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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原创] 轮廓 [打印本页]

作者: 春江花月夜 时间: 2007-12-29 09:26
标题: [原创] 轮廓
　　内容提要：1、我对老头说，“大爷，给我取块馍馍吧。”老头看了我一会儿，问，“你从哪里来的？”我说，“从火车上来。”老头又问，“你从哪里上车的？”我说，“我不知道，我是上车玩的，它把我拉到这儿了。”“那你知道你家住的地方吗？”“知道，叫牛家凹。”老头面向屋里说，“又是一个陕西娃。作父母的都咋搞的，不给娃们交待。弄到这里咋回去呢？弄不好，一辈子都找不到亲人。”老头给我拿了半个白面馍，我一口就咬下一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向人乞讨，也是我流浪生活的开始。

　　2、茴香的嘴很厉害，象刀子一样。开始，她把我当下人对待，不准我给她叫茴香。她说，“茴香不是你叫的。”我只好不叫名字，对她说话总是“嗨，伯叫你怎么怎么”。但茴香又不满意了，她说，“嗨啥嗨？我又不是牲口！”我又叫她“二掌柜”，她还不愿意，说，“再叫我二掌柜，小心我揍你!”我说，“那我该叫你什么？”她说，“你随便。”起初我不敢吃饱，她并不在意。半年多后，她见我还是不敢吃饱，就说，“看你瘦得那鬼样子，你想往死处饿呀？不愿意干，你还要你的饭去。”这我才敢多吃一点。这时我才知道茴香是怕我受饿，心疼我。

　　3、几天以后的一个黄昏，茴香把我叫到门外背静处，对我说，“牛娃，姐对不起你，姐平时对你说话刻薄。要不是日本人来，咱伯是想让你做上门女婿的。可是现在这个局势，咱有家不能回。姐已被人糟踏了，不算人啦。姐对不起你，你也替姐报了仇啦，姐感激你。你从来不叫一声姐，姐不怪你，”她说着，我趷蹴在地上，两手抱住头。

　　4、连长拉住我的手看看手掌，又问我上过几年学。我说，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连长又问：“想不想当兵？”我说，“我想回家。”连长说，“都不想当兵，日本鬼子来了，你哪里还有家啊。给你半天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干。每月三块大洋，白米洋面尽饱吃。”那位带班的问连长，“报告连长，那杀威棒还砸不砸了？”连长说，“你没有看他还是个孩子？”

　　5、我和荷花谈妥，等部队开拔后，我再开小差回来和她结婚。我把我用的搪瓷面盆、暖水壶、蚊帐都存放在她家里。这些东西，在当时只有地主老财家的才有，穷人家连见过都没有。

　　 6、连长拉着我的一只膀子，把我拉到离部队百十米远的地方，把我摁倒在地，向着旁边“啪啪”打了两枪，然后爬在我耳朵边低声说：“十分钟后，必须赶上部队，以免掉队。我在队后接你。明白吗？”我这才意识到，我是被枪毙了的人啦。

　　7、我戴着重镣走到饭桶前，看了一眼，破口大骂，“妈那个B，让老子吃这猪食！”同时两手推倒饭桶，向送饭的伙夫大叫，“回去给你老板说，不是火烧馍加卤猪肉，老子不吃！”说话间，站岗的民警走近，把枪拴拉的“咔咔”响，站在窗外向我示威。我见势哈哈大笑说，“去你妈的，老子被你们抓住就没有打算活！不要把枪弄走火了，打死老子看你咋向你老板交待！砸了饭碗是小事，小心你的小命！”民警气得干瞪眼，把我没办法。

　　8、轮到女方给我倒酒时，我不敢喝。女子说，“拘束啥哩？今天虽然杨队长在场，但你得听我指挥。”听了她的话，我似曾相识，我一下子想起我的茴香姐骂我‘你舍不得吃饭，准备往死里饿呀’的样子，不觉心里又是欣慰又是难过。今生能否重逢，我的茴香姐？我一下子也就喜欢上了这女子。

　　解放初期，监狱不叫监狱，也不叫拘留所，而是叫教育所。重犯们判刑以后发配到大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劳动改造。这些人刑期起码都在十年以上。大部分都是历史犯。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刑事犯，刑期在三五年以下的，都在本地劳动改造。教育所成立有砖瓦场、木工场、竹器厂、铁匠组等。这些场、组既改造了犯人，也满足了一部分市场需求。这些人将来放回去，都有职业干，有生活出路，不至于给社会治安添麻烦。这些木、铁、竹、砖瓦场、组，大概就是现今劳改场的雏形吧。教犯人学技术，得要有技术的人来教。我曾经受雇于教育所的木工组，那时叫“代雇”，每月工资28万，相当于现在的28元，吃饭在干部食堂。一开始，我不太愿意。因为这是和犯人打交道。而犯人肯定都是杀人放火、无恶不做的坏人。经过劳教干部的动员，我打算干一段试试，如果不行就离开。我那时20多岁，同时雇用的还有一位铁匠师傅，姓杜，也是个年轻人。

　　上工第一天，管教干部一家伙给我弄来20多个人，这让我很意外。以前带徒弟，一次顶多两、三个，现在一家伙要教这么多人，咋弄？管教干部开会，给大家介绍说，“这是你们的师傅，以后干活都听他的。希望你们好好学，将来回去都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今天局里给你们买了一批木匠家伙，每人一套。不够用的以后再补。”又说些如何改造自己等一些套话后就散会了。

　　我看看这些犯人，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这完全是一群青年学生。其中只有两个30岁以上的，一位姓金的伊斯兰教，烟毒犯，刑期三年。按当时的政策，烟毒犯三年以下，成份好的，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不在监狱服刑，属于外管。但那位金老兄听说教育所成立木工组，竟然要求服内刑，学木匠。管教干部说，“我得按政策办事。”那位金老兄说：“那好吧，别的事我不会干，赌搏我可是行家里手。下次我再来吧。”管教干部只好向上边反映，把那位金老兄留下，分到木工组。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从他们之间互相谈话中了解到，他们大部分都有相当的学历，有参加过志愿军的，有参加过新政权法院审判员的。至于为啥被判刑，不敢问，属纪律问题。还有一位姓屈的20岁的共青团员，初小学历，说话象个女人。犯的是抢劫罪，他们的乡武装委员是主犯，判的是死刑，已执行枪决。真是不可思议，他咋会上当受骗去抢劫。这就叫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

　　局方为木工场买来大量木材以供学徒用。四个多月后，这些人都能单独干，卓有成效。我只管指导外出包活，给各机关做桌、椅、板凳等办公用具。

　　一段时间以来，我常看见一个重犯戴着脚镣手铐进出监狱大门。因为木工场正对着监狱大门。此人面色憔悴，精神却并不痿糜。犯人出入都得向民警报告，而他的报告声音洪亮，干脆利索，不象别的犯人，进出报告时有一种乞求在内。他虽然戴着重镣，但走路始终是抬头挺胸，一副军人气派。后来听人说，他是从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里弄回来的，是个死刑犯，名叫薛国华。

　　几个月后，此人的脚镣被取掉，只戴手铐。又是几个月过去，此人手铐也被取掉，而且分到砖瓦场干活。砖瓦场前一任组长因为刑满释放，就由这位姓薛的接替组长。砖瓦场所需的模具，须要经常来找木工修，所以就常和木工场打交道。犯人内部实行自治管理，由管教干部指定一名组长，木工组的组长就是前面说的参加志愿军的，叫马永康。

　　薛国华和马永康一见如故，两人谈起朝鲜战事，什么五次战役呀，仁川登陆呀，把站岗的民警都听得一楞一楞。人家虽然是犯人，但当过志愿军啊，赴朝鲜真枪实弹打过仗。咱虽然穿着警服，背着大枪，仍然是土八路，小字辈，没经过大战场，没见过大世面，怎好意思阻止人家谈话？还是装作没听见算了。

　　以后好长时间，都是薛国华来木工组修理模具。有些细活，徒弟们干不了，只有找我。一来二去，我与老薛成了熟人。只是中间还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界线，不能随便乱侃。

　　第二年我辞去木工场的活，在家找些零活干。那位薛老兄就到家里找我修理模具。这时的老薛已是半自由人。长时间的接触，我觉得他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却有很强的正义感，有强烈的民族气节，说话很投机。他建议我专做砖瓦模具，说以后国家建设、老百姓盖房，砖瓦很有销路，比干零工强。果然不假，以后几年我跟上这些砖瓦模具，经济上受益匪浅。

　　后来这位薛老兄不知去向，我也不好意思到教育所去打听。那里毕竟不是人们愿意多去的地方。心里始终留下一个悬念。

　　七十年代初，我去山西走亲戚，路过桃林。班车在离桃林20多里的地方发生故障。听司机说，得两个多小时才能修好。我想，20多里路，步行两个小时也到了。何不趁机练练腿脚？于是我背上行李下车步行。一路上少有行人，我亮开嗓子哼两声青海民歌，这比整天听样板戏要来劲得多。正行间，前边不远处来了一辆毛驴车。赶车的头上列着一条白毛巾，坐于车前，象陕北男人那样。拉车的毛驴耷拉着两只大耳朵，随着步子的移动前后摇摆。赶车的有些不耐烦，扬起鞭子喊了一声“呔”。只这一声，我就听出了象老薛。我紧走几步赶上毛驴车，说：“老兄，捎个脚吧？”车主连脸都没有转过来，说声“不捎”。从“不捎”这两个字里，我更证实了是老薛。于是我把行李放到车上。车主感觉到车有重量，转来头准备干涉。面过脸的老薛，对着我足足看了有五秒钟才说：“好家伙呀，咋会是你！”于是把车停住，问明原由。老薛说，“我从教育所出来，到县城去找过你两次，都说你搬到乡下去啦。”我反问，“你不是咱县人？”他说，“我落户桃林啦。咱不是老乡啦。”我问咋回事，他说，“孩子没娘，说来话长。走吧，今夜住我家，咱俩好好聊聊。前边不远就到家了。”

　　到家后，酒足饭饱。老薛打发妻子去对面妹妹家住，我俩同睡一炕。老薛点着一支烟，问了我的情况，我说为了躲运动，搬到乡下了，清静了许多。老薛说，“对着哩，咱不管他搞运动把天戳个窟窿，咱不参加它，也不受它害。”

　　老薛又说，“我出来这么多年没有想过妈，最近我做梦见到了妈。妈的形象模糊不清。醒来后，我仔细想了一遍我出门的情况。但贵贱想不起来。因为离家时年令太小，忘完了。”我问“你到底是哪里人？”老薛说，“我只记得我们村名叫牛家凹。”

　　当时离我家不远才修成火车路，我随村里的一群孩子去看火车。火车在那里停着，一群孩子上到车上玩。突然火车“吽___”叫了一声慢慢开走了，其他的孩子年令大，都跳下去了，我年令小不敢跳。一家伙拉了一天。我急得直哭。夜里火车停下来，我琢磨着它从哪里来还得回到哪里去。谁知第二天早上，火车继续向东开。我又饥又困，就睡着了。睡了多长时间，我也说不清。醒来是饿醒的，身上手上都是煤，身上没有一点力气。爬到车厢边一看，好几条铁轨，停了好些车。我不敢指望它把我拉回家。我从车上费了好大劲爬下来，向一所房子走去。一个老头坐在门口，我对老头说，“大爷，给我取块馍馍吧。”老头看了我一会儿，问，“你从哪里来的？”我说，“从火车上来。”老头又问，“你从哪里上车的？”我说，“不知道，我是上车玩的，它把我拉到这儿了。”“那你知道你家住的地方吗？”“知道，叫牛家凹。”老头面向屋里说，“又是一个陕西娃。作父母的都咋搞的，不给娃们交待。弄到这里咋回去呢？弄不好，一辈子都找不到亲人。”老头给我拿了半个白面馍，我一口就咬下一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向人乞讨，也是我流浪生活的开始。

　　多少年后，我回想车站上那位老伯，大概从我的乡音上判断出我是陕西人，而我当时流落的地方是山东宋寨。白天要饭，夜里睡在别人的屋沿下。街上的台阶、城门洞都是我的栖息地。有时也和别的流浪儿合伙住在寨墙下边的小窑洞里。天气渐冷，夜里冻得睡不着觉，我就找到一家卖豆腐汤的锅台跟睡。白天烧火，夜里锅台跟尚有余温。有几次都被主人发现。卖豆腐汤的老头姓石，还有一个女儿叫茴香，比我大不了几岁。挑水、洗碗、烧锅都是女儿干的事。有一次我对老头说，“大伯，让我给你挑水、洗碗、干杂活吧。”那女孩说，“看你那脸，你那衣裳，还有头发多脏，叫你洗碗，能把客户吓跑完。去去去，走开，要你的饭去！我们用不起人！”老头并没有说啥。那天下午，我找到一个水塘，把脸、手、头发狠狠洗了一遍，又把脏裤子也使劲洗了晾干穿上，布衫实在烂的不能洗。那天夜里仍然睡在卖豆腐汤的锅台跟。石老汉第二天一早一开门，看了我几秒钟没说话。我说，“大伯，你叫我每天吃半饱，我都愿意给你干。”老头仍不说话，想了一刹那，对女儿茴香说，“把我那件旧褂子拿出来给他穿上。”茴香找来一件大襟女衫子，虽然烂得满是补丁，但比我的要干净得多。这就是默许我的要求。可能老头平时也观察出我和街上其他流浪儿不一样，不那么坏吧。老头可能也想，他如果跑了不给我干了，大不了混我一件烂衫子。

　　一开始，我确实不敢吃饱，吃得压住饥就不再吃。我干活勤快有眼色，这就减轻了茴香的不少负担。茴香的嘴很厉害，象刀子一样。开始，她把我当下人对待，不准我给她叫茴香。她说，“茴香不是你叫的。”我只好不叫名字，对她说话总是“嗨，伯叫你怎么怎么”。但茴香又不满意了，她说，“嗨啥嗨？我又不是牲口！”我又叫她“二掌柜”，她还不愿意，说，“再叫我二掌柜，小心我揍你!”我说，“那我该叫你什么？”她说，“你随便。”起初我不敢吃饱，她并不在意。半年多后，她见我还是不敢吃饱，就说，“看你瘦得那鬼样子，你想往死处饿呀？不愿意干，你还要你的饭去。”这我才敢多吃一点。这时我才知道茴香是怕我受饿，心疼我。

　　茴香又给我做了一条粗布裤子。她把裤子扔给我说，“换下你的大裤衩子吧。”确实我的那条裤子又短又破，是刚来的时候穿的，实在不象样。成年以后，我估计我那时有十五、六岁的样子，身体长得快。从小，弟兄们多，父母没有给我说过年令，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的实际年令。

　　从食客们的谈话中，我听说了“日本”这个名词，才知道中国还有东三省，日本人在那里对老百姓残酷得很。第二年又听说，日本打到北平。又听说，日本人打到省城，省太爷没放一枪，就把省城让给人家日本人了。于是我们那里也成立了什么维持会。地方上一些流氓、二混子一时兴腾起来，什么会长呀，委员呀，自卫团呀，在社会上横行霸道。真所谓，乱世魔鬼起四方。当时茴香已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石大伯怕女儿有什么不测，准备停下生意搬到乡下去避一阵子。

　　一天傍晚，老人家出去清理一宗帐，我刚出去解手，回来听见茴香在后屋哭喊。房门紧闭，我就知道是那个叫龙坤的流氓在作恶，他是维持会长。我掂起一根柴棒，准备收拾他，但一想到自己身小力薄，不能硬拚。再者，是在自己家里，如果打死人，石大伯和茴香都脱不了干系，况且他手里有短枪，看来只能下暗手。那个流氓回家必经的小巷子口，有个厕所。晚上我躲在巷口，留神观察那家伙的行踪。不一会儿，那家伙过来了，进了厕所，我迎面走来。由于天黑，他没有看见我。我手里拿着一块碗口大的石头，用手巾包着。那家伙背向外站着解手，我沉住气轮圆手巾包里的石头，照准他头部狠狠砸了一下。那家伙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杵在粪坑里。我接着又给他弄了一下，然后丢开石头，拿了手巾绕着墙角往回走。路上没有看见一个人。这时我的心才咚咚跳起来，品尝着杀死仇人的兴奋，也怕未来的大祸临头。

　　这时石大伯也回到家，老头看到现状，唉声叹气，连声说，“怕处有鬼，怕处有鬼啊。”我把大伯拉到里屋，用耳语给他讲了我杀人的经过。老头吓了一跳，问，“死了没有？”我说，“死的了了啦。”老头要过我包石头的手巾，仔细看过手巾砸烂的两个洞还带有血迹，石大伯又问，“有人看见没有？”我说没有。老汉暂时舒了一口气。稍作镇定，石大伯就做出一个决定：连夜出寨。他说，“明天就出不去了，维持会肯定要追究这件事。如果那家伙还有一口气，还能清醒过来，那咱就惹大祸了。无论如何三十六计走为上。我早就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只是夜里带上行李出寨，难免不被人注意。牛娃，你说咋办？”我说，“大伯，我有办法。南寨根有个土洞，这个洞和外边是通的，我们几个孩子在里边住过。因为怕冷，才把外面用土块堵住。外边寨壕有一棵大柳树，被风吹倒担在寨壕那边。咱们可以从柳树上过去寨壕。”大伯说，“事不宜迟，只带被褥衣服，再带几个馍，其他的一律不带。”

　　半夜时分，我们三人出了寨子，随着大伯引领向百十多里外的乡下，去找一位姑姑。果然估计不错，第二天听赶圩的人说，寨门口对过往行人查得很严。我们走了半夜一天，第二天天黑时才走到目的地。这是一个小山村，村子叫毛庄，姑家租种人家几亩山地，仅能糊口，没有什么活可干。

　　一个小农户，突然增加3口人，吃饭负担不起呀。几天以后的一个黄昏，茴香把我叫到门外背静处，对我说，“牛娃，姐对不起你，姐平时对你说话刻薄。要不是日本人来，咱伯是想让你做上门女婿的。可是现在这个局势，咱有家不能回。姐已被人糟踏了，不算人啦。姐对不起你，你也替姐报了仇啦，姐感激你。你从来不叫一声姐，姐不怪你，”她说着，我趷蹴在地上，两手抱住头。听了她的话，我想大哭一场，眼泪不住地偷偷往外流。说实在话，我出来这么些年，还没有这样伤心过。茴香接着说，“我和咱伯商量过，准备给你弄几个路费，你还是回陕西，找到老家，免得父母担心。真找不到老家，你就到延安去。听河南过来的人说，好多遭黄水的人都跑到那边去了，那边有生路。”我鼓足勇气叫了一声“姐，我听你的。”茴香突然把我的头抱进怀里，哭得说不成话。好一阵子谁也不说话，最后茴香止住眼泪说，“咱出来时候不小了，早点回去免得人家说闲话。”

　　回去以后睡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思前想后，茴香姐说的是实话。那几年年令小，不懂事，不知道想家。如今已接近成年，是该回到父母身旁。在这兵荒马乱的世事里，这里的确不是久留之地。假如已经和茴香成婚，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这里住下，租二亩地，养活自己，给石大伯养老。可现在这种形式，不伦不类，非子非婿，难以为继。我明天决定走。快天明时，才睡了一会儿。大概茴香也估计到我昨夜睡不好觉，一直不敢叫我。日上三竿，茴香姐叫醒了我，给我送来一条短裤，说，“穿上，姐在腰里给你缝了10元钱（相当于现在的300多元），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敢花。后晌姐再给你烙几个馍，到路上吃，你明天就走。”说的我不由得又流下眼泪。茴香姐象母亲一样一边给我擦泪，一边说，“都长成大小伙子啦，哭着叫人笑话。”石大伯趷蹴在墙根，始终一言不发。我给大伯和茴香说，“我以后忘不了你们，我若能回到家，会来看你们的。”

　　那天夜里我带着干粮，偷偷把门开开，不声不响溜出大门，上了路。我不敢见到茴香姐那母亲般的眼神，我也永远记住茴香母亲般的眼神。就这样，我离开了我混了几年的第二故乡山东，别了，石大伯，别了，茴香姐，别了，和我一起讨饭的小伙伴们！

　　我想陕西应该在西边，只有往西走，才能到陕西。接近火车道的时候，我突发奇想，我来的时候是火车把我拉来的，何不让火车还把我拉回去？于是我想到扒车。在山东就听小伙伴们说过扒车。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空车能扒，煤车也可以扒，车上有人的不能扒。我曾在铁路高处看见过空车厢里坐着几个象难民似的老百姓，我想他们肯定都是扒车的。于是我见空车就扒，象后来看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一样。半路上扒车，只要是向西的空车就扒，向西的煤车也扒。第五天进入河南地界，干粮吃完了。我想找着村庄搞点吃的。刚走进一个集镇，就被两个当兵的挡住去路，原来是国民党的部队。一个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陕西人。”另一个人说，“你说话不是陕西口音，你在说谎！”我说，“我出门几年了，有点山东腔。”那个带班的说，“带到连部问问。”到连部以后，见到连长，那位带班的说，“报告长官，我抓住一个可疑分子，往陕西去的。”连长拉住我的手看看手掌，又问我上过几年学。我说，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连长又问：“想不想当兵？”我说，“我想回家。”连长说，“都不想当兵，日本鬼子来了，你哪里还有家啊。给你半天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干。每月三块大洋，白米洋面尽饱吃。”那位带班的问连长，“报告连长，那杀威棒还砸不砸了？”连长说，“你没有看他还是个孩子？”后来我问老兵，才知道抓来的新兵必须先打20军棍，美其名曰“杀威棒”。中午吃饭，果然是大米饭，还有炒菜。我哪里吃过这样的好饭？不干才是傻瓜呢。我一口气吃了三大碗。伙房师傅说，“小伙子，不要吃得太多，趁着些。下午是白面条，有你吃的。”我问伙房师傅，“每月发钱不发?”师傅说，“发，每月三块大洋。”于是我找着连长说，“我愿意当兵。”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就对啦，好好干，将来能当大官。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咱们回家种庄稼，那才叫太平日子哩。”连长叫人给我拿来一套粗布军衣，换下茴香姐为我做的衣服，唯有内裤我不敢脱。那里面缝着茴香姐给我的救命钱。连长给我交待，可不敢开小差，如果被抓回来，是要杀头的。

　　连长看我还机灵，就留我在连部当通讯员。每天参加连队操练，那些基本动作，我三下五除二就学会了。我最爱劈刺、投弹。小时候放羊，扔石头打羊，从小就练就了投弹的基本功。从每天烧锅、挑水、洗碗、劈柴，到突然换成立正、稍息、跑步走、正步走、投弹、劈刺、单杠、双杠，我觉得格外新鲜。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身体长得非常快，足足蹿了三寸多高，体重也增加了20多斤，嘴上竟长出了胡子。训练中，我敢和老兵劈刺，并且赢多输少；投弹参加团里的比赛，我得了第一，很受连长、营长的喜爱。后来听说这支部队是陕西部队。我问连长，“如果将来部队回到陕西，我能不能回家看看？”答可以，只要你还回来，部队准你的假。但是不准开小差。我高兴地说，“早知道部队生活这么好，我早就参加了。”

　　当时全国的抗日形势急转直下，虽然国民党在台儿庄取得阶段性胜利，八路军在平型关给日寇以重创，但未伤其元气，未能阻止日军从长城而下。先是山西省会太原失守，紧接着临汾失守，黄河以北除中条山以外，已无险可守。国民党的报纸上总是登载着“某某战场上我军退守一新阵地”。

　　不久，我所在的部队调往中条山，阻击日寇南下、打通陇海路、进逼西安的阴谋。我部进入防区以后，修工事，上边命令以“背后掩体为主，主峰工事为辅”，估计敌人火力强大，采取“把主力隐蔽起来，以少数人监视正面之敌，不做无谓牺牲的”阵地战。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夜里，我方派出一个连吃掉日军一个小队。第二天日军实施报复。天上几架飞机轰炸扫射。连长派出平日训练有素的机枪手对日机还击。有一架日机顽固的很，来回俯冲，不可一世。最后四挺机枪从四个方位对付那架敌机。在飞机俯冲低飞时，预计好提前量，一齐射击，打得它拖着一股黑烟狼狈逃跑。在飞机返回途中，机头都抬不起来，几乎撞在山头上。后来敌机再不敢低飞扫射了。这次战役，我们平时练习的投弹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敌人冲到靠近阵地四、五十米处时，我们的手榴弹象暴雨一样落在敌人前面，我还直接用手榴弹炸中了敌人的头部，把敌人打倒后才爆炸。战争的前途正如我的团长所预料的那样，退却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各营都尽量保存实力。当中国军队全面溃退的那一天，我们营一直坚守阵地到那天夜里，然后派出三个班，从不同方向向敌人发起佯攻。大部队人马向敌后撤退。三天以后，那三个班与大部队在敌后会合。半个月以后，我们从敌后向东迂回200多里，黑夜里从白浪渡顺利过黄河。

　　就在渡过黄河以后，发生了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中条山失守后，敌军越过黄河，占领陕县以东几个县，白浪渡已是敌占区。我营渡河以后，必须随时防备与敌军遭遇。夜间行军时，前面派出一个班，与大部队相距一里左右，作为警戒哨。前面一旦发生情况，紧急向后汇报，以作出应急措施。我是警戒哨的参与者，就在渡河后前进不到3公里处，发现有个打麦场，场内睡着十几个人，横七竖八一大片。因为天色太暗，正是二十四、五月黑头，看不清是什么人。于是派出一个人悄悄溜到跟前仔细观察。观察的那个人发现，对方穿有军装，场内还扎着一面旗子，身旁放着家伙，肯定是枪支。于是断定是失去警惕的日军。班长下令不准开枪，只准用刺刀。于是一班人全部出动，十几个人稀里糊涂全部死于梦中。我出手快，扎死了两个。最后一个被警醒，起来就跑。嘴里不停地喊，“我们是老百姓，我们是老百姓！”把那个人抓住后，问他，“为什么集中这么多人，还拿着旗子？”那人说，“那个穿军装被你们刺死的人姓黄，他哥在日本人手下当维持会长。他通知他弟弟在河南沿组织一些人，明天迎接日本人过来，也成立维持会。其实我们都是老百姓。”营长走到跟前一看，一场误会已经铸成，事情无可挽回。于是命令士兵，把尸体集中一块用麦草盖住，暂时不要让人看见。又对那位幸存者说，“这是一场误会，我给每位死者30元埋葬费，交给你代为发放。但是今夜你必须给我们带路，绕开敌人据点，天明前必须通过陕县县城。另外给你付20元带路费。那11个人的埋葬费，你不准独吞。以后我们还会从这里经过的，你若敢贪污埋葬费，小心我们算后帐。”那人连连称是。

　　黎明时分，我们通过陕县县城。当敌人发现时，我们已经进入我军防区。200 多人顺利在敌后穿插迂回，既打击了敌人，又保存了自己。后来听一位兄弟说，这支部队是西北军的底子，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作战经验丰富。怪不得其他部队在中条山退却时，溃不成军，有八百壮士投黄河的惨烈故事。而我们营能坚持到天黑，又向敌人出击，然后井然有序地向敌后撤退。可能是团长对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战术钻研的透彻，并勇于实践。

　　部队开往陕西，一方面是整休，一方面是接到命令，对延安共军进行围剿。外战未完内战又起。这期间我曾请假问遍了铁路沿线是否有叫牛家凹的村，但始终没有找到。我也灰心丧气了。可能牛家凹这个村不在陕西，或许在甘肃省，反正都是铁路沿线。我从山东走的时候，茴香姐交待我真要找不到家时，可以往延安去。可是我们现在正在对延安进行包围，我如果过去人家会收留吗？如果人家把我当奸细杀了，不是太冤枉了吗？犹豫不决，举旗不定。这时日本已经投降，内战已成定局。我们部队中的团、营级干部有的因为“亲共”之嫌，已大部被撤换。说实在话，我对部队已失去感情。我们连长不是说过，把日本打回老家去，我们的日子就太平了。可现在这种局面，哪里有太平迹象？部队又要调往河南去“剿匪”，我只好随部队走。走一步说一步，有机会的话，溜出部队当老百姓去。部队调往河南西部以后，驻扎在一个叫“水浴河”的镇子，镇子中还驻有当地民团的一个营部，民团也是剿共的地方组织。离镇子几里远有个小村，叫南沟村。我在闲逛中和村里一个丧夫的妇女认识了。这位妇女叫荷花，长得很丰满。当时我在部队中已是排长职务，部队的白米洋面把我养得也很有派头。我和荷花谈妥，等部队开拔后，我再开小差回来和她结婚。我把我用的搪瓷面盆、暖水壶、蚊帐都存放在她家里。这些东西，在当时只有地主老财家的才有，穷人家连见过都没有。足见我对她的真心。这次部队又被调回陕西，围堵共军。四天以后，我偷偷回到水浴河镇南沟村，准备和荷花结婚。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生活经验少得可怜。我想的太简单了，不知道一个稍有姿色的寡妇背后有多少条地头蛇在盯着。第二天下午，来了几个民团的壮丁橛子，进到屋里不论三七二十一，先把我捆起来，说我是新四军。拳脚、棍棒、石头瓦块一齐向我飞来，足足打了一个钟头，又把我拉到水浴河滩，准备把我砸死在那里。这时一位骑马的青年军官走到跟前，问这伙人，“咋回事，把人打成这样？”几人具说“他是新四军”。说着从马上跳下来，走到我跟前，弯腰用手摸摸我的鼻子，尚有呼吸。又问这几个人，“你们咋知道他是新四军？”一个人回答，“他有搪瓷盆，还有电壶。”那时人们把暖水瓶叫电壶，装上热水几天都不凉。青年军官说，“这能成为新四军的证据吗？真是岂有此理！你们把这人如何处理？杀人可是要偿命的。”那几个家伙都不敢吭声。青年军官又说，“去，把人抬到营部，你们几个负责给人家治伤！真是一群文盲！”原来人在快要死的时候，听人说话，那么遥远，好象是从天际传来的，似有似无。我这次真是进了一次鬼门关，体会了一下人之将死时的味道。经过医生的治疗，十几天后，我逐渐恢复。在治疗过程中，我得知这位青年军官是民团的营长，姓马，叫马永康，他是洛阳师范毕业生。他叔叔是国民党县三青团的干事长，但他本人在学校里接受过新思想，学生时代还参加过石大山的抗日战役。曾纠集几位同学去延安，因国民党封锁严密，未能通过。去延安不成，就暂时当着民团的营长，维持一方的安定。就为这干了一年不到的民团营长，以后让他付出了七年的牢狱之灾。这是后话。

　　一天下午，马营长和我谈话，问我是哪里人。我把自己的身世大概说了一遍。马营长问，“你伤好后还想和那位妇女结婚吗？”我说当然。马营长说，“等你伤好后，我给你主持这个婚礼。你暂时在这个营里混几天。”马营长听说我是从中条山上下来的，还称我为“抗日英雄”。

　　第二年，解放军一二五师来虢山剿匪，马营长解散了民团，参加了解放军。部队西进时，他约我一起走。但当时我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不愿离开家。马营长劝我说，“你若不走，恐怕我参军以后，当地人还要找你的麻烦。你小心点。”果然如此，马营长走后没几天，原先打我的几个人又在一起商量整治我的办法。被妻子荷花探知，她劝我早走，免得再受苦。商量一夜，第二天我到乡政府报名参军。转眼之间，我由民团变成解放军的人，妻子也成了正儿八经的军属。想整我的人狗咬刺猬没法下口。这是我由陕西到山东又变成河南人的来历。

　　参军后，当年冬季就随部队开拔到朝鲜。在朝鲜，我那在旧军队里养成的傲慢习气渐渐显露出来。说实话，我虽然才20来岁，但已是老兵了。在中条山战役中，什么样的艰难场面没有经过？不论是战斗技术还是战场经验，都比那些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强，甚至超过那些指挥员。因此，我对上级的指示和纪律漫不经心。

　　刚入朝时，志愿军尚没有空军，美军的飞机猖狂得很。部队白天不能行军，只能钻进森林隐蔽，到夜里才敢走。

　　一天傍晚，部队正准备行动。出发时，被敌军的特务发现。特务用无线讯号指示来了一架美军飞机，在我军隐蔽处上空低空侦察。它飞得太低啦，几乎擦着树梢而过，飞机的螺旋浆扇起的风把地上的尘土都吹起来。部队当时有一条命令，不管敌机如何猖狂，步兵都不准射击，以免暴露目标。因为我军没有高射炮，敌机就格外放肆。敌机的两次低空飞行，唤起了我在中条山上对日机射击的瘾。当第三次敌机又准备在我军头顶低飞俯冲时，我跃身而起，夺过机枪手手中的机枪，拉开枪拴，朝敌机飞来的方向端起。士兵们大概觉得上边的命令过于教条，并没有人阻止我。我预计好提前量，扣动扳机，“哒--哒--哒”，20发子弹连续射出。估计敌机这次俯冲不是投弹就是扫射，但这一梭子子弹让敌机没敢投弹也没顾上扫射，乖乖向南飞去。上级发现有人违犯防空纪律，严令连部，查出其人，就地正法。夜色降临，部队已整装待命出发。我正在庆幸飞机叫我给打跑了，谁知连长走到我跟前，问，“刚才是你打飞机不是？”我说是。连长拉着我的一只膀子，把我拉到离部队百十米远的地方，把我摁倒在地，向着旁边“啪啪”打了两枪，然后爬在我耳朵边低声说：“十分钟后，必须赶上部队，以免掉队。我在队后接你。明白吗？”我这才意识到，我是被枪毙了的人啦。刚才连长打那两枪，是在向上级表明，他已执行命令，枪决了违纪者。

　　赶上部队后几天，我都是黑人一个，憋着一肚子气，又不敢声张。白天窝在林子里休息，黑夜里摸黑行军。不远处炮声不断，警告着指挥员，前边就是战场。行军要穿过一道道炮火封锁线。夜里，敌人的炮火时不时向我军通过的道口发射炮弹，有时一连发射几十发，有时几十分钟不发一弹。我军通过的地方，士兵被炸死的尸体，横七竖八到处都是，辎重、炮车被炸毁，一片狼藉。

　　敌军的校炮飞机不时在头顶嗡嗡，不时飞过的照明弹带着降落伞徐徐降落，这一颗还未落地那一颗又丢下来。如果不摧毁敌人的炮阵地，对我军的前进影响非常大。这天下午，连长找到我，向我下达一个任务：侦察敌人炮阵地，为我军炮兵射击当校炮员。我满口答应。连长问我怕不怕？我说，“我是战火熏出来的人，又是被枪毙过一回的人啦，还有啥怕的？”于是连长领着我，还有另一个炮兵兄弟部队的小伙子，三个人组成一个侦察小组，先去把情况摸清。我们带着一部望远镜，避开敌人可能监视的地方，向敌炮阵地前进。经望远镜仔细观察，敌炮阵地设在一处山梁背面，面积很小，山梁南高北低，我炮兵很难发现，既使发现也很难射中目标。近了射在岩下，远了翻过山梁，落到沟底。山梁的西面是个断崖，有20多米高，刀削一般直立着，人不能攀上去，岩边长着一棵弯根的松树，再向上才是陡坡，人可以爬行。山顶是一个坟丘状圆包，圆包的东面高出敌炮阵地，也是几米高的石岩，相距敌炮阵地五、六十米远。坟包上生长着许多一抱多粗的松树。连长问我，“有爬上去的办法没有？”我说，“只有在那棵松树上打主意了。”我又要过望远镜，仔细观察崖上那棵松树，离崖根不会超过20米。我完全有把握把石块投到崖根松树根部弯曲部位。石块上带着一根细绳，当扔出的石块绕过松树就垂直向下落，然后再用细绳绑住一根能负起一个人重量的粗绳，把粗绳拉过树根，绑在树根上，人就可以抓住粗绳，脚蹬石壁向上攀爬。连长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三人按原路隐蔽迂回。到临时营地，准备好一切必需物品。

　　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夜里解决掉敌炮阵地，否则部队伤亡过大。考虑到坟包状山头离敌炮阵地太近，说话声会被发现，那位炮兵部队的侦察员，和他们炮位编了一副临时密码，用子弹头敲击报话机的送话器和用子弹头擦发话器，向自己部队报告射击方位、误差和误差的距离等。我们又当场作了模拟试验，效果很好。于是我和炮兵兄弟两人带上一应必需物品，绳子和好几副绑腿带子，又检查了报话机、手榴弹和卡宾枪，连夜向白天观察的目标出发。一切顺利，按照预定计划完成。夜里十二点左右到达目的地。远看非常平静的山包，夜里风很大，松涛怒吼，气温在零下10度左右。害怕敌人有警戒，我俩慢慢一边观察一边前进。找到对敌观察最合适的地方，在一棵一抱多粗的松树背后隐蔽下来。紧张和兴奋暂时代替了寒冷，我俩分工，他做报话，我做观察。他爬在地下用大衣盖住头部和报话机，我爬在大衣下用耳语向他传达情况。敌人的炮声不时响起几声，暗号连系上以后，开始试射。我方的炮弹在敌炮阵地下几米的地方爆炸，敌人并不以为然，仍旧照样隔几分钟放几炮。当试第四发时，炮弹射在敌阵地下方一米处，敌人似有所查觉。从炮阵地出来四、五个士兵，用卡宾枪向四周能观察到炮阵地的地方盲目扫射了一阵子。我和战友爬在松树背后，躲避敌人射击，仔细观察动静。敌兵可能怕冷吧，懒得向四周仔细搜索，用火力侦察一阵又回到阵地里去了。敌人的炮仍在继续发射。在敌炮发射间隙，我又和我炮联系上了。报告第五发炮弹的看炸点，让炮兵兄弟再把炸点提高两米，而后耐心等待校正后的第五发炮弹的到来。当我刚弯下腰去和战友耳语时，只见敌阵地上白光一闪，我急忙张开嘴巴，爆炸声气浪已扑了过来，一片弹片扎进了松树的树干上，我在闪光中清楚的看见敌炮阵地被掀开了水泥顶盖，灰尘弥漫着天空，向四周扩散，象沙尘暴，更加重了夜色的黑暗。我赶快爬在战友耳边说，“快，发信号，向这个目标连续射击！”接着我方又来了几炮，我和战友爬在松树背后，被炮弹的爆炸声震得耳朵直响。

　　炮声过后，我抬头向敌阵地仔细观察，一片黑暗，看不见任何东西。因听力失灵也听不到一点动静。于是，我让战友向回报告，敌炮阵地已被摧毁，请求指示。回答是注意安全，原路返回。黎明四点钟左右，我俩趁着下弦月的光，下到山下。没法解掉绳子，只好留在崖边的松树上。一直到十几年后的现在，我都忘不了，过度的紧张和兴奋能使人感觉不到零下十几度的寒冷。在回营地的路上，我才不由自主地打起牙磕。因为爬崖时内衣被汗浸湿。从那时候开始，我的耳朵就一直嗡嗡响。我才知道作过战的炮兵，听力很少没有毛病的。

　　大约已经夜里两点了，老薛又给牲口添了一次草料，回来对我说，“时间不早了，我怕你乏，睡吧。以后有机会再喷。”我说，“你乏不乏？我还想听听你是怎样从志愿军部队上回来的？”他说，“你不瞌睡，那咱接着聊。”

　　那是部队三查时的事。连里开会动员，每个官兵必须历史清楚，对自己的历史污点有什么说什么，不能欺骗党，欺骗人民。要向组织表忠心。比如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组织啦，本人是什么成份，出身什么家庭，是否杀过人，包括战场上的，参加过反动会道门没有，是否当过土匪。不论你旧社会干过什么，只要说出来就是历史清楚，党对你既往不咎。要相信党相信人民。他妈的，我那时太幼稚，又喜欢瞎喷。结果把我在山东打死的日本维持会长，在中条山保卫战中刺死的两名日军重伤员，夜渡黄河时误伤的两名准汉奸，都一股脑儿喷出来。我还没有当过那么多人的面发挥过自己的演讲才能，我讲的绘声绘色，痛快淋漓。在我的带动下，好多人都发了言，说出自己的历史。上级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从此埋下了祸根。再加上组织上弄不清我是哪里人，更可疑的是，茴香姐给我缝在内裤里的法币票子，我一直当作纪念品而精心保存的裤带，被人发现。几经解释，人家不相信。还有我平时不爱听政治指导员卖嘴皮子那一套，动不动就和人家顶撞。这都成了祸根。等到有问题的官兵都送回国后，时间不长我也被发送回原藉。临行时，说的是转业到地方工作。谁知回来后，接待我的是公安局、监狱。我一见上当了，就破口大骂。我说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有功之巨，你们不应该这样用欺骗手段对待我。但没有人接我茬，骂得狠了，他们给我戴上脚镣，又骂了两天，又给我戴上手铐。这就是你在教育所看到我时的样子。

　　这时天色已大亮，老薛妻子把饭做好，支应我们吃毕，他对妻子说，“我今天不出去拉货了，你拾掇完后，到妹妹家去帮忙吧，我俩要好好说说话。”

　　一开始我被判成死缓，后来又改成十年，最后又改判两年，送到砖场劳动，又当大组长。大概是人家一一落实后，了解到我身上所谓的“人命”都是假的吧。学会烧砖瓦后，教育所又拨给我30多人，让我到桃林重新开辟一个新砖场。因为桃林土质好，能烧出好砖瓦。由两名民警带队，我负责技术指导和纪律管理。犯人都是两三年的有期徒刑，我给犯人们讲，“大家都不准逃跑，我保准让大家吃饱饭。家属来了，只要通知，我准你们接见。”还专门盖了一间临时性的土坯房，让犯人和家属住宿。这样我也能共享家属送来的纸烟、食物等。几个月的时间过去，我教会了一批有一技之长的劳改犯人。随后我的两年徒刑也已到期，政府正考虑放我出去后，往哪里安身。因为我从朝鲜弄回来时判的是死缓，虢山水浴河那位荷花已经和我离婚。正在这时，桃林县公安局来了一位领导，姓杨，他和我商量，让我完成一个任务。成功之后，放人。他说，“政府不会让你白受劳的，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过了几天，桃林监狱的号子里出现了一名死囚。死囚脚镣手铐齐全，遍体鳞伤，脸上布满血迹，和电影《红岩》上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者一样。那天夜里，牢门打开，民警把死囚推进牢房，又从外面锁上门。死囚骂声不绝。原来桃林最近抓回了一批旧政权县党部、县府里的重要人物。不知从哪里集体被捕归案。十余人集体绝食抵抗，已三四天时间，拒不进食。这样，等不到召开公审大会，这伙人就会饿死的。最后狱方想出了这个办法，就是让我当“囚托”，争取让这些人进食，让他们安全活到被公审的那一天。

　　第二天，早饭送来的是玉米糁。我戴着重镣走到饭桶前，看了一眼，破口大骂，“妈那个B，让老子吃这猪食！”同时两手推倒饭桶，向送饭的伙夫大叫，“回去给你老板说，不是火烧馍加卤猪肉，老子不吃！”说话间，站岗的民警走近，把枪拴拉的“咔咔”响，站在窗外向我示威。我见势哈哈大笑说，“去你妈的，老子被你们抓住就没有打算活！不要把枪弄走火了，打死老子看你咋向你老板交待！砸了饭碗是小事，小心你的小命！”民警气得干瞪眼，把我没办法。不到两个钟头，果真几十个火烧馍夹卤猪肉，还有煮有大枣的大米汤就送来了。我抓住一个馍就吃，边吃边说，“这还差不多！”其他的人好象有什么黙契，谁都不吃。有的看着我的吃相有点动心，可是互相看看，还是不动手。我说，“生死是另一回事，不值得和自己肚子过不去。不吃才是傻瓜呢。吃饱饱的，死了省得当饿死鬼！”有一犯人走到馍篮跟前，抓起馍就啃，其他几个人终究抵挡不住诱惑，纷纷出手。还有一位犯人边吃边说，“女子养的，前几天要是送这样的饭，老子才不绝食呢。”于是一场绝食运动被我这个特殊犯人给瓦解了。从此以后，半个多月再没有出现过绝食现象。

　　半个月后的一天上午，监狱院内进来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民警，打开号门，喊着我的假名，把我拖了出去。我戴着沉重的脚镣走出牢门。民警粗暴地用绳子把我五花大绑，押出监狱大门，向公安局走去。一位杨队长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你的任务完成了。”一场闹剧终于落幕，我又回到我创建的砖瓦窑场。犯人们纷纷问我，这半个多月去哪儿了？我只能笑笑不予回答。

　　过了几天，公安局让我向另一位犯人大组长移交了砖场的一切手续，又让我休息两天。理发，洗澡后，又让我把从朝鲜回来时穿的志愿军军服洗干净穿上，戴上军帽，俨然一副军人形象。我心里嘀嘀咕咕，这不知又是把我当啥猴耍哩。第三天吃过早饭，杨队长叫我随他到郊区一个村走去。路上杨队长对我说，“今天我领你到焦村去相亲。政府考虑到原先那位已经和你离了婚。你无家无底，回去以后也没有地方去。如果双方愿意，让你去作上门女婿。你应该有点思想准备。”当时他说得我心里咚咚乱跳，事情来的太突然了。待情绪稍微平静下来，我们已经进了村子。走进一家小院。杨队长高声喊着，“老张叔在家吗？”门内出来了一位少女说，“我伯去地干活了，我去叫他回来。”大概这位女子认识杨队长。那位老张叔回来后，一进门向杨队长打过招呼，又立正仔细把我打量一番。半个多月的猪肉夹火烧馍，把我养的白胖白胖，我抬头挺胸睁目闭口的军人姿式大概也挻吸引人的。老头象相牲口一样把我上下审视一番，就差没有拉着缰绳溜几圈，再掰开嘴看看牙口。杨队长向老头介绍说，“小伙子能吃苦耐劳，忠诚可靠，是军人，又是孤儿，又有一套烧砖的技术。在我们局贷雇两年了，没有成过家。”老头问我年令，我说，“24岁，属蛇的。”老头满意地点点头。原来老头有两个女儿，长女比我小四岁，刚才进门时见到的女子是次女。这时长女从外面回来了，高个头，大眼睛，一手提着一个竹篮，里面放着一块肉，右手提着一个酒疙瘩，还有几盒香烟。女子放下竹篮，问了一声，“你们来啦？”然后拿出一盒烟，拆开，每人让了一支，还看着我笑笑。看来他们早有准备，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老头说，“咱们穷家，拿不出什么好吃的。今天咱包顿饺子。”杨队长说，“不啦，我今天来主要是让你们双方见一下面。没意见的话，我改天把证明拿来，让他俩到乡里登记领结婚证。”老头说，“哪里话？国华的父母不在跟前，你就得代表男方主婚人。连顿饭都不吃象话吗？”吃饭喝酒间，我先向老头倒酒，又给杨队长倒，轮到女方给我倒酒时，我不敢喝。女子说，“拘束啥哩？今天虽然杨队长在场，但你得听我指挥。”听了她的话，我似曾相识，我一下子想起我的茴香姐骂我‘你舍不得吃饭，准备往死里饿呀’的样子，不觉心里又是欣慰又是难过。今生能否重逢，我的茴香姐？我一下子也就喜欢上了这女子。饭后杨队长辞行，我也要走。老头说，“你何必再跑一趟？明天杨队长把证明拿来就是了。”我心里有些嘀咕，常言道‘是媒不是媒，至少跑三回’，哪有一锤定音的？我说，“我得把行李拿来。”杨队长说，“回去一趟也行，我改日负责把人送来，你放心吧。他跑不了。”说的那女子偷着笑。就这样，一场婚姻大事定了。

　　婚后一段时间里，三门峡要修水库，我们这里是淹没区，老百姓大部分往西北各省迁。我在公安局的关怀下，迁到本县境内，没有受什么大波折。迁往西北各省的人因水土不服，又跑回本县。我算是没有受症。这就是公安局说的‘不会让你白受劳’吧。我得感谢政府，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我现在有两个女儿，我很满意。这次文化大革命，和我作对的那一派给我定性，说我是劳改犯，我说我是志愿军功臣。为此，我打过几次架。世上事就是这样，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我妻妹夫是大队支书，又是我这一派的造反派头头，因此吃不了亏的。

　　五年后，我又见了一次薛国华。他得了肝癌，到西安动了手术，瘦得厉害。他说动手术花的400块，是大队拿的，毕竟他当过志愿军，是有功之臣。薛国华很乐观，他脱了上衣让我看他的伤口，“看，把半个肋子都扳过来了。”第二年我又去看他时，老薛的妻子说，他刚刚过了五期。我悔之不迭。薛国华死了，当时不到五十岁。但他的传奇故事却总让我耿耿于怀，在心里一直翻腾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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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叶柄 时间: 2007-12-29 11:50
开篇很新颖！

作者: 田瞳 时间: 2007-12-29 15:58
是个中篇吧？这样的篇幅，最好发连载频道。

作者: 脂砚 时间: 2007-12-30 09:53
是啊，有点长，感谢对太虚版的支持，打个标记，明天上来细读！

问好春江花月夜，元旦快乐！

作者: 脂砚 时间: 2008-1-1 16:59
小说叙事从容不迫，淡淡的叙述调子让人读起来很舒服。看得出来，作者写得很用心，精华支持！

作者: 牟兴海 时间: 2008-1-1 22:29
新颖的写法，笔调从容！跳跃中，见意味！欣赏，问好1

作者: 春江花月夜 时间: 2008-1-2 10:26
谢谢脂砚，谢谢叶柄，谢谢田版，还有兴海！这篇是16000字，短篇有点长，中篇有点短，这样写好象也把素材浪费了。祝你们新年快乐！

作者: 南来之风 时间: 2008-1-2 10:59
先占着,晚上拜读.

作者: 吕永红 时间: 2008-1-2 11:07
文笔从容老到，学习！

作者: 南来之风 时间: 2008-1-2 16:37
是长了点,写得不错!

作者: 四方 时间: 2008-1-9 10:13
喜欢。

作者: 于文华 时间: 2008-1-9 11:05
新颖的写法，笔调从容！跳跃中，见意味！欣赏，问好1！
人物命运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起起伏付。学习，！问好！

作者: 石块 时间: 2008-1-9 13:35
拜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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