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生涯傍海涯,两三间屋盖芦花。
灯前笑说归来夜,明月随船送到家。”
生长海边,芦花簇拥,打渔为生,安居乐业,这是幸福自足的渔家生活了。而另一种,则是“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渔人和农人,不过是职业略有不同罢了。
可是,在文人士大夫那里,渔人往往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寄托,渔人是隐士,也是士大夫们的自喻。比如苏轼,泛舟赤壁,借客之口道出,“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比如柳宗元,“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更有白朴,《沉醉东风 渔夫》
“黄芦岸白蘋渡口,绿柳堤红蓼滩头。
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
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这应该是最理想主义的渔夫,真正的隐士。
后来,罗贯中的推移就把渔夫推向了中立,“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是否真正中立,那又另当别论了。
只是,司马迁明察秋毫,他早知道,士大夫们是成不了渔夫的。在《屈原列传》里他这样写道,“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他眼中笔下的渔父理智而相时,就是俗世智慧的化身。脱离了任何一种体制的约束之后,所有的坚守似乎都不需要。任性,任情,就算为稻梁谋,又有什么错呢?这样的渔父,最早应来自于《庄子》,当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于杏坛之上,那须眉交白,被发揄袂的渔父就来教导孔子了,“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
也许,这样的渔父,才是能够自谋生路,成为一种职业,不至于饿死的渔父。守拙为愚,随流扬波,看破不说破。雅俗相因,一般不会出手,相当于寺院里的“扫地僧”。如果说他将获利,似乎也不然。中国的典籍里,富可敌国的渔父,似乎不大见到。倒是西方故事里贫穷的渔夫耳熟能详:《一千零一夜》里智慧的渔夫智斗魔鬼,普希金笔下里渔夫即使遇到机遇的金鱼仍然一贫如洗,《穷人》里贫穷而捕不到鱼的善良渔夫……
江湖河海,长波微浪,水天相接,这是渔夫面向的广阔之境。这广阔赋予他自由,也赋予他生存的资本,鱼虾水草,温饱足以谋求;虽然风向无常,但大多时候也浪静风平。无须过分担心。
除了水,扁舟桨橹,更是渔夫的凭依。舟行水上,可自在任性,纵一苇所如;更可搏击险滩,甚或像桑地亚哥一样,84天之后,终能捕得一条大马林鱼,显然,这不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蓝本。更关键的是,船上有桨,船上有棹,船上有舵,观天出门,大概率是指向人力的运作。把握方向是渔夫必须要做的事情。但即使最高明的渔夫也不能完全掌控方向。更别说,船上也有网,捕鱼的工具不能少;船上有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渔夫的智慧不可少。
岸在水边,船总会泊岸,无论多久。水岸交汇,潮起潮落,风停风涨,这就是渔夫的江湖。
常在江边走,哪有不湿鞋?渔夫哪能一直在岸边?
想来,陶渊明归田之后,“或棹孤舟”不过是偶然所为;苏轼在赤壁之下泛舟击棹,更不是亲力亲为。即或如李世民,江湖天下,也感慨不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所谓渔父,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司马迁对他笔下的渔父,是褒是贬?不能尽言。而且渔父和渔夫,也不完全是一回事,所以,他写的是“渔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