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逸斋日志（自序、2010年，在武汉） - 中财论坛

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写作学老师夏元明先生就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得意弟子刘辉。那个时候刘辉大师兄写了一本日记体散文《尘埃的独白》。我本人没有买这本书，但我的同学中有人买。我对他的印象刚开始并不怎么深刻。直到我参加工作之前才从同学那里借来这本书翻了一下。坦白地说，我对这本书并不是非常看好。给我的感觉，这就像是一本流水账，连吃饭、上厕所这样的事情都写，里面甚至还有一些错别字。这让我很失望，与我的期待相差很远。文学就要对生活有所提炼，怎么能不加取舍呢？

当然，这些并没有影响我对刘辉大哥的好感。我看过他的博客，也听过他的演讲。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看过的很多书是我没看过的，他思想的深度也是我达不到的。我不是一个喜欢崇拜人的人，但我必须说，他确实是我们黄冈师院年轻人公认的榜样。

我离开黄冈去武汉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要模仿刘辉大哥的《尘埃的独白》，也写一本日记体散文。与《尘埃的独白》不同，我希望能增加文化学术的比重，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随笔杂感。刚好，我实习的时候，有个学生送给了我一个笔记本。我打算就把日记写在那上面，等有电脑了再录电子稿。

我来到武汉做了教辅编辑。同事将我领到宿舍楼下。我一看，围墙上有“龙舒堂”三个大字。我刚开始准备将这本书命名为“龙舒堂日记”，后来觉得还是改个名字为好。《周易》中有“风从虎，云从龙”，我决心用“云”代替“龙”；“舒”有“舒服”的意思，“舒服”和“安逸”是近义词，我决心用“逸”代替“舒”；“斋”和“堂”一样，都表示处所；博客、QQ空间都把个人的日记叫做“日志”，我决心用“日志”代替“日记”。于是，我就把这本书最终定名为“云逸斋日志”。

到了公司后，我惊奇地发现，我们的课本、教辅资料和试卷中有很多错误。我就把这些东西写进了日记里。我自己也看过很多书，我把自己的感想和发现也写进来了。

到了2011年7月的时候，我因为黄冈师院两位老大哥赵立涛（《演讲与口才》学生版原编辑部主任）和刘辉的帮助，进了北京演讲与口才杂志社。我最初的想法是将这本书分为“2010年，在武汉”“2011年，在武汉”“2011年，在北京”“2012年，在北京”四个部分。

然而，我的梦很快被现实打碎。我到北京后发现自己有阑尾炎，不久又被杂志社下课了。我的写作计划被迫终止。几个月后，原来帮助过我的刘辉大师兄也失业了，后来我们的联系就少了。后来，赵立涛师兄也离开了演讲与口才杂志社。我感到一阵莫名的辛酸。

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激情很高。抱着当作家的梦想，我加入了信仰诗社，不断进行写作。高中以前的生活是封闭式的，我的眼界也很狭隘。大学的生活却是很开放的，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我渐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我想：自己的出路有两条。要么改变自己，不断进步；要么保持现状，碌碌无为。

为了在文学上步入正轨，我做了很多努力。我专门学习过旧体诗的格律，同时又尝试写新诗。我抄了好几本诗歌，有的我还能背诵。我还受鲁迅先生《朝花夕拾》的影响，创作了些一些散文。

然而，文学的道路不可能宽阔平坦。在大二上学期以前，我的作品投出去总是石沉大海。我总感觉自己是孤独的，好像天生就与成功无缘。我那个时候有些急功近利，脾气很暴躁。

终于到了2008年，我的命运开始有了转轨。那时候，正值初夏。怀着火热的激情，我写下了一首《念奴娇·还乡寨怀古》。很快，这首词在校报上发表了。不久，我获得了全国高等院校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二等奖。同时，我的新诗《梦》获得了信仰诗社举办的“鄂东”杯原创诗歌征文大赛优秀奖。

可是，挫折和成功似乎是孪生兄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受挫，生源地贷款申请也不了了之，父亲又劝我放弃考研。我曾一度感到很苦恼。但我始终没有放弃文字学。我接着在校报上发表了散文《我的“百草园”》。这一年年底，我被评为“文学院科研创作十佳”。

在接下来的2009年，不愉快的事情不断地发生。考研无望了，我的女朋友也离我而去。作为师范生，我觉得就业上教书应该是首选，而我的试讲却存在很大的问题。百无聊赖之际，我继续文学创作。这一年，尽管很不顺，但仍然有作品发表。

大四上学期，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实习和就业上。实习期间，我在实习学校的校报上发表了散文《纯真的心》，我还被评为“优秀实习生”。实习一回来，我就在校刊上看到了我的散文《郑因老先生》。我在黄冈的文学终于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尾声了。

然而，我来不及享受成功的喜悦，就投入到求职的洪流中了。我原想教书，可投了几个学校都杳无音信。无奈之下，我进了武汉的一家教辅公司，做了一名语文编辑。今天，如何让文学走出黄冈，走向社会，正是我所考虑的。我不知道前方的路会怎样，只能但愿明天会更好。

实习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但不知为什么么，最近好几个晚上都梦到了实习的事情。实习留给我的，不仅仅是实习鉴定表和优秀实习生荣誉证书。

我本想从事真正的教育工作，如今却只做了个语文编辑。想到自己过早地告别了学校的生活，我就觉得实习的记忆对我特别珍贵。

作为80后的我，遇上了一群90后的少年，收获很多。那些学生的活泼机灵，正是我在高中时期所缺乏的。有一次，两个学生在看一本书。我走到他们跟前，其中一个学生指着一幅图片对我说：“老师，你长得好像梁思成。”我听了这句话，竟吓了一跳，因为我对梁思成一无所知。从他们身上，我明白了老师不应该有高高在上的姿态，而应该谦虚谨慎，不断学习。

社会上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称90后是叛逆的一代，不服管教的一代。但通过我和他们的接触，我发现这种说法完全是想当然。他们身上也有我们成人所没有的淳朴、善良、无私。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高三实习，高一的课我上得很少。但我仍然给这些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走的时候，那些学生给我送了礼物。我还给其中一个班唱了三首歌《相思比梦长》《真我的风采》《一剪梅》。我每唱完一首，他们总是热情地鼓掌。还有一个班的两个女生给我写留言，她们说我生活得好坎坷，令她们好感动，还劝我要乐观地面对生活。看了她们的留言，我忍不住流下泪来。

我在大学时认识过一些来自咸宁的同学，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方言中“兄弟”可以用于女性。这一语言现象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一些看似偶然的语言现象，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将“兄弟”用于女性是古汉语用法的延留。《诗经·谷风》中就有“宴尔新婚，如兄如弟”。《孟子·万章上》中也有“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甚至到了明代，归有光在《沈贞甫墓志铭》中还说：“及予娶王氏，与贞甫之妻为兄弟。”这三个例子中，“兄弟”显然不能用今天普通话的意义去套。

汉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古汉语的一些现象在某些地域消失了，可能在另外的地域还保留着。在今天普通话和大部分方言中，“兄弟”只能用于男性；但在咸宁方言中，它可以用于女性。方言也是一种文化，是一门值得深入研究的学问。学习方言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语言的演变，学会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

今天，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学好普通话是不行的。但我们不能以学好普通话为借口而鄙视方言，否则我们将得不偿失。

《读写天地》2009年第7期刊登了郝铭鉴先生的《做一个汉字传人》。郝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汉字在当今面临的问题，教育我们要做汉字的传人，很有现实意义。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文中引用了一个例子让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文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乐”本该读yuè，却被我们大家读成了lè。我就不明白了，“乐”在这里作“快乐”讲，当然读lè，怎么能读yuè呢？而且，第4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也引用了这句，也说读l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依据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编写的，王力先生在古汉语研究方面堪称泰斗，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你郝老先生就算不迷信权威，你说读yuè总要给出理由吧！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写文章岂能如此不严谨？怎么能你说读yuè就读yuè呢？

孟子说：“人之弊在好为人师。”现在有的所谓的专家动辄以长者身份来训人，却缺乏起码的常识。优秀的知识分子首先应想到的是反省而不是卖弄。

同学中，有的正积极备战考研，有的还在观望徘徊。也许我的回来压根就是一个错误。我的确不知道自己的前途究竟如何。我已经过早地从考研的阵营中退出来了。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在就业上劣势很明显。

有一个考研的同学和我关系很好，我们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同一个人。我问那个同学：“我现在是不是个被遗忘了的人？”他说：“不，指导老师说很期待你的大作出现。”听到这话，我陷入了沉默。我如今连生存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哪里还敢奢望那一天的到来呢？社会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文学的艰辛已经超乎了我的想象。有人建议我白天工作，晚上写作。我的确是这样做的，然而文学这条路还能走多远，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也许有人认为我太悲观，悲观固然不对，但盲目乐观也不好。我现在只想怀着一颗平常心度过每一天，坦然地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

今天，公司对新老编辑进行了培训。会上真正对业务有指导性建议的内容很少，大部分内容很空泛。会后还组织了一次考试。一听到“考试”二字，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因为担心考不好被淘汰。但转念一想，反正天下又不只剩下这一个公司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很吃力地做完了试卷。有位老大哥和我做一样的卷子。我们相互看了对方的答案，把自己的错答案改了好几处。我轻声地问：“做得不好会不会被淘汰？”他告诉我：“不会，这只是个形式。”

这使我想到几个月前学校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大会。当时很多同学对自己的题目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连资料都没有备齐。会上，每个同学胡乱地讲了几句就草草地收场。有个同学写《红楼梦》研究方面的论文，指导老师问她：“《红楼梦》看完了吗？”她说：“看了四分之三，实在看不下去。”指导老师连忙打圆场：“看得比较扎实。”

很多版本的小学语文课本选了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小学课堂上，这首诗显然是作为写景诗处理的。

然而，朱熹写这首诗仅仅是赞美春天吗？从表面上看，似乎讲得通。不过，如果稍加分析，问题就出现了。泗水在山东，属金统治区，而朱熹是南宋人。作为南宋大臣的朱熹怎么会到沦陷区去欣赏美景呢？原来，朱熹是儒学宗师，他写这首诗是以春天的欣欣向荣比喻儒学的发展壮大。泗水是孔子的故乡，因而也是朱熹心中的圣地。这样一首富有哲理的诗怎么能简单地作为写景诗来教呢？

小学生是不懂儒学的，这首诗放在小学教材中是否合适呢？对小学生我们不能讲得太深奥，于是一种肤浅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就灌输给了他们。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学生缺乏怀疑、探索的勇气。在学生很小的时候，我们又把错误的知识告诉给了他们，这对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发展会产生好的影响吗？

像这样粗暴地对待文化经典的做法，我认为是不利于文化传承和教育发展的。我们应该还原知识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去进行歪曲。

我像一部机器，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上班、吃饭、睡觉。我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工资还很遥远。当初和我一起来应聘的同学有好几个，现在他们都知难而退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生活不同于艺术，这里面的复杂性不是我现在所能理解的。由大学生向公司员工的转化，其实就是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变化过程中，难免要经历一些阵痛。我不知道明天等待我的究竟会是什么，我只希望自己的路能越走越稳。

中国的领导者往往缺乏实践经验，却晋升很快。他们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处理人际关系去了，却没有在基层得到很好的历练。在中国，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很普遍。几个月前，我看过一幅漫画《鸡授鸭泳》。讲台上的老师是一只鸡，他在和学生谈游泳；台下的学生是一群鸭，他们正在做笔记。谁都知道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然而这样的事发生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却见怪不怪了。

昨天，听到有人讲了这样一件事情，让我很震惊。武汉的公交车上经常有小偷，有一次一个小偷行窃被发现，被人瞪了一眼，他还大言不惭：“瞪什么瞪，我又没偷到东西！”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小偷偷东西可以理直气壮，毫无羞耻感。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一则消息，同样是不可思议的。有的女生宁做三奶，不嫁穷汉，还给出一大堆“高尚”的理由：“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不想他们后半辈子继续受苦。我弟弟还在读书，他的学费谁来负担？做三奶怎么说也比做妓女好吧！”

在当今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很多人形成了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在金钱面前，他们丧失了起码的是非评价标准，似乎正义和尊严都是多余的。这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它从一个侧面不正好反映了我们的德育存在的问题吗？我们在政治试卷上都会写：“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又怎么样呢？

记得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我们家没有一点高兴的神情，因为全家都在为高额的学费犯愁。这些钱筹集起来很难，而且大一不能搞国家助学贷款。

后来，总算有了助学贷款的机会。我们和农行签了三年的合同，农行却只落实了一年。当年负责贷款的辅导员只干了一年就退了，不久又出国了。我们有满腔的疑惑和不满，却无处诉说。这一切真的像黄安的《样样红》中唱的那样：“流金岁月，人去楼空，人生渺渺在其中。”

很快，新辅导员告诉我们，可以搞生源地贷款。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可很快我的希望又破灭了。辅导员给了我们一张表就让我们回家，而这张表却是过期了的。暑假里，我往县城里空跑了很多趟，最终却不了了之。无奈之下，只好欠费。因为欠费，我错过了三好学生的评选，当然这并不是我所在乎的。然而，班主任和学院领导一次次地找我谈话，却让我无法忍受。在他们看来，欠费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而这其中的艰辛他们又怎么能够体会？

贫穷不是罪过，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对穷人采取敌对态度。因为贫穷，在别人逛商场、看电影的时候，我只能拼命地学习。在别的同学安心备战考研的时候，我只却要为找工作而东奔西跑。

然而，作为贫困者本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施舍上，更不能一味地怨天尤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进而帮助和自己一样不幸的人。

昨天晚上，一个同事找我学普通话。我本不想答应，因为我的普通话也只过了二甲，哪里有资格教别人呢？孟子说：“人之弊在好为人师。”在别人面前显示自己技高一筹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他死缠着不放，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读“突然”这个词，老是读成tūtán，而且纠正很多遍也改不过来。我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更不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何况我当时正患感冒。也已经很深了，我多次提出要睡觉，而他执意不肯。整个晚上，我什么事也没有做成，心里很窝火。

我们现在过的是快节奏的生活，休息时间本来就很少，谁不想在这仅有的休息时间里做一点自己的事，然后休息好呢？像这样无端地占用别人的时间，又达不到好的效果，谁受得了呢？

北师大版二年级下册语文课本有一篇文章叫《一个字》，讲的是祝枝山、唐伯虎、文征明和酒店老板猜谜的故事。祝枝山说：“古代有，现代无。商周有，秦汉无。唐朝有，宋朝无。”唐伯虎说：“善人有，恶人无。智者有，愚者无。听者有，看者无。”文征明说：“右边有，左边无。后面有，前边无。中间有，外边无。”酒店老板说：“高个有，矮个无。嘴上有，手上无。跳着有，走着无。”

很显然，编者希望学生答出谜底是“口”。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我倒不会有疑问。而现在的问题是，它发生在明代，当时是用繁体字的。“汉”的繁体字是“漢”，里面有“口”，怎么是“秦汉无”呢？“听”的繁体字是“聽”，里面没有“口”，怎么是“听者有”呢？“后”的繁体字是“後”，里面没有“口”，怎么是“后面有”呢？这个故事很显然是编者杜撰或篡改的。

语文课本承担着传承中国文化的使命，语文课本的编者必须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像这样凭借着自己的一知半解去编造虚假的故事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对学生的不负责。我真心希望每一个编者都能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不要误人子弟。

前段时间，我的一支中性笔要换笔芯。替芯长了，我于是把它剪了一截。哪知道，这一剪反而剪过头了，我只好在笔管的底部塞了一团卫生纸。昨天又要换笔芯了，可怎么将卫生纸取出呢？笔管只有那么粗，镊子都伸不进去。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就去请教一个同事。他对我说：“往笔管里倒水，卫生纸被泡软了就会出来。”我于是按照他说的去做。然而，笔管底部也有个孔，水流光了纸团却只移动了很短的距离。我把笔管往墙上磕，纸团还是不出来。我再次去找他，他把笔管往铁架床的床沿上磕了几下，纸团果然出来了。我高兴地说：“你比我聪明多了。”他说：“只要善于思考，总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还告诉我：“笔芯长了，不要一次剪一大截，要用指甲剪一次剪一丁点，多剪几次，直到长短适合为止。

的确，生活就是一部无字书。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勤于动脑动手，总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本书我现在还读得不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