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文中对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的批判

一凡

      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文中对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的批判

  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句话是被引用的最多的，以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之耳熟能详。这句话出自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文中：一、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的（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这一节。

  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中首先指出：

    “批评自由”——这显然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党人同民主党人彼此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援引批评自由，初看起来，简直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奇怪的的事情。难道在先进政党中间，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证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那个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这样想：“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吧！”“这个口号大概是一种暗号，象号外一样，用成了习惯，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了两个派别，（笔者注：马克思主义派和另一个新的派别。新的派别主张：）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斯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头头是道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终目的”（笔者注：指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

    于是，人们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同样坚决地转向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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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1楼）

    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的（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这一节中指出：

    “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这是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这就是《工人事业》杂志社中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拼命攻击的敌人。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当然极表欢迎，不过我们还主张在提出一个问题：

    谁当公断人呢？

    ……

    由此可见，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在理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了的现象），赫赫有名的批评自由，并不是以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则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而且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论述哥达纲领的那封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就在那封信里严厉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末为了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可以缔结条约，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减弱理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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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2楼）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紧接着他说：“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

    “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

    “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

    “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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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3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笼后，列宁曾经指出的问题都出现了：

  首先，开始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不存在了。于是，阶级斗争也不存在了。再提阶级斗争就是“四人帮”的极左路线。

  接着是，谁当公断人呢？

  只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苏联的现代化路线可以实践，中国的现代化路线可以实践，美欧国家的现代化路线也可以实践；历史上小农经济的可以实践，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的可以实践，欧美资本主义的也可以实践；有利于当家作主的劳动群众的可以实践，有利于化公为私的新的白匪资本家的也可以实践——我们究竟要“实践”什么路线？我们的“实践”究竟要被谁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检验”究竟予谁之评价？这些问题或将通通变得模糊不清、掸尘不尽。也就是说，“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在现代中国，实行一盘散沙状态的小农经济的实践、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践，难道是检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真理性的标准吗？

  再接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鼓吹者之后的所作所为，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并不是以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则性” 。

  果然，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砍旗之后，不要先进理论指导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争论”就堂而皇之地登场了，而且，各级必须照办，不然，就“不换思想就换人”。于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这样被丢弃了。

  列宁说“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在我们丢弃了先进的理论指导之后，曾经的先进战士，也开始蜕变为腐败分子、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