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印度洋海龟 于 2020-10-13 17:56 编辑
今天是2020年7月9日。于我而言，7月9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虽然我已年逾古稀，依旧没有忘却。
54年前，1966年的7月9日，福建省尤溪县出了一桩大事，震惊了全县的党政要员。草民百姓开始交头接耳，传递一条信息：7月9日夜晚，中仙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当局将此案定为“七·九反革命暴乱事件”，指令有关方面押送首犯到县城。
案发地点是中仙公社境内的尤溪六中。中仙公社距城关百里之遥，1966年还没有公路。尤溪六中是当地的最高学府，规模很小，初三、初二各有一个班，初一两个班，拢共才一百多名学生，大部分住校，教工不到20人，中专师范学历者居多。教师中，我最年轻，不到19岁，学历最低，高中毕业，公办代课老师，仅有一年教龄。
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初中，一帮乳臭未干的孩子玩起了“暴乱”的游戏，引起了当局的高度重视，导致多个部门通力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流水作业：派工作组到案发地，命令各村民兵押送小“暴徒”们到公社接受调查，立即将两位首犯递解到县教育局，成立包括县武装部长在内的专案组······
整个调查过程历时将近一个月。最后，此案不了了之，既没有确认是“反革命暴乱”，也没有说那不是“反革命暴乱”。
我是“首犯”，在教育局的一间客房住了一个月。另一名“首犯”是我的同事候景添，他是大学毕业生，福州人。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担负不了发动“反革命暴乱”的“重任”，他们挑选候老师作我的“垫背”。他被“软禁”在另一间客房。
我在教育局住了那么久，只被“提审”过一次。记得那房间里有七八个人，全是县里的党政领导，其中一位首长穿一身军装，他是县武装部长，**期间的一把手。他们对我算客气，不太像是“审讯”。我估计，他们是有了调查结果以后才提审我，提审我的目的只是出于好奇，想亲眼看看我这个“国军少将旅长”的外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结果，他们觉得我是个“孬种”，不具备发动“暴乱”的潜能，于是，当庭宣布，我自由了，想去哪就去哪，就是不用去尤溪六中了。就这样，我被释放了，同时，失业了。
为什么我成了“暴乱”的“首犯”呢？
解放以后，中国的一大特色就是频繁搞政治运动。由于所有的宣传媒体统一口径，各级党政机关雷厉风行，一场运动很快就能发动起来，传播到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而且几乎所有民众都会热烈响应，积极参加。**前，这已成为一种“革命气象”。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席卷中华大地。这场运动的最早也是最普及的“革命”形式就是写大字报。虽然大部分人都是未成年人、不懂事的孩子，尤溪六中也轰轰烈烈地“运动”起来了。那时，写大字报是官方鼓励的革命行动，笔、纸、墨全由公家报销，免费供应。还有一条规定更绝：不准撕大字报，谁撕，谁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来，群众写大字报的劲头倍增，没多久，墙壁上差不多贴满了大字报。
我是代课老师，是临时工，加上我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都有问题，革命资格欠缺，我又是65届高考的落第生，矮人一截，深感惭愧。基于这些原因，我压根就没有写大字报的动力。自然，也没有人写我的大字报。农村的孩子都很质朴，很天真，听课很认真，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我，因为我跟他们年龄相近，没有老师的架子，在我面前，他们活蹦乱跳，可以随便说笑。还有一点很重要，他们认为我是“好人”，不是“坏蛋”，因为墙上没有出现涉及我的大字报。
1966年7月9日晚，学校出事了。不知何故，几个学生情绪激动，胡乱写了三张大字报，把三位老师的房间门封了，搞得他们不能进屋睡觉，看上去像是一场恶作剧。校领导劝他们把大字报撕下来，让老师们回房休息。他们不但不听，还叫来更多同学，把学校搞得闹哄哄的。这一闹不得了，把公社书记也招来了。
**跟以往发生的政治运动不一样，过去的运动都是领导说了算，群众对上级领导言听计从，不敢违抗。**则不然，堂堂一个公社书记的话，连娃娃们都不买账。这些孩子不但不听话，还越闹越厉害，后来，他们索性敲钟，召集全校师生到学校广场开会。
听到钟声大作，我也来到广场。广场很小，一百多号人聚集在一起，显得人很多。我站在最边上，拉长耳朵听着，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先是几个学生发言，然后是语文老师候景添讲话，再后是政治老师张胜利发言。前面几个人的讲话我记不得了，但张胜利说的话我印象深刻，他一开讲就报我的姓名，连一句铺垫的话都没有。他说:“XXX,家庭出身伪职员，他的外祖父是大军阀······”。对我来说，他说的那几句话，达到了“单刀直入,一刀毙命”的效果。他还没说完，就有人举起拳头，高呼口号：“打倒XXX！血债要用血来还!”很快，100多号人的齐声呐喊冲破了夜空，响彻山谷。这突如其来的怒吼，犹如闪电，直击我的脑门，夺走了我的知觉。后来，有人告诉我，在群情激愤中，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接下来这个“会”是怎样继续的，怎样结束的，我全然不知，因为我不是“假装死去”,是“真的死了”。
等我再“活过来”时，天快亮了，我发现我不是躺在自己的卧室里，看见有一个学生坐在床边。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昨晚发生的事，他们一定是像抬死猪一样把我扔进这房里的。这房间是本地老师池英令住的。我在他的小房间被禁闭了一个多星期，“看守”是我的一个学生，他负责给我送饭，陪我去拉屎撒尿。学生对我很不错，晚上蚊虫多，他帮我打蚊子,让我睡好觉。最令我感激的是，他悄悄地告诉了我许多事，使我明白了整个事件的原委和经过，没有糊里糊涂地“死去”。
事件的过程大致如下：7月9日傍晚，三位老师合写了一张揭发我的大字报，学生看见后，无比愤怒。他们立刻写了三张大字报，分别贴在那三位老师的房门上，故意把门封死，不让他们回房休息。校方和公社书记先后出面干预未果，矛盾激化，事情越闹越大，难以收拾。最后，政治老师张胜利向学生公布了我的档案，平息了一次“反革命暴乱”。
我打小就很愚钝，用当代语言说，就是情商极低，不机灵，否则的话，我也不会从美丽的赣州城跑到这个全城只有一条小弄堂的尤溪来，在这里一口气活了整整九年，而且是人生最宝贵的九年。这一回，我完全彻底地相信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我在池老师的小房间里左思右想，苦思冥想，想累了就睡，睡醒了再想。可是，许多事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因为我那时的思想水平太低、极幼稚，说得专业点，我就是个心智不全的人。比方说：
王贤福是师范学院化学系的本科毕业生，他不在学校时，教务处总安排我代他上课；刘协罴是中师毕业的语文老师，多才多艺，我佩服他，经常请教他；林文兴是早我几年毕业的学兄，他身患残疾，只有一只手，但他的字写得好，书教得好，全校只有我们两个英语老师，他已转正，我还在代课。平时我跟他们关系不错，接触也多，可他们为什么联手写我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怎么会引起学生这么大的反响呢？
我跟学生的关系很好，所有学生都认识我、熟悉我，因为我的课多。我教一年级两个班的英语课，一、二年级的音乐课，有时候还要上初三的化学课，我还上过体育课。没办法，临时工嘛，就得听使唤。不管上什么课，我总是先告诉学生，我是临时代课的，如果教不好，要他们找校长换个老师。我上课很随便，从未教训过学生。这些学生全是正儿八经的农家子弟，不但学习努力，而且纯净真实，几乎没有一点杂质，非常可爱。然而，那天晚上，怎么就没有一个学生理睬我呢？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给我“通风报信”呢？他们怎么可能为了我去搞“反革命暴乱”呢？
张胜利是福建师范学院政教系1965届的毕业生，我是1965届的高中毕业生，我们同时到尤溪六中工作，学校安排我们住在同一个小房间里，床对床，中间只隔了两张桌子。他是厦门同安人，大我5岁。我们俩朝夕相处，无话不说，关系特别好，放假回家路过城关，我还带他到我叔叔家吃住。他告诉我，他实习时参加了“社教”，还写了入党申请书，正在接受组织考验。他还拿了一本《中国青年》给我看，上面刊登了他写的一首《七律》。我不但尊敬他，还很羡慕他。他很关心我，问我是不是共青团员，我说不是。他问我是不是没写申请，我说读高中时写过，没有批准。他还问我的成分，我说祖父是地主，52年就去世了，父亲是邮电职工，外公问题大点，是国军少将旅长，不过他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我说完后，请他保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他叫我放心。没想到，那天晚上，他公开了我的“秘密”，不但毫无保留，还添油加醋，硬要我去当“反革命暴乱”的统领，置我于死地。我想不通，一个师范学院毕业的本科生，受过高等教育，对朋友怎么能这样背信弃义！我无法理解，一个教政治课的老师，觉悟和情操应该高于常人，对同事怎么能如此凶残冷酷！
林开福原先是尤溪一中的总务主任，被调到六中当一把手，就是他指名道姓要我去六中教英语的，我收到电报后，从江西返回尤溪。这位老先生真可以，自己领导的好好的一个学校成了“反革命暴乱”的案发地，自己引进的好好的一名青年教师，没说一句错话，没做一件坏事，瞬间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自己招收的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突然成了“反革命动乱的小暴徒”，他非但不觉得自己责任重大，非但不觉得恐慌害怕，还跟着张胜利瞎编烂造“反革命暴乱”的黑材料，大张旗鼓上纲上线，以为这是件很光荣的事、很了不起的业绩。这校长确实是太“聪明”，不仅分不出是非好坏，可能连死活都分不清！
像我这样的傻帽，想不明白的事实在太多。幸运的是，有一点我很明白：管它是不是“反革命暴乱”，反正不关我的事，我没参加！因此，我的交代材料是张白纸，后来，在教育局住了将近一个月，依然是张白紙。我这么“顽固”，因为这乱七八糟一大堆的事确实与我无关。我压根就不知道有人写我的大字报，那天晚上，出事前，我没有跟任何人聊过天、说过话。那几天，我老说一句话：不信，可以去查！
六中的“暴乱”案上报后，县里很重视，立刻下派工作组深入调查。他们忙乎了一个月，无果而终，既没有结案，也不置是否。年底，教育局来电话通知我去县城。那时，我在管前公社绿柳小学代课。到县城后才知道，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高要带我到六中去平反。我觉得奇怪，我根本就没申诉，想都没想过，因为最后没对我怎么样，仅仅是不让我回六中教书而已。至于那帮孩子，更不会去申诉。后来听说是老县委书记关合义打电话到尤溪，要尤溪县委趁早处理此事，免得被动。关书记是**前不久调到省委的，他在福州消息灵通，没忘记关照自己的老部下。其实，这是“大势所趋”，**初期，在全国各地，这类荒唐事数不胜数，如果不处理好，**难以继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50多年就过去了。当年那些要命的事早就成了“陈谷子、烂芝麻”。老人们述说往事时会觉得难以启齿、无地自容，新人们听说了会觉得难以置信，不可理喻，因为这些事极为恶心、太过荒诞。但是，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页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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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2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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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3 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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