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诗歌的追溯与“大我之心“的承续（修改稿）

远牵

主旋律诗歌的追溯与“大我之心“的承续

　　诗人作为诗歌写作主体，一直在追求用最简练、准确、纯熟的语言来呈现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主旋律诗歌作为中国国家社会生活层面上的诗性表达，或以抒情、或以记叙的方式反映着诗人在当代语境下的同频共振与“大我“之心。在诗人以敏锐感性解读当下生活的事物现象方面，主旋律诗歌的思想方向与表现内容在时代洪流中已经成为诗歌创作意识形态领地的思想旗帜与理性高地，其文化意味具有"大一统"的政冶立场与话语面向。与之对立的是，在消费主义，碎片化潮流对诗歌的影响同遮蔽下，诗歌的创作意识与个性化表达在现代性诗歌的表现方式上多釆取了向西方现代性看过去的姿态，把现代与后现代奉为圭臬在很长一段时间已成为诗歌写作的主流趋向。而主旋律诗歌作为本土化的中国文学阵地，与西方的现代性诗歌在艺术坚持上的并行分野也将是诗歌写作的自然常态。但二者在思想面貌上的鲜明对垒往往让沉浸在现代派中的诗人无所适从，有的会因自由意志的受限而选择有意识回避，如此就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即在时代的明镜之前，诗人有可能在主旋律诗歌方面是无为、回避或缺席的，这样的诗歌写作取向无疑是不具文学担当力的，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也是不匹配的。

　　提到主旋律，往往会想到宏大主题的抽象概念，当代“主旋律诗歌”的创作很大程度在艺术上受到质疑，人们对这一题材书写的成见导致同类题材的诗歌创作力趋于弱化。认为主旋律诗歌偏离艺术己成为写作上的长期误区。宏大叙事并不等同空洞的抒情和歌唱，主旋律诗歌作品特有的温暖，悲悯，力量，希望，这些才是主旋律最深刻的本质。要体现这些本质，主旋律诗歌要写出自己的文化质感，一方面要建树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诗歌文艺理论，另一方面要用诗歌真实深刻地反映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风土人情，并应努力体现出中国人精神气质的独立性。主旋律诗歌要打破诗歌写作现代性的束缚，要“破壁”而行[1]，打破当下西方现代性的思想禁锢，体现主旋律诗歌的深刻本质，在历史回溯中对主旋律诗歌进行效反思，这对于主旋律诗歌在技术层面上的现代化书写是必要且重要的。

　　以个人化抒写记录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情绪，诗人以"小我"面向大时代中的国家社会生活，对真善美发出恰如其分的赞与颂，并鼓与呼，禀持诗歌精神，以敏锐感性的人文视角直指现实，进入“大我”向面的主旋律音符的书写，这是诗人必然面对的历史站位同时代自觉，这样的主旋律诗歌在中国现代诗歌的精神谱系中一直都有，且一直在路上。从历史回溯中寻找主旋律诗歌的优秀基因，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性诗人在这个被赋予不同精神承载的“大我之心“的回首与面向，是当下的主旋律诗歌创作必须要经历的一个不可简约的环节。尤其通过代表性诗人在主旋律诗歌上的母题写作，可以用发展性的思维深刻理解其中的深远内涵，从而有效面对当下同等题材的缺失且加以补位，使诗人的视角能够不偏不倚地着眼于时代，跳脱个人主义的圈囿，重塑主旋律诗歌创作题材面向人民大众的"大″我之心。

　　主旋律诗歌创作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以下几位有代表性的主旋律诗歌的诗人及其作品，可给我们以有益启示:

　　闻一多（1899—1946年），中国现代诗人、学者、民主战士。1923年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将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亮丽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诗集气势恢宏、语言豪放，风格受美国新诗的影响。1925年的《七子之歌》，1926年《死水》表达作者对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横行的失望、痛苦、愤怒。其造型为“节的匀称与句的均齐”，内容上注重原始母题的演绎，如生与死、爱与愁、信仰与理想、悲悯与愤懑等，情感上注重传达人类最为普遍的感情，具有凝重而放逸，情感被完全调动而得不到迸发，具有一种苦难中的韧性美。

　　艾青(1910～1996年)，现当代文学家、诗人、画家。1933年发表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193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大堰河》。艾青的诗歌在形式上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韵脚和字数、行数划一，有规律的排比、复沓又造成一种变化中的统一。广阔的政治视野同精神天地使艾青的诗紧密结合现实的、富于战斗精神，具有鲜明深刻的形象，以磅礴的气势表现了中华民族所焕发出的振奋精神和英雄气概。

　　郭小川（1919—1976年），诗人，音乐艺术家。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以至**10年，诗人的《致青年公民》组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等都清晰留下了时代的足迹，以大无畏的坚定性与乐观主义精神奏出了昂扬的旋律，鼓舞广大人民感奋前进。对形式革新后，其“新辞赋体”采用短句长排、诗行大体整齐对应，铺饰、夸张、重叠、排比与词藻、音韵节奏等方面的强化突出了情感浓度与语言力度，与宏阔澎湃的气势。

　　贺敬之(1924年一)中国诗人、剧作家。1956年发表抒情诗《回延安》《放声歌唱》，1963年发表《雷锋之歌》。贺敬之的诗是时代的颂歌，他敏锐抓取了时代的最重大的事件与生活内容，其长篇政治抒情诗从广阔的角度反映了时代生活的重大问题，艺术上则多采用“长句拆行”的“楼梯式”，汲取中国民歌和古典诗歌的营养，把新诗自由体的灵活开阔与旧体诗的排比对称、音律和谐相统一，具有较为鲜明的艺术感染力。

　　朦胧诗人群中的主旋律诗歌，其代表诗人有以下几位:食指（1948—）的《相信未来》成为一代人的思想宣言，《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倾注满怀真情，抓住特定的时代内涵，主旨有更深广的历史意义；江河(1949年一)写于1977《纪念碑》用象征主义手法表达了特定时代“带有普遍性的”人的觉醒，灌注了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蕴，以超越了物体自身的意义塑立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支点”；舒婷(1952一)写于1979年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描述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梦想与苦难，展现了中国让人振奋的崛起和新生，深情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期盼和献身决心；梁小斌(1954一)于1980年写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用核心意象暗示了十年浩劫后一代青年所失落的自我价值与理性判断，高度浓缩了诗人重新探索、追求自我独立价值的心路历程。从以上朦胧诗人的主旋律发声可以看出，朦胧诗这一诗歌群体曾以叛逆者姿态将个人意识在广阔的精神文化背景中对感悟生命，是特定年代背景下人民性的诗歌代言，其庄严的思考，高贵的忧伤，从历史的角度将个人与历史的感悟契合，用反抗意识为主旋律诗歌拓展了精神空间，注入了新锐的诗性活力，使诗人得以在大我的"共名"与小我的"无名″之间自由转进，为主旋律诗歌注入了人民的抗争性作为补充，将其放在更广泛的历史空间看，其觉醒意识与反抗意识不仅中国诗歌精神的重要组成，也是主旋律诗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桂兴华(1948——)生于上海，成长于浦东，他长期专注现实题材与红色题材诗歌创作，是新时期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其诗多表现历史风云、伟人风范、时代步伐，在不事雕琢中“直接进入了大量的生活场景“[2]，尤重展示浦东的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景、人情与世态，映出活生生的直观现实场景，其诗因环境的介入而具有了一定的叙述因素，有景观诗歌《人民路上》，长篇散文诗《金号角》等，他实现了饱满热情与浓厚诗意的结合，也担当起了为浦东放歌的抒情者角色。

　　杨克（1957——）中国“第三代实力派诗人”，是"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其书写具有强烈的当下感"[3]，杨克的现代诗有广阔的情感与传统支撑，他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自觉楔入时代的生存求真意志，试图在个人写作与公共话语之间寻找“相切点”，以铭记这个时代的特征。在其诗集《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中充分书写自我、映见内心，将自然的山川土地与人文的黎民苍生入诗，同时立足现实，慎终追远，也将个人志趣融入充分时代元素，赋予主旋律诗歌以现代气息，体现出了诗人的赤诚、担当同初心。

　　梁平(1955年——)诗人，代表诗作《三十年河东》《家谱》《汶川故事》等，诗人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践行者，以情感埋伏，地理书写确立了对故乡和家国基因的指认，诗人用长诗书写历史、书写时代发展变化这样重大的现实题材。尝试多种表达方式，来抒发传递当代意识，通过精神事件和意象元素使诗歌真实，抒发人民心声。

　　韩文戈(1964年——)诗人，其诗多以故乡为母题，崇尚本土文化，以知性和自然记录了诗人故乡的地方史，诗集《岩村史诗》《虚古镇》《开花的地方》运用现实之上的虚构与想象聚焦自然与乡村中的当代诗意，着力表现诗歌的内在质素与乐感，强调想象、象征和隐喻在诗歌中的在场表现力。家国主旋律《世纪》长诗以诗歌的编年体回溯历史，将故乡人民的反抗斗争以细节化的现场呈现，使家国记忆的脉络向历史纵深处延伸，为主旋律诗歌的写作方向打开了广阔的内部空间与深沉动人的现实触感。

　　土牛(1972——)乡土诗人，代表诗作“祖国系列”组诗《祖国在我生命之上》《一个农民的祖国》《幸福在祖国的怀抱》《我和我的祖国》《在挥汗的土地写下祖国》《让祖国地长出英雄》《中国，我骄傲的中国》，被称为“牛背上长大的诗人”。他通过对个体经历、心灵内察同时代变迁的底层话语倾诉，讲述一代人的成长历程，保持着对农民、对土地问题的关注。土牛的诗尤其勇于直面“三农”问题，敢以现场化的书写视角针砭时弊，以冷抒情的咏叹调来传递出积极正能量，与对祖国的赤子情怀。

　　由上可见，主旋律诗歌的诗构具有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发声的强驱动与深激发，具有表现家国、历史，事迹，承担、使命、道德、关怀、风尚的强势文化特征，它用时代的号角激励人民百姓，却又非是单纯地唱赞歌，它关注民众，情系苍生，弘扬正义，鞭挞丑恶，具有宽阔的崇高感与悲壮美，可以爆发出强烈的震撼力。诗人以社会生活在场者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捕捉真实、具体、细微的生活场景介入诗歌的语言场境，真实表现当下生活，真实纪录并体现诗歌文体的时代性、社会性和人民性，诗歌对现实的反映表现为贴地而行而非过度俯首，宏大而不空大成为现代主旋律诗歌的主要表达方式。

　　主旋律诗歌摒弃了小我表达中断裂、分解、狭隘，变异的成为，使游离模糊的不确定的抽象部分变得确定，对世界的书写由无序变为有序，同时主旋律诗歌仍是世界观、人生观同写作观的呈现，也是诗人天人合一朴素观念与文学生命的合理实践。面对时代巨变，生活属性的丰富多样也为诗歌叙事的不断扩展提供了多层抒发空间，宣传真善美的书写亦是主旋律诗歌的正向表达，主旋律范畴的诗歌作品成就了丰饶而阔大的民族诗魂，是永远传承，延续，激励我们凝聚精神、奋发向前的不灭之火。

　　主旋律诗歌的现实书写是诗歌正确切入中国社会或者见证中国变化的合理现象。具备理解、分析、把握社会的能力，体现诗人与现实社会产生的矛盾化缓冲与消弭的同化过程，也是理想主义的抒情与现实主义的批判在主旋律诗歌中不被悬置而实现中国家国母题上的"大一统"。诗歌写作中的主旋律诗歌不被悬置，使大批诗人加入到主旋律诗歌写作中来。以“诗言志"的创作本能，将公民责任与参与意识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干道上来，诗人也才能"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百姓日用而不觉”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主旋律诗歌写作的一种境界，其大众性、长期性、渐进性和内在性决定主旋律诗歌的传承与继续是优秀诗人自觉建构的诗歌写作序列。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写出弘扬振奋人心的主旋律作品是当代诗人的光荣与自觉。主旋律诗歌的"祖国"同题永远都在场，将创新性思维融入主旋律诗歌创作，以红色精神、民族精神为落脚点，注重话语表达，把握时代脉络，主旋律诗歌与民族文化自信合作一外，是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集中体现。

　　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一个伟大的时代，用诗歌记录下来使其成为文学的时代记忆，这是中国诗歌的严肃使命，也是中国诗人的高尚追求，如果能以诗弘业、以诗培元，以诗立心、以诗铸魂，那么主旋律诗歌的春天气象必将不远。

　　[1]封秋昌《中国文学需”破壁“而行》

　　[2]李小雨评价桂兴华的诗

　　[3]刘向东评价杨克的诗

　　（4790字）

刘彦林

远牵版主好。如果是原创首发，请补加版权标签。

远牵

刘彦林 发表于 2022-1-6 21:12
远牵版主好。如果是原创首发，请补加版权标签。

谢谢刘老师，这个修改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