，心里真怕他这么一来，人家文化馆的人有看法。但大爷既然来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招待。白天，大爷随我在文化馆食堂吃完饭，就一个人去逛街。晚上，和我挤在会议室的大桌子上睡觉。大爷在县城美美地逛了三天，才恋恋不舍地再步行回去。
那年，我们要举家迁往新疆。父亲母亲先带两个妹妹走，留下我一个人处理家事。空荡荡的老宅里，只有我一个人厮守。倘若没有大爷的陪伴，我也许早就被“鬼”给吓死了。因为，村人都说这老“窟隆窑”里闹鬼。因此每当天一擦黑，大爷就准时来陪我做伴儿。大爷昏花的两眼，总是辉映着一明一灭的旱烟锅子，和一闪一闪的油灯，使我有一种幸福温暖的感觉。也只有在他“咳吁吁——”的喘息和咳嗽声中，我才能安然入梦。
半年后，父亲来信催我上路。我终于要走了，要离开养育了我十多年的乡土，要离开我熟悉的老“窟隆窑”，要离开背着我长大的大爷。我的心就像泛起了汪洋大水，日日夜夜，泪花四溅……大爷虽没说什么，但从他动辄就“咳吁吁——”的叹息声中，我能感受到他老人家也正在承受着亲人生离死别般的煎熬。本来，我想从父亲寄来的路费里拿出10块钱，留给爱赶集吃嘴的大爷。可是，又怕路费不够，临行的前夜，我只将20斤粮票死拉活拽地塞进了大爷的衣兜。
第二天，我也要走了。深秋的清早，寒冷的西北风小刀似的凌厉，简直能刮疼人的骨头。大爷猫着瑟瑟发抖的身子，两眼红红地一直送我登上长途汽车。车跑出了老远，我才敢回头再看，大爷那撮白花花的胡子，依然在风中哆嗦着，哆嗦着。无意间，我摸摸装钱的衣兜，却触到一团软乎乎的东西。忙掏出来一看，竟然是一叠皱巴巴的“毛毛钱”，约有两三元，连同我给大爷的那20斤粮票一起，包裹在一片皱巴巴的塑料纸里。我禁不住心头一颤，泪水就哗地涌流出来，一路不干……
原想到新疆后，过几年再回去看望大爷。谁知，自从挥别老家，为生计所迫非但没机会回去，甚至连封信都没正儿八经给大爷写。直到十多年后再回到老家，大爷早已入土为安。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跪倒在大爷的坟前，泣不成声，泪流满面……
焕 儿
焕儿和我同岁，都只吃粮食不长个儿，一般的高。因此，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四年级，我俩都坐在教室的最前排，是同桌。
焕儿的妈特疼爱焕儿，因为焕儿是独子，但焕儿的爹打焕儿就像打猪打狗。焕儿每天上学不是眼角挂着泪痕，就是屁股痛得不敢挨凳子，连老师都心疼地骂焕儿的爹：“那老绝户头！不喜欢就别抱养嘛！”
我这才渐渐知道，焕儿的爹妈不会生育，他是出生三个月时由妈抱养来的。因此，焕儿很老实，很听话，很乖，学习也很用功，成绩却不好。他从不欺侮人，只有别人欺侮他，连女生毛毛都是一见他就喊：“抱养的！抱养的！”
在学校最受欺侮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老实人，一种是小矮个儿。我不老实，鬼点子多，但个儿矮，体弱，常受欺侮，但我在学校都是“尖子生”，有老师护着，再加上我妈的厉害远近闻名，谁一时犯浑欺侮了我，总是没好果子吃的。焕儿就不一样，受欺侮白受，反正除了他那个老实巴交的妈，谁也不在乎他。
我跟焕儿很好，但也许是人性的丑陋作祟吧，我也少不了欺侮他。他总流着鼻涕，我嫌他脏，常常骂他“鼻涕虫”。课桌自然是我占大半个，他不能越过“三八线”，否则，我的拐肘毫不客气。他学习不好，老师让我帮他，我嘴上答应的好，却每次极不耐烦地训他，嫌他问题太多、太啰嗦。考试时，我更坚持原则，铁面无私，能给邻座的毛毛扔纸条，也不容焕儿瞅一眼。然而，焕儿从不计较，总是跟着我。我们天天都在一起，放学后挖野菜、拔猪草，到沟里找“呱啦鸡”窝掏它们的蛋，还各自拉一只小山羊满野满坳的放。
外村人都当我俩是一娘生的双胞胎呢！
是上小学四年级时的那个暑假。一天，午后特别热，我正在父亲的医疗站睡觉，蓦然被一阵吵闹声惊醒。睁眼一看，窑里挤满了人，父亲正在给一个满头满脸是血的娃包扎伤口，那娃的头顶已渗出粉白的脑浆。那娃不是别人，正是焕儿。我当即吓得两腿发软，坐在炕沿上一动也不敢动。
焕儿是在村外的沟畔放那只小山羊时，为了给馋嘴的羊拔一丛野苜蓿，失足摔下几十丈深的沟底的。两小时不到，焕儿就死了，死在用架子车送往县城的路上。
同学们对焕儿的死都表示惊讶，悲伤的却不多，也许都还太小，不知道生命有多么金贵。他们倒常常吓唬我说，小心点，焕儿叫你来了！
自从焕儿死后，我真正才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独和落寞。于是，常常一个人偷偷跑去看他的坟。焕儿的就埋在他掉下去的那个沟畔，是一座小小的土堆，孤零零的。
焕儿死后不久的一天正午，我睡午觉，竟然梦见焕儿叫我去看戏。我答应着，高高兴兴地正要跟他一起走，却被妈妈的“吃饭”声喊醒。好梦被打扰了，刚醒过来时我还在心里埋怨妈妈：“迟不叫，早不叫，偏偏这时候叫！”就在做梦后的第三天，我不慎从我家几丈高的崖畔掉了下去，下颌缝了12针，如果不是爸爸救命，也许早跟焕儿一样，死在送往医院的半路上。
村里人都说，是焕儿把我推下去的，我也信。而当想起梦里的他叫我看戏的情形，如果当时没有妈妈唤我“吃饭”，我跟焕儿去了呢？禁不住惊出一身冷汗！这也是焕儿留给我一生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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