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孙姜 于 2020-5-9 18:28 编辑
有人根据现今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以及农村户口人员流向城市，一些偏远乡村开始大量空置，提出中国农村终将何去何从的问题。
那么中国农村的命运如何呢？
实际上，中国传统农村的存在是有两个大前提的。一是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中囯有农耕传统，就是依靠土地维持生计，因而围绕土地生产集居形成村庄；二是人员无法自由流动。当然人员无法自由流动也有两种原因，其一就是地理条件限制， 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离开土地的人无法生存，这客观上限制了人口流动。害怕人口流动带来不安定因素而以制度确权的形式把人口绑在土地之上是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主观因素。
显然，前面的两大条是中国几千年农村存在和延续的基础。
但是，眼下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建设，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下降，这一基础已被打破；人们虽然身份可能还被限定在农村，却可以通其他方式生存，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的低廉，导致单纯依靠土地已无法生存，其结果正好配合了当下的城市化运动（允许农民进城，也就是从制度上打破农民身份的固化，亦即允许人口自由流动，本质是非农行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房产、交通等）。
也就是农村存在的两个大前提已不复存在，农村开始走向消解，这是符合逻辑的。
然后说要振兴乡村，是不是有点奇怪？没有生存依靠，或者无法依靠土地而体面生活，乡村如何振兴？
农村明明已成空巢，留守的儿童必将出走，留守的老人必将入土，然后农村只是这一代人的乡愁，下一代（生长在城里的农民子弟）必然对农村无感，接下来该有大量村庄退村还田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获得的最伟大进步就是人们不再依附于土地生存，还可以自由选择生存方式，而这一进步的特征就是城市人口的爆增（也意味着农村人口的消减），然后农村开始瓦解，土地可以流转，更将加速这一进程。
然后的然后呢，分散经营的大包干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但它根本就没有效率，社会进步的要求是把土地集中起来经营，用规模化产业促进降低成本获取效益。于是土地流转政策出现，这种流转，政府解释为在保障农民基本承包权的基础上流转给新的大宗经营者，土地本质上是参股分红。但是这一代农民是有确定的承包权的，他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是否仍然具有这个权利呢？或者说上一代的土地承包权能否继承呢？显然他的儿孙如果进入城市就自动丧失土地承包权，也就是说这种权利拥有者会随着老一代承包者的离世而越来越少，土地流转最终还是会形成新的集中的拥有者，也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地主。
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中国式的魔咒：新朝建立首先都是平均地权，追求社会公平，结果随着时间推移会演进出平均赤贫，因为分散经营没有效率，于是自然发展出规模化生产（土地兼并）而提高生产效率。然后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沦为佃户（租种）或者无产者。结果就是社会经济生产的效率问题转化为社会资源分配（公平）的政治问题，其后必然会是新的一场革命——追求平均地权（资源分配）的农民战争。
综上，我们会看到，中国历史问题主线几乎一直围绕着土地的公平与效率展开，反复震荡，左右奔突，每一次的震荡都是基于公平而破坏效率，每一次的大发展都是基于提高效率结果走向不公。
我们是否能够超越这个魔咒呢，能否超越基于土地的公平与效率的突围？如果我们的生存对土地的依靠程度越低，超越这种怪圈就越有可能。
这只是基于今天的认识，而比较一下千年一系的日本皇民制度，同样是封建帝制，但他们好像没有发生过象我国那样极具破坏性的农民起义和战争。他们人口密度应该比我们还大。笔者未曾研究过日本史，他们历史上应该同样存在过土地兼并，但为什么没引发社会大规模动荡呢？
所以，私有制并非就是万恶之源，从有些角度看公有制却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因为从技术角度，他的管理不是社会层面的最优化。
从我国当下实际看，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已经建立起全套的工业，整个社会中农业生产在经济占比非常低。所以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或能够超越这种无解的突围，但说已经摆脱了这种几千年的死循环似乎为时尚早。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不仅是需要具有全部产业链的工业，以确保在全球化中不受制于人，还需要在粮食安全上想出更牢固的办法，确保国内土地高效生产的同时，在海外拓展稳固粮食生产基地是完全应该积极实施的国策。
而确保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则是自身经济社会稳定治理永远需要掌控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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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9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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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9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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