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曾说过，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际。虽属个人判断，不过拥趸很多，理由也很充分，宋诗宋词宋朝散文都是冠绝古今的，市井文化也很繁荣，《清明上河图》至今依然是大宋东京的遗梦。唐朝乐队唱过《梦回唐朝》，向往其强盛恢弘大气；不能否认，很多人也很向往宋朝，它的繁荣富庶，它的从容优雅，它的文化井喷，都是中国历史上难以取代的一个特定朝代。
我更感兴趣的是宋朝的文人群体或者叫文人集团，这个群体不仅仅是在文学上的造诣登峰造极，而且他们全部都是入世的（极少数例外，如林和靖，但隐居也隐得大气绝俗），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开万世太平的，在政治上都有抱负有所作为，构成了罕见的君主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打造出一个别样的大宋王朝。
向来有很多误读，比如通常人们会说，宋朝是一个重文抑武的年代，武功不行。这个也不绝对，你说契丹也好，女真也好，党项也罢当时也都没有灭掉宋朝。至于最后亡于蒙古的确是事实，但是你只要一细数，宋朝和契丹是平手的；女真一口也吃不了北宋；至于西夏其实二十四史上连个位置都没有，称其为割据政权更合适一些；而面对最为强悍的蒙古，宋朝不行是事实，可当时全球谁都不行，反倒是宋朝人最有血性，打死了蒙哥汗，最后即便败了，败得也很壮烈，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崖了，文天祥以身殉国。
只有宋朝，从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从文天祥愤然绝笔正气歌，文人一直都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翁，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有一种罕见的政治和国家自觉民族自觉。这种自觉范仲淹总结得最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数宋朝文人均以此自勉并付诸实践，寇准、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朱熹等等都是宋朝乃至于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们的理念未必绝对符合历史潮流，私德可能也有些瑕疵乃至于受人诟病，但他们的确体现出了难得的一往无前的勇猛精进，甚至于九死无悔。
这可能是文人人格最为健全的一个时代，他们可能在无意当中攀爬上了精神的最新高度。之前稀疏，之后寂然。
就拿范仲淹来讲，他除了庆历新政足够高光之外，他在边塞上的武功，他在岳阳楼上把酒临风都为后人津津乐道，世人尽知。我就对一个关于他的小桥段更感兴趣，这就是所谓的三贬三光。
第一次是范仲淹初出茅庐，在京城大概当个刀笔小吏，人微言轻，存在感几乎为零。当时的刘娥临朝，仁宗赵祯业已成年，可太后就是习惯于垂帘听政，满朝大臣见不惯却也说不得，居然是范仲淹站了出来，写了奏章要求太后放权。可想而知结局是什么，被贬地方。就在临走的时候，送行的人很多，并赞誉：此行极光！
光自然是光荣的意思，对于这个典型的以卵击石的事件，很多人是想做不敢做也没有做的，现在如此一个小吏无惧于权势，直接冒犯天威，自然为人称道，的确荣光。
仁宗上台了，范仲淹回来了。仁宗是个好皇帝，但是命运不济。我曾讲过，他属于典型的母不疼、妻不贤、子不孝。因为他从小就没见过亲生母亲，被刘娥带大的，自己身世都不清楚；妻不贤就是他的皇后依仗家世跋扈的很，一挥手都把皇帝的额头打破了；至于子不孝，他自己竟然没有一个儿子存活，无奈只能过继宗室孩子养在跟前，这孩子作为备份，生怕皇帝生下儿子取代自己，结果皇帝终于死了，他老惦记着给自己的亲爹送一个皇帝的尊称，通不过，于是近乎耍赖。可怜仁宗下葬的时候，这个养子都没出现场，足够心寒。那是后话，现在皇帝现在把范仲淹叫回来了，你该给他站队吧？非也！就是扇皇帝嘴巴的那个皇后，仁宗发狠要给她废了。我的天啦！废令一出，轩然大波。一众大臣纷纷劝谏，皇帝也是铁了心就是不见，范仲淹直接扣住大门上的铜环不停地敲打，一边砸门一边吵吵，意思是皇帝怎么能不听谏官的呢？结果被贬成地方上的小知县。赴任的时候，又是大规模的送行，又是劝慰：此行极为光耀啊！
在下面做了几年地方官之后，他再次回到京城，当上了开封知府，算是进入了权利核心。毕竟范仲淹的治理能力是公认的。这回该消停了吧？没有！在见到丞相吕夷简有痹症行为之后，他找人画了一张百官图，弹劾吕夷简，最后还是被贬，天章阁侍制的荣誉官衔也被撸了。还是城郊，还是送行，还是那句：此行极光！范仲淹忽然笑了起来：我这前后三光了。
三贬三光这个事情是经得住推敲的，当时著名的诗人梅尧臣为此还有过文字往来。梅对范的评价也极高，范仲淹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著名的一句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法国大革命有句口号：不自由毋宁死，胡适把这句话和范仲淹的那句话联系在一起，虽有些牵强，也确有牵连之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追逐自由捍卫真理是具有普世性的，也可以理解为范仲淹等宋朝文人内心的执念，为此百折不挠，在所不惜。
在宋朝，这不是个案，相当普遍。那个不受人待见的章惇曾直面皇帝，先是搬出宋朝的祖训“不杀士大夫”，再搬一个“士可杀不可辱”，直接把一个犯颜的文官毫发无损地保住了，又不能杀，又不能辱，还能怎么样呢？只能作罢，无非一个贬呗！
章惇后来也贬了。至于万众偶像苏东坡贬官就是玩似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天涯海角都去了，还干得滋滋有味。就在海南岛，他居然培养了那块土地上的第一个进士，破了天荒，功德无量。苏子一生，上达天子，下通黎民，实实在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宠辱不惊和去留无意。至今依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其实之前和之后，类似的人和事情也有，比如先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也时常遭贬，也表现出相应的气节，但是情绪上好像低落了一些，多少有些羁旅的哀伤；至于明朝后期，东林党人表现得则更为激烈，刑罚越重，对抗越凶，时常有抱必死之心去劝谏的，比如抬棺材上朝的，比如当庭往柱子上死磕的，还有脱掉裤子被打的皮开肉绽的，都有，但是除了成全个人的英雄气节之外，实际效果并不好。遇到那拨变态的朱家子孙和阉人当政，再大的努力不过是徒劳。
到了清朝，类似的情况就很少很少了。你不用劝谏皇帝，他首先就得找你。据说最为出彩的两个皇帝康熙和乾隆文字狱搞得也是最为突出的，天下文人，人心惶惶，精明者多半如跟着皇帝后面溜须拍马，称个奴才都不够格还敢说三道四？明哲保身者一头钻进考据，做死了学问，放眼清王朝几百年，撇开后期的谭嗣同以身试法之外，精神侏儒遍地都是。
这样，我们就有必要探讨一下里面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是宋朝？这个当然很复杂，我们不妨从表面上梳理梳理。
首先应该是文人集团已形成力量。宋朝科举不比唐朝，皇帝很重视科举取仕，真宗皇帝自己写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意——这就是导向。此外招录的比例扩大，招录的范围扩大，商人子弟都可以考试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由于对“杯酒释兵权”的天然防范，宋朝文人自带优越感，武人很难畅快。而且还不像唐朝初年有红粉政治后宫干政，也不像明朝的宦官当权，宋朝这两块都没有，就是君主和士大夫共治，连个分权的都没有，真正有话语权的还就是这些经过层层选拔且具有真才实学的士大大。所以在面对如此众多且强大的文人集团面前，皇帝是不能为所欲为的，文人的腰杆子难得硬了一回。
其次是处罚的宽容，犯颜直谏的成本低，或者说说真话的成本很低。说了也就说了，大不了换个地方再来，既不受皮肉之苦，还不至于踢出体制，连回家卖红薯的风险都没有，只不过是蛰伏之后重头再来而已。所以，范仲淹贬了三次，没有影响他的千古盛名；苏东坡贬了，也不影响对他的万千尊崇。同样的事情，无论是在汉武帝时期的酷吏，还是武则天时代的折磨以及文字狱的恐怖，都是不能想象的。所以与其说是宋朝的文人最为率性自由，还不如说宋朝的君主较为宽容抑或是体制较为宽松。这种宽松可能是争取来的，也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阶段性现象，但的确是一种幸运。
换言之，如果范仲淹时代依然执行所谓的株连政策，只要和范仲淹同伙必受牵连，那么还有人送行，还有人称赞其为三光吗？大义固然重要，对于一般人来讲，老婆孩子热炕头也很重要啊！
无独有偶，沙皇时期，列宁流放西伯利亚，在我们听起来好像是生不如死的，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克鲁普斯卡娅竟然惊奇地发现，列宁还长胖了。我们自然会说与列宁的内心强大有关，与信仰的力量有关，但是列宁在那儿可以看书，可以打猎却也是一个事实。不是沙皇慈悲，因为到了那儿反正也跑不动哪儿去，不过总比囚禁鞭打舒畅多了。
当然，一贯热衷于思想先行的我们可能会提出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宋朝在思想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确，宋朝程朱理学从成型到成熟，无论是官家书院还是私家书院都很发达，人们开始追究一个“理”字，追求“天理”成为自觉，思考深度和执行维度自然更为深广，走得也更远。还是范仲淹本人，张载前去求学，范仲淹劝他还是去做做学问，于是就有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横渠以及横渠四句。不过在时间上，理学的高峰应该还在两宋交界，比范仲淹这拨人来的要迟一点，倒是明朝后期文人的死磕和王阳明的心学有着莫大的关系，东林党人和阳明学派渊源很深。
我们到没有必要为这个话题而作过多的展开和遐想，面对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妨删繁就简，集中到几个点上，比如范仲淹为什么会三贬三光？说明了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那一批文人集团到底是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还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我们该汲取些什么？或许对于我们来讲多少会有所裨益，这也是尊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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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30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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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30 17:14
楼主
说的再好不过有时熟也不是好事，熟到下笔无语，自然一个写啥好呢在脑子里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