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逸斋日志（2010年，在武汉） - 中财论坛

我和两个新同事提前搬到了新宿舍。由于新宿舍没有热水，我们洗衣服、洗澡还要回老宿舍，很不方便。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等老员工来了问题自然会解决。然而，老员工的想法却是，水的问题不解决他们就不过来。由于没有开水，我们每天用冷水洗脸、洗脚，每天买饮料喝。春天的气温乍暖还寒，没有热水怎么能行呢？我患了感冒了，开水的问题不能再拖了。于是，我自己去买了电壶和保温瓶，从此我们可以用上开水了，我心里十分高兴。

生活中，如果我们遇到了问题只知道等和靠，那么问题将很难得到解决。我们总是不愿意自己吃亏而让别人受益，觉得自己来解决问题太便宜别人。其实，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心理，最终受害的是我们大家。我们在让别人受益的同时，自己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这才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现在是一个速成时代，人们没有“十年磨一剑”的耐性，求的是过瘾。唱歌不必看歌谱、记歌词，会哼两句就到处炫耀。同样，在文学领域，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写诗不学诗歌格律，不背诵古今中外优秀诗歌，每行凑几个字的顺口溜就是旧体诗，散文的句子分行排列就是新诗。记一篇流水账就是散文，至于生活中的情趣与哲理则不去理会。随便编造某年某月某地有某事就是一篇小说，丝毫不管它能否反映社会现实。总之，作品深不深刻不管，反正发表了或出版了，名和利就来了。

速成的结果往往是速朽，这是一条残酷的真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就如同浮云，虽然美丽却无法永驻。做人不做浮漂草，要做海上捕鱼人。只有苦练基本功，才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当年我们在县城读书的时候，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家店主开了一家火锅城，他抛弃自己的员工，携带大笔资金溜之大吉。前段时间，又在电视上看了一则新闻。浙江的一位商人在武汉租了房，房子没有到期。他出去了一段时间，结果房东将房子又租给了别人。

我们今天总是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丧失了道德的底线。赚钱没有错，可是不能为了赚钱而不讲诚信。我们有追求财富的权利，但是我们也有不侵害他人切身利益的义务。如果经济的增长要以牺牲诚信为代价，那么这样创造出来的财富是毫无意义的。

教堂里，一个教徒问神父：“祈祷的时候能不能抽烟？”神父大怒：“混蛋，祈祷的时候要严肃，怎么能抽烟呢？”另一个教徒问神父：“抽烟的时候能不能祈祷？”神父说：“抽烟的时候都不忘祈祷，可见你对上帝确实很虔诚。”其实，两个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问法不同而已。可笑的是，神父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也足见神父的愚蠢。

有时候，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话语表达给人的感觉就不同。如果一个人说他的追求是钱和女人，我们可能说他庸俗。而如果一个人说他的追求是事业和爱情，我们可能说他务实。其实要想获得金钱就必须从事一门事业，要想有女人相伴就必须谈恋爱。我们有时候太相信自己的感觉，而忽视了语言背后的实质。

语言的作用确实不能小看，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话语，带来的效果竟有这么大的区别。然而，不管我们如何玩语言文字游戏，事情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我们千万不能被语言造成的假象所迷惑。

他搞斗争扩大化，把政见不同者和中间派人士都赶到敌人的阵营中去，这一点也是要不得的。他把梁实秋先生称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弄得梁实秋先生旅居台湾。“文革”时，梁实秋先生的女儿梁文茜成了替罪羔羊。对此，鲁迅先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梁实秋先生并不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人。

我们往往因为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便认定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把他无限地拔高。鲁迅先生的确同情下层人民，也的确很伟大，但他和人民大众始终是有距离的。他在《狗·猫·鼠》中将老鼠塑造成正面形象，这是我不敢恭维的。中国是农耕文化，老鼠糟蹋粮食，中国的农民对老鼠有一种本能的仇恨。早在《诗经》的《硕鼠》中，人们就将罪恶的统治者比喻为老鼠。中国带“鼠”的成语、俗语也多含贬义。只有生活在农村的人才明白农民生活的艰辛，才知道农民为什么恨老鼠。鲁迅先生对此没有深刻的体验，他毕竟不是农民出身，不可能用农民的立场思考问题。

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值得继承，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批判得不够，这的确是一大遗憾。他甚至对日本人存在幻想，从他的“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以看出来。日本的右翼分子把中国人民的善良当做了他们厚颜无耻的资本，难道我们对他们也可以一笑了之吗？

昨天，在街上见到一辆车的后背上贴着“新手上路，请多关照”的字条，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新手开车难免撞到别人，也难免被别人撞。他用这张字条，既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别人。

单独地看，“不相信”和“怀疑”是一个意思。然而，当我们把“不相信”和“怀疑”分别代入原句是，表达的意思却刚好相反。“不相信没有路”表明诗人坚信前方有路，下句写诗人看到有路就在他意料之中，这就平淡无味了。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样理解显然有问题。“怀疑没有路”表明诗人认为好像没有路了，但突然发现有路顿时一个惊喜，诗的意味就出现了。

汉语是非形态语言，很多语言现象不能机械地理解。我们学过英语，英语中的语法规则一般可以像数学公式那样使用，汉语却不能这样。还比如，“我们要把他们打赢”和“我们要把他们打输”是同一个意思，但“赢”和“输”却是反义词。在汉语中，只要我们多留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缩句练习是对语法的考查，而现在的中小学课堂基本是不讲语法的。学生做缩句练习完全是依葫芦画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难道我们的教育就是教学生只知道模仿吗？如果只是机械地模仿，学生哪里还有清晰、独立的思维？再加上很多命题老师专业知识的欠缺，给的答案往往不准确。我曾看到过一本资料，有一句话是“队员们激动得泣不成声”。这句话如果要缩，结果应该是“队员们激动”，参考答案却是“队员们泣不成声”。

而且，缩句练习依赖的语法体系本身也存在不科学的地方。中小学的语法体系将句子成分机械地分为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其中主语、谓语、宾语是主干成分，定语、状语、补语是修饰成分。缩句就是要保留主干成分，删除修饰成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句子都能按照这个方法缩。例如，“我爸爸是我爷爷的儿子”缩句就成了“爸爸是儿子”，这不是混账话吗？还有的句子中有否定副词，副词作状语，属于修饰成分。有的句子缩句要删掉否定副词，例如“土壤不是一种单纯的物体”要缩成“土壤是物体”。还有的句子却要保留否定副词。例如“美国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敌视”则应该缩成“美国没有放弃敌视”。到底什么情况下保留否定副词，什么时候删除，对中小学生而言还真的不太好理解。

另外，缩句练习也存在很多有争议的地方。例如，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句子是“活泼可爱的小燕子加入了春天的盛会”，答案是将它缩为“小燕子加入盛会”。这还是课本中的例题。我想，“小燕子”的“小”为什么没有去掉呢？“小燕子”究竟是偏正结构的词，还是偏正结构的短语呢？中小学教育要尽量避免争议，而很多争议是无法避免的。有的命题者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根本不考虑这会不会误导学生。

我看了这则解释，觉得它仍有不完善的地方。这条解释适用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痰，而不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的痰。生物学上痰和唾液是有区别的，而我们平时说的痰还包括唾液。我们说：“不要随地吐痰！”这里的痰就可以指唾液，别人不会去鉴别你吐出来的是生物学上所说的痰，还是唾液。这时候我们可以笼统地叫痰。

前不久，在网上看了一则消息，说邓丽君的老师庄奴到重庆去找邓丽君的传人。结果是，他老人家很失望。他认为，尽管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模仿邓丽君，但邓丽君的传人已经不存在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邓丽君的歌，像《阿里山的姑娘》《小城故事》等等。我至今仍然喜欢听这些歌，每当听到这些歌，我就会想起温馨的童年。尽管经常听，但我心里并没有邓丽君这个概念。我上大学后，才了解了邓丽君。这样一位和蔼、有才华的歌手却英年早逝，这的确是中国音乐界的损失。

与邓丽君同时或稍后也有很多优秀的歌手，他们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歌声。张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国心》唱出了所有海外赤子的心声。1984年春晚，他唱《垄上行》《外婆的澎湖湾》时的中山装造型还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里。费玉清的歌也是张明敏带到大陆来的。台湾的民歌小天后卓依婷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新古典主义中国风音乐的开山祖师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堪称经典，它改变了很多人对流行歌曲的认识。可惜，经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张明敏经商去了，唱歌成了副业。黄安也做起了主持人，原来的温文尔雅的造型也不见了。卓依婷也因为被误传出车祸，逐渐被人们淡忘。费玉清来大陆的时间较晚，他年过半百，还能唱多久成了未知数。周杰伦虽然也唱中国风歌曲，但他的风格还不被某些人接受。中国风音乐的发展陷入了低谷，看看当今歌坛那些粗俗的歌曲，我们就不难理解人们怀念经典的原因。

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对“相思”的解释是：彼此思念，多指男女因互相爱慕而又无法接近所引起的思念。它又对“单相思”做出了解释：指男女间仅有一方对另一方爱慕。

它认为“相思”是“彼此思念”，那么“相”自然就只能理解为“互相”了。既然是“互相”，又怎么会有“单相思”呢？你既然承认有“单相思”，那么“相”就不能理解为“互相”了，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了。

其实，我们学了古代汉语就知道，“相”不仅可以指互相，也可以指代动作支配的对象。在指代动作支配的对象时，它可以用于单纯的一方对另一方。很显然，“相思”的“相”指代思念的对象，至于对方是否也思念自己则不得而知。事实上，自己思念别人而别人无动于衷的情况很常见，思念怎么可能一定是互相的呢？

其实，我最初了解这两首歌纯属偶然。那时候，一首《千里之外》让我们大陆的歌迷认识了费玉清。费玉清那儒雅的造型和轻柔的歌声吸引了我，我于是喜欢上了费玉清。而在此前，我也是刘德华的歌迷。有一天上网，我突发奇想：费玉清和刘德华都这么有名，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我于是在百度搜索中打了“费玉清和刘德华”这几个字，结果搜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放的是费玉清主持《龙兄虎弟》节目，采访刘德华时谈到这两首歌。一首是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另外一首是刘德华的《真我的风采》。《真我的风采》就是《相思比梦长》的粤语版。两个人还来了个一歌两唱，我当时觉得那旋律太美妙了。

正如费玉清说的那样，一首歌旋律好，大家都把它编成不同的语言加以诠释。因此，有国语版还不过瘾，还要有粤语版。这两首歌的歌词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思比梦长》写道：“人生如萍聚散无常，何须朝朝暮暮盼望，燕子回时愿别来无恙，怕相思比梦还长。人海浮沉随波逐浪，各自风风雨雨几番，别问归航把秋水望穿，怕相思比梦还长。”人是有感情的，一生中难免有与亲友分别的时候，撕心裂肺的思念之苦是谁都体验过的。梦里想，醒来盼，夜以继日的相思不仅仅是梦里才有的，所以说相思比梦长。这首歌以情感人，但格调低沉。《真我的风采》则体现了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它写道：“前路就算似障碍赛，历尽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浮沉聚散变化又再，但是总可卷土重来，哪管世间叫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再找爱。”作为年轻人，不能一味地沉浸在悲痛之中，而应该知难而进，越挫越勇。

这两首歌给我的印象很深，它们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我的旧体诗《寄张友森师弟》中有“梦比相似短，愁如野草荣”这两句。我的新诗《黑夜的祝福》中有“愿飘摇的叶片作音符/在西风里奏出《相思比梦长》的旋律”。我非常喜欢这两首歌，遇到什么活动需要我唱歌，我一定会唱这两首歌。

初中时，语文老师告诉我们，写议论文列举事例时一定要按照“古今中外”的顺序。也就是说，先发生的事要先列举，后发生的事依次靠后；应该先列举中国的事例，后列举外国的事例。

当时，我就觉得这话有问题。以吴晗的《谈骨气》为例，第一个事例“文天祥慷慨就义”发生在元朝，第二个事例“不食嗟来之食”发生在春秋。很明显，第二个事例发生的时间要早得多。很显然，按照这位老师的意见，这篇文章就讲不通。

今天，我看了冀教版六年级语文上册的一篇课文，是米德的《壮哉，少年游》。他先后叙述了司马迁、徐霞客、白居易和沈括这几个人的事例。徐霞客是明代人，而白居易是唐代人。白居易的时代要早，而课文却将白居易的事例放在徐霞客之后。

今天看冀教版六年级语文上册的一篇课文《儿子的采访》。文中讲的是老师让学生采访自己的父母，问他们的愿望是什么。父亲的回答是：第一，吃得下饭；第二，睡得着觉；第三，笑得出来。儿子一听，很惊讶，这算什么愿望？

的确，在一个小孩看来，这当然不算什么愿望；可是在一个成人看来，这却是很多人共同的心声。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像上大学、找工作、成家等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痛苦往往使我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笑不出来。我们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幸福一点，阳光一点，而文中父亲的回答不正好代表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吗？

我们以往的教育总是说要为了国家和人民，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奋斗一类的话，似乎这些才是崇高的愿望。其实，这是一种伪神圣化。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凡的话语才会让人感到亲切，感到实在。教育应该教会人们说真话，诉真情，而不是去讲假话、大话和空话。

今天在公司负责审核教辅资料，有一份稿件中有这样一道阅读题，文章的结尾写道：“我们知道，雨水是以很快的速度从高空落下来的，它的力量肯定比太极洞里的水滴大得多，但它却不能把石头滴穿。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没有专一目标，也不能持之以恒。”

看了这段文字，我觉得写这话的人完全缺乏生活常识，睁着眼睛说瞎话。谁说雨水滴不穿石头？农村的房屋台阶很多是用石头做的，时间长了上面有很多洞，这不就是雨水滴穿的吗？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下，怎么说雨水不能持之以恒呢？

文学不能脱离生活而存在，违背生活常识的文学是没有意义的文学。一个搞文学的人必须深入生活，决不能凭空说理，为说理而说理。没有事实基础的议论是不能让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