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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读王翔宇先生的《醉翁先生》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散文。（文见《萍乡日报》2007年8月14日副刊）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每读台湾（现在好象移居美国）王鼎均先生的散文更象小说，王先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倒不是说在乎他的散文象小说，还是小说象散文，而是那种厚厚的功史沧桑感和历史责任感。
读王翔宇先生这篇《醉翁先生》就能产生这样的感觉。共鸣基于同感。同感源于对同一类生活的熟知。醉翁先生我认识，因为他也曾生活在我们的周围，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轨迹——生于殷实之家，读了几年书，好逸恶劳，不事正业，常常斗鸡走狗，舞刀弄棒，交友不慎，家道中道，沦为人见人怕的地痞、烂棍。解放的时候，因丢了家产，很幸运成了贫农。继而成了英雄。由于他们的阶级观模糊，无由来（其实源于他的个人性格）同情，或者憎恨，在运动中（特别是史无前例中）重新背叛，最后以悲剧结束。
他们他在不同的村寨子有不同的名字，他或者在王翔宇先生家乡叫醉翁先生，或者在湘西叫李二狗（《湘西往事》），在我们村子里却叫“明牯和尚”，原名也巧姓刘，叫刘明光，因名字中有明字，按乡间习俗，后面 就加一“牯”字，“和尚”是独身的称谓，按父亲说，明牯和尚原来是有老婆的，后来被他打跑了。
要说他与醉翁先生不同的地方，虽然也当过兵，但明牯和尚却是专门卖壮丁的，在旧时候，卖壮丁是一种职业。旧政府兵源枯竭，规定每户两丁抽一，到后来无丁可抽就强拉，谓之捉壮丁，自然就产生了躲壮丁、买壮丁、卖壮丁。卖壮丁是一种人替有钱人家去当壮丁，然后途中再开小差逃回来，然后再卖，开小差逃跑是很危险的，如果一旦被抓住，不外乎有三种结果，要么嘣了，要么折磨得半死或残，要么被抓回去以后在脸部等显眼部位纹身，让你无处可逃，然后继续服兵役，直到战死。母亲告诉我，外叔公就是因此而送了性命，客死他乡。
明牯和尚卖壮丁成了专业户，鬼精鬼精的，开小差熟门熟路，所以生意不错，他自己也不记得卖过几回，他平素偷鸡摸狗，嫖赌逍遥，没有不作的。进入新朝，他在剧烈的政治运动中时沉时浮，时悲时喜，到后来再也适应不了了，只好借酒来麻醉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醉翁先生。终日拢着手、佝偻着身子、光着头在村头转悠。只有当讲到他自己过去当壮丁、嫖婆娘的时候，才找回他自己，口沫四溅，似乎讲的不是自己，而是打虎的武松，过关的关云长，扫北的罗通，这时他两眼放光，手舞足蹈……整天吃东家，坐西家，村民觉得他多余，甚至有些讨嫌。到后来他们自己也觉得计嫌，只好求孩子们跟他下一盘棋，当他跟孩子们讲故事的时候，又会陶醉在自己的过去当中。
终于，明牯和尚死了，人们暗自高兴，可过了一段时间，村民觉得眼前少了点什么，有些儿不习惯了，原来明牯和尚成了村子里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明牯和尚死了多年了，好象他死的那一年正是史无前例的结束。
我想写点什么来纪念一下他，纪念他们，但总表达不到位，感谢王翔宇先生，他帮了我的忙，把我想说的说了出来，我也就不要说什么了。
不！我还是想说：醉翁先生也好，李二狗也好，民牯和尚也好，奶巴也好，李培行也好，他们有他们的世界，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但由于他们残缺的人格，叛逆的个性，就不可避免地不容于社会，不容于世俗，不容于时代，必然为社会，世俗、时代所抛弃，其悲剧也就是他们的宿命。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社会的产物，一种世俗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他们又将自己的悲剧，牢牢在烙在历史上了。
他们的死标志一种社会现象的消失，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王翔宇先生说的：下面真的没有了！（1997年9月3日于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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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江湖小李 于 2009-3-20 09:38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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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20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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