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反映了周朝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从中能够看到当时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轮廓，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林林总总，横向到点，纵向到面，呈现出一副立体的图画，它为我们了解祖先的生活方式，以及现在的人文传承提供了依据。《羔羊》所呈现的就是士大夫公务生活的点滴。
诗歌本身很简单，就是穿着羔羊皮袄、扎着没有花边丝带的人，在王府办完公事准备去吃饭的神态和步履。这有什么可以描写的吗？这样的描写又能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的人能看到很多背后的事，看不到的会认为这首诗很无聊。穿个烂皮袄也要写出来？ 是的，一定要写出来，因为在周朝的服饰制度中，羔羊皮袄是身份的象征，什么身份的人穿什么衣服，不能穿错，就像今天的军队，一看你穿的衣服，就知道你是什么级别。服饰是周朝立政的基础之一，自天子至贫民在穿着上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级别越高，衣服的定制越严格。一般规定，士大夫以下衣着相对随意， 《礼记》上有“士不衣织”的规定，即士大夫以下的人是不能穿丝织品的服装的，除此，可以随便穿。但贵族不行。自天子以下，贵族分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每个爵位用衣（上身）、裳（下身）、深衣（连体）的不同搭配以及花边、配饰区分，衣裳必须用丝织品，衣用正色，即青、赤、黄、白、黑，裳用间色，即 绿、红、碧、紫、赤红。由此我们可以认定，《羔羊》所述穿羔羊皮衣的人必是士大夫，因为百姓是无权上朝的。“素丝五紽”、“五緎”“五总”均是形容缝合之细密，有致，做工可谓考究，而素丝更显其颜色搭配浑然一体，不突出。
关于周制服饰规定，《礼记·玉藻》《礼记·杂记》《礼记·缁衣》《礼记·深衣》都有相关记述。朝服、祭服、礼服、丧服、便服各有其序，不能混穿，而以朝服最为隆重。对衣着要求之严格，一方面为巩固国体，体现等级之威严，另一方面也约束了各级人员的行为规范。服装是个标记，穿什么服装做什么人，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你一出现，大家就知道你是什么级别的人，你的行为就会处于众人的监督之下。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求穿工作服的原因吧？试想，如果我们今天对工作服装的要求更细致一些，标记更明显一些，那么对抑制腐败、恢复礼仪一定会起到明显效果。
羔羊皮袄因其质地柔软、毛质细密、毛色纯洁而深受人们喜爱。一个破羊皮袄也值得炫耀？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看过去的事。在粗麻葛布时代，能穿上洁白素雅的羔羊皮袄，实属不易。而且，这是用来上朝的服装，可见珍贵。这应该是那个大夫最好的衣服了，再加上针线缝合一丝不苟，自然是一件值得显摆的东西。何况，洁白正是君子的象征呢！从这件衣服上，也似乎暗示着这位大夫的敬业、正直高雅、彬彬有礼的品质。
从“退食自公”或“退食自公”我们能看到大夫公务生活的另一个事情，即公办是管饭的。士大夫以上入朝公办，君主给予膳食，也是周制。公膳于朝，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体现君主体恤下属的怀仁之心，表达“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亲民姿态；二是勉励士大夫一心为公，不因匆忙回家吃饭而分心于私。民间现在也有把公务员称作“公家人”的说法，就是希望他们以公为家，勤勉敬业。《礼记》就有公务人员不能带着文件回家的周礼典制，可见周朝公私分明要求之严。今天这个传统却消失了，而“以国为家”也有了另一种含义。
《羔羊》释译分歧在于“委蛇委蛇”，这是历代大儒把这首诗定性为“颂歌”或是“讽语”的关键。“委蛇”是什么？《庄子·达生》记载：齐桓公打猎遇鬼而一病不起，皇子告敖告诉他：“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桓公听后大喜，因为他遇见的正是委蛇，瞬间痊愈。后果然称霸。民间传说委蛇就是一男一女双人头共一蛇身的神物。庄子通过这个故事想要阐述的是做人的境界：心神宁静释然方为上。那么诗中用“委蛇委蛇”引申大夫“退食自公”的行为表情，显然是有着赞美情绪。那么我们可以理清诗作者的意图了：这是通过观察一位自公堂出来准备吃公赐之食的士大夫的穿着打扮、步履神态，进而赞扬其纯正、顺随、安适、勤勉的君子之风。郑玄和孔颖达对《羔羊》大加夸赞，认为此诗立意高深：“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朱熹也跟着应和。笔者并未看出其中奥妙，不敢妄语；清以后学者转而认为此诗讽刺意味极强，大致是穿着考究的小皮袄，吃的肥头大耳，一步三摇得意洋洋的丑态云云，不知有没有政治因素。笔者眼拙，也看不出为何讽刺，故更不敢胡言。
只是感觉，如此之公务员，放在今天，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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