琪琪家长给我介绍了几个学生。我婉言拒绝说,男生不收。
琪琪家长和我也熟悉,说话也不避讳,说我是她平生所见最直的直男。我感觉“直男”后面还应该有个“癌”字,只是被她礼貌地略去了。其实加上我也不在意,我只是在意自己哪里说错了。我的课件适合六周岁上学的女生以及八周岁上学的男生,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样的男生了,所以他们不适合学,长期跟不上进度会摧毁一个男孩的自信的,所以才不收——这没什么错吧!
但琪琪家长还是告诉我,你觉得没错,可家长不这么认为啊。某个女生能进来学习,同班的男生连试听都不允许,家长会有一种屈辱感的。拒绝人有很多方法,何必这么直接呢?
我确实受教了。又反思了一番,曾几何时,我也曾是个含蓄委婉的人,也曾善解人意,也曾 尽最大可能给其他人——尤其女生留尊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变得这般没有耐心。
回忆像潮水漫过沙滩,瞬间便浸湿了大脑皮层……
1988年夏,17岁的我骑着“凤凰”牌28自行车,意气风发地出发了。已经有二十多个同学聚集在指定地点,每人带一个菜,条件好的还带了啤酒和果酒,细心的还准备了打气筒,一群刚刚上高二的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要来一次自驾游——到十几公里之外的“37”林场水库边去游玩。
那年月,马路上一天也看不到几辆小汽车,就连自行车也不是家家都有。好在班长老邵颇有组织能力,女生有车的单独一辆,男生一人弄一辆自行车,后座上要带一个不会骑车的女生。一切准备就绪,班长负责分组,我看着班长把那些稍微瘦点的女生一一分给了其他人,分到我这时是一位姓黄的女生,身高马大的我当时170斤,虎背熊腰的她足有150斤,加起来320斤,而自行车载重量300斤,老邵眼瞎心也瞎,我不等于超载了吗?这一路十几公里,我累点倒不要紧,万一车爆胎了可怎么办?
再看其他组合,每一组都冲我露出了邪恶的笑意。那个时代的人是讲究集体主义感的,我总不能为这事吵着闹着扫了大家的兴吧。既然说好了一切行动听班长指挥,那分给我的“猛犸象”,含着泪我也得带上呀!
就在我不断地说服自己要克服困难、不怕牺牲的时候,巧了,我的二舅骑着车从路边经过。二舅当个小干部,平时就有些势利眼,扫了我身后的黄姓女生一眼,嘴角一嗤,鼻子一歪,鼻孔里还抖出个颤音,那眼神分明是在鄙视地说:约个女伴也不找个漂亮的!
我横了二舅一眼。我能改变什么?我能和班长说,这个女生太胖,能不能帮我换个身材苗条的?就算我不要脸了,总得顾虑黄姓女生吧!再胖人家也是女生,当众被男同学如此羞辱,她该如何面对众人,我们又将如何面对这场计划已久的郊游?
就算我的人品再差劲,至少也得保护一个女孩起码的尊严吧。
众人纷纷骑车上路,很多人都按起了车铃,即便车铃生锈了,但后座上女孩的笑声也赛过了车铃。我磨磨蹭蹭骗腿上车,再看班长——没把我鼻子气歪,在家种过地、一身肌肉的班长居然带着班里公认的班花,一个小巧玲珑的女生!我也想带她啊!我也想在前面拼命地蹬,后座上有个貌美如花,身旁吹过暖暖的风……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我是班里唯一的17岁男生,其他的均是18岁、19岁,最大的22岁。这大一岁就多一岁的心眼,早在出发前一天,他们已经跟班长说了好话,把女生们按颜值和身材分好了组,留给我的只能按吨位计算。
看着身后的女生略带惶恐的样子,我尽量带上笑容,上车,走吧。这几乎是个死局,没人同情,没人帮我,最主要的是,我还得给女生留尊严。17岁的少年,强颜欢笑地骑车上路,路是柏油路,且只有城中一段,然后全部是沙土路,路边尽是砖头瓦块。没等骑出五十米,我就瞄准了一块半截砖头,压过去,前轮子不觉得怎么样,后座“腾”地一声颠起来,女生“唉哟”一声,我关切地提醒了一句“你抓紧点”,然后又瞄准了前面更大的一块石头,“腾!”车子一下子轻松了。
又往前骑了十来米,后面已经传来班长的嘶吼,“停下!停下!”在队伍最后压阵的班长和小美女都下了车,黄姓女生摔得满身都是土,坐在地上骂我,赶到她身边的时候才发现手都破皮了,我连忙下车,鼓励她勇敢地站起来,接着坐我的车,给我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也许是我的诚意打动了黄同学,她站起来时口气柔和了许多,“你瞎啊,那么大的石头你都看不着?”她说死不再坐我的车,而这么一耽误,前面的同学已经成了“省略号”,没人可以调换了——只有肱二头肌发达的班长。
老邵用一种我这辈子都形容不出来的眼神看了我一眼,那就换吧。我带上了心仪的小女生,车子飞快,风暖暖的,心颤颤的,时不时地问小美女,“看看,班长跟上了吗?”
小美女娇滴滴地告诉我,“落得老远了。”
又过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班长他俩——看不见了。”于是,我骑得更加有力了。
“37”——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地名,人烟稀少,自然景观自然不差。我们在河边铺上塑料布,摆满了菜肴——黄瓜辣酱被多个同学从包里掏出来,西红柿也是如此,偶尔的几听罐头成了那时最抢眼的“名菜”,即便如此寒酸,可青春少年的欢笑声却响彻了云天。
天蓝得让人想亲一口,几步远的小河水泛着绿意,岸边柳的倒影在水面上悠荡,午后的阳光让这一切有了光泽,包括我们的笑声都泛着金灿灿的光。一群少年在谈天说地,女生们笑声不断,男生们举着酒瓶子显示着豪爽,如果说世上有纯真,那我相信这一刻就是见证;如果说世上有美好,那我相信此一时便达巅峰——班长老邵呢?
畅饮半小时后,终于有人担心起来,但很快被大家嘲笑,担心谁也别担心班长,他从小在这一片长大,这条路线就是他选的,闭着眼睛也能找到。
又过了四十分钟,穿着背心的班长的身影终于出现在视野里,后面挪动着身材魁梧的黄同学,手里窝卷着班长的衬衫。几个吃饱喝足的男生跑过去,有接车子的,有给自行车扒车胎的;几个女生跑过去,扶着黄同学过来,一屁股坐在塑料布上,喘息了半天,才猛然抓起一个花卷,“吭哧吭哧”地嚼起来。吃了两个花卷之后才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后一段路,他们是走着过来的。
我拿着半瓶啤酒,眼光却始终盯着老邵。他坐了下来,靠在河边的一棵树上,一种死灰色的倦怠正从灵魂深处涌出来,喉咙里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风箱声,白色的背心早已被洇透了,头发已经打了绺贴在委顿的头皮上,汗水冒着油光仍然不断地从发根深处往外渗漏,脸上早被冲刷成黑白相间的图案,就像最没有天赋的小孩第一次拉小提琴那般呕哑嘲哳,就连那两块被我们羡慕不已的肱二头肌都似乎干瘪了。
我灌着啤酒,又指挥大家把剩下的东西凑凑,让班长吃点。老邵感激地冲我们摇摇手,用一种苍老到上个世纪的语调说:“让……让我歇会儿!”这几个字耗光了他仅存的能量,接着就剧烈地咳嗽了几声,他身体上方的树干战栗了几下,树叶被震掉了好几片。
那天,我喝着啤酒,看着班长老邵,瞅瞅眼前为数不多的食品,再眺望来时路……我把食品拢在身边,警告其他人不要吃了,全留给老邵。因为我知道,等不到班长歇过来,我们该往回返了,等待他的还有十几公里山路,以及一位吃了四五个花卷的黄姓女同学。
往事如烟不堪提。时光被带到了34年后。这段回忆也成了我经年的折磨。记忆是最好的惩罚,这些年我无数次回忆到这个场景,每一次都充满了自责。
即便是到今天,我也无法原谅自己!——真的无法原谅!
我确实不应该——不应该在吹着风、喝着啤酒、听着班长牛一样的喘息,想着他马上就得带上黄同学往回骑的那一刻——我真的不应该笑出声来!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个重头再来的机会,我还是会把黄同学调换给班长,但我绝对不会再嘲笑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