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低眉 于 2020-7-16 10:05 编辑
满天星 低眉 几十年前,海边上有些讲究人家,堂屋间朝外都有一张木柜,或者圣橱。条案也有,少数。木柜圣橱上放一对帽筒,里头没帽子,有花。花是干的,枝杈瘦骨嶙峋,枯成灰黑色,但是有风骨。灰黑色的丫杈上,缀满小白花,星星一样好看。那时候,迷这种花。觉得凡是有这种花的人家都是讲究人家。有一次,在一户人家的帽筒里,还看到两根孔雀毛。插在花里头,左右各一根。顿时惊为天人。孔雀毛这么的漂亮!暗绿色的目一样的斑点,眼波流动,妩媚极了。更难得的是,一把干花在漂亮的孔雀毛那里,依然也还是好看的,静得不得了,有一种弱势的美。
他们一般叫它海星花,海盐花。不知它真正的名字叫个啥。总之它应该是我这一生,爱上的第一种花了。尽管,它是一种干花,来到人家的柜子上,已经干瘪多时。但它就是不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半年一年,它的星星一样白的花朵,仍然缀在枝杈上,不掉。它不是赌气,也不是倔强,更不是爱美。大概天性就是如此吧。和气性无关。
也很想要这种花,插在家里的圣橱上,必定是漂亮的。有一年夏天,和小姨娘下海,才发现海滩上多的是这种叫海盐花的花。也摘了两把回去。没帽筒,就找一对玻璃瓶插上。圣橱上有两把干花,从此也是讲究人家。
它真正的名字,到底叫个啥呢?现在已经无可考证。海滩现在变成了小洋口旅游区,四个A。万里海堤外,种着从外地引进的大米草,半人高,长势茂盛,叶子垂得很绿。新有了一个名字,南黄海草原。海盐花已经看不见影子了。叫它满天星,是因为觉得满天星和记忆中的它很像。
写满天星,是为了怀念一个曾经叫我拉二胡唱民歌的老人。他也喜欢满天星,办公室的桌子上,除了满铺的曲谱,电影画报,一把已使用多年看起来很乖很顺的二胡。之外,永远都会有一把满天星,插进阔肚细颈的白瓷瓶。纯白的白瓷瓶,没有一点花色。这把满天星耳朵里灌过太多民歌小调了,转世投胎肯定是一个会磨人的小妖精。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很多的时间,我在这个老人的办公室,拉二胡,唱民歌。亦师,亦友。没见过这么热爱的人。作为光荣乡文化站的站长,他原先是小学老师,也教过我父亲。文化站和我工作的光荣小学,一河之隔。嫌走远路费事,少不更事的我,常常一下课就挎着我的二胡,抄近路,翻过一条枯水的小沟,去文化站玩儿。在当时的如东音乐界,他算是响当当的人了。老师名叫张玉富。我叫他张老师,他那里总不缺去玩的少年人,跟他学二胡,学民歌,顺带替文化站管理图书。我去纯粹是因为没别的事可做。
不要脸的讲一句,我本来是学大歌的人,但是张老师喜欢小调。痴痴不忘念念不绝废寝忘食,真不是夸张。他其实是没多少事情可做的,除了唱歌,就是拉二胡。但是他有本事忙得连饭都来不及打。中午就在办公室吃泡饭。要不是亲眼见到,谁信?他就是一只腻虫子,腻在音乐的花枝上,醉了,眠了,苦了,笑了,不下枝,不罢休。小调和大调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调是柔和的,缠绵的,金烈的,跳脱的,这些具有极端个性的词语,都可以在小调那里感觉到。很多摇篮曲,情歌,民歌,都是小调。
我们这粗旷豪放的海边碱地里,如何会出得张老师这样柔媚的异数来?这个阴性的男人。我只能将此归结为天意。他的脸,有点像胡兰成。不说笑话,是真的像。
张老师已经没了。他要是还在,恐怕有一百岁了吧?
跟张老师学的,全是民歌情歌。一定程度上,这会使人的性情有所改变。在张老师已离开多年的今天,仍然会想起他。想起他,就听一首民歌,让自己软下来。这些民歌对我的影响,很可能已经刻入骨髓。
一年里阳光最金烈的时刻,我都不下楼。停在空中,停在时间里,听蝉叫。蝉是有本事把自己的声音飙出金属气质来的人。它在大伏天正午的鸣叫,正是最纯正的金子在最浓烈的火焰里发出的回声。金太阳在人间的回声。蝉以万物为乐器,进行自己的弹奏。依靠一己之力,把一个离群索居者的灵魂深处,激荡出最原始的波纹。潮水退却,沙纹可以证明它来过。
不过是寂静的空隙罢了,蝉鸣的摇滚,阳光的回声,金子的嘶喊。它们都只是一些带花纹的事物,停泊在夏日正午巨大的寂静之上。这寂静如果有颜色的话,它也只能是金烈的。在一片金烈的空白之处,我会听到歌声。绵绵的柔软的民歌,苦着的一张脸,似哭似笑分辨不出来的表情,不管不顾在我的耳朵里唱起来。各种民歌,小调,带着最原始最天真的热烈,像内心的荒草生长,把夏日炎热寂静的正午弄出月亮升起幽草暗处的感觉。间或来一弦二胡,临空高蹈着响起,没有序曲,没有尾声,让人愁肠百结。很快又消散,没头没尾,没入无边的时间和荒寂里。我很疑心它是否真的来过,下一刻它便又在我的心底响起,换一个调子,从《三十里铺》变成了《走西口》。
如此巨大的寂静和回声。它们的背景,全部都是满天星。铺天盖地,摇曳在潮湿腥咸的海滩上,摇曳在一个老人铺满曲谱和画报的书桌上。曲谱上有一把二胡,像梵高笔下的静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