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欧阳梦儿 于 2024-11-24 13:22 编辑
文/欧阳梦儿
毕飞宇的文字幽默，读者很容易被迷住。余华的文字与毕飞宇相比，太朴素。读余华的小说，你能闻到田野泥土的芬芳。可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余华那些与人物高度契合的语言，怱然有了灵魂，变得异常轻灵，常常令你发出会心的，莞尔一笑。
读余华的小说《活着》，我流泪了。为生活之痛，为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失而流。
怀着无比的期待，我在网上搜电影版的《活着》。
不错，导演张艺谋。自从看过老谋子的《红高粮》、《老井》，我对他的期待指数节节攀升。那么多年过去，艺术上、剪辑上、编剧上都該成长不少吧？况且还有巩利、葛优、姜武联袂。
“这是张艺谋拍得最好的一部电影，没有之一”。这是哪个孙子说的？看完真让人气急败坏。
电影版的《活着》让你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九十年代的经典作品。根本不像荣获过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的东西！
1）背景不同。
余华的故事发生在农村，原汤原味还原生活。虽然也有那个乡下城市的场景，但比较少。电影的人物，基本没农村什么事。这使得人物性格无法形成，形为无法展现。
2）基调变了。
余华《活着》，想写的是生活，生活之痛；主要体现的是人、人性。那么多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看似偶然，实是人为。余华曾在自叙中说，他竭力想绕开，却不得不提到某些重大事件。而电影的重心似乎发生了偏移，忙于在场景中切换，偏重凸显政治色彩。
3）电影改动太多，细节过少，框架太粗。
余华的《活着》应该说是以细节取胜，打动人的正是人物的一言一行。在那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岁月里，一群蝼蚁不怨天不怨地，努力挣扎着向阳而生，令人心生敬佩。福贵、爹、娘、家珍、有庆、凤霞、村长包括运用手段赢了福贵全部家产的龙二都异样鲜活，轮廓分明。而电影中人物几乎是扁平的：家珍的任劳任怨表现远远不够；有庆的善良；霞的孝；苦根的乖巧可爱则完全没有体现。而笔者认为，恰恰因为这些美好，有庆、凤霞、二喜、苦根的死才令人痛心疾首，不忍忘却。
4）结局不同
小说结局，灾难是深重的，生活并没因为福贵的改变而厚待于他。也没因为儿子、女儿、老婆的惨死而放过他，连苦根这最后的希望也收走了。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清楚，这并非夸张。短短几年，中国人口锐减到什么可怕的程度有目有共睹。而电影的结局苦根没有死，家珍甚至从来没有得过软骨病，一家人苦尽甘来，幸福美好地生活在阳光下。
笔者无意嗜好悲剧，只是原本有的苦难，我们没有必要跳过不谈。回避并不能更好的体现艺术，反而大大减弱，甚至让震撼人心的东西消失不见。何况小说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安贫乐道、坚韧不屈精神，其强大的感染力越胜于电影体现的社会主义式温暖。
下面请让我盘点小说有而电影无的感人瞬间：
小说的结构以对时间的感受为线，将记忆的碎片穿插、结集、拼嵌而成。叙述者天马行空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而电影基本平铺直叙，依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少了手法变幻的体会快感。
小说开头，生活静好，田地中一人一牛展开对话。福贵认真地跟老牛讲事实摆道理：“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只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
随后，我听到老人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他唱起了旧日的歌谣——
“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
因为路途遥远，不愿去做皇帝的女婿。老人的自鸣得意，可爱不可爱，你笑不笑？
“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
一头牛竟会有这么多名字？作者好奇地走到田边，问走近的老人。
老人回答：“这牛叫福贵，就一个名字。”
“可你刚才叫了几个名字。”
“噢——”老人高兴地笑起来，他神秘地向我招招手，当我凑过去时，他欲说又止，他看到牛正抬着头，就训斥它：
“你别偷听，把头低下。”
牛果然低下了头，这时老人悄声对我说：
“我怕它知道只有自己在耕田，就多叫出几个名字去骗它，它听到还有别的牛也在耕田，就不会不高兴，耕田也就起劲啦。”
作者描写道：“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
因为有了这次搭讪，才有了老人给我讲的故事。
电影是从老人，也就是主人公福贵输光了房产和田产开始的，直接跳过了这段精彩描写。对福贵“少爷作派”也描叙不多，也没有福贵爹把家产全部换为铜钱，福贵一担一担挑去还债的镜头。福贵的“恶”轻描淡写，反衬不出家珍做为中国传统女性的诸多美德，也体现不出后来福贵浪子回头的可贵。只有历尽苦难大起大落的人生的人，才有如文章开头乐观、豁达的老头。
有庆的善良、懂事，如一束明媚的阳光，照耀着那个苦难的年代，让一切妖魔与肮脏无处遁形。他小小年纪体谅娘的辛苦，每天跑几个来回上学，从来不穿鞋。哪怕下雪，得到爹的允准，背过身去仍把鞋提在手上跑。每天来回跑几十里，只为赶回家割草喂羊。后来吃大锅饭，羊归了集体，他仍初心不改，坚持自己割草喂羊。那么舍不得，怕羊孤单，宁肯自己每天绕远去抱一抱也不领回家。县长的老婆生孩子难产，需要输血。有庆发挥自己跑得快的优势，积极主动排在第一，却被戴有色眼镜的护士怱略（衣服太破），直到前面几个人的血都不匹配，直到产妇危急，才轮到他。这一抽就抽个不停，有庆多次喊头晕，有庆嘴唇变白变青，那个瞎眼的护士，也不加理睬。他们眼里心里只有县长夫人。有庆，生命就这样被定格在了十三岁。就这么孤零零的躺在冰凉的小黑屋里，连个说法都没有！
电影里的有庆非常苍白，只有大炼钢铁，锅子都被收走的时候，村长问都交出来完了吗，家珍问都收走拿什么做饭，他出来指证他爹娘撒了谎，还有一个带铁钉的皮影箱。虽然这个镜头表现了有庆的单纯，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特别是孩子思想意识的崇高，我却并不觉得那样的有庆可爱。那是被扭曲了的人性。
福贵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失去了产业，便什么也没有了。电影中为了他在城里能安个家，给了他一个耍皮影戏的职业。
在那个封建时代，家珍已然患了软骨病，女儿凤霞因病聋哑无治多年，从别的孩子口中惊闻早上还活蹦乱跳的独生爱子，只因去做好事去献血就悄无声息地惨死在医院，福贵的悲愤可想而知。他要去找县长给个说法，谁知县长竟是一起被抓壮丁共过生死的下落不明的春生。福贵的心情此时可谓悲欣交集，他的第一反应是问这个难兄难弟别后情形，然后才黯然想起自己的儿子是因他老婆而死。此时的福贵，唯有一句：你欠我一条人命！
特定时期，老百姓的单纯和善良，义气和宽容，以及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当浮一大在白。电影怎可跳过不书呢？
福贵的心太疼，他太想念自己的儿子了。为了多跟儿子相处，他一路双眼不错地看着，把儿子抱在胸前往家走。抱不动了，连尸体放在背上背一会儿，他都不能忍受。怕妻子伤心，他悄悄把儿子埋了，每天晚上借故去坟头陪着儿子。
电影中有庆是被疲劳驾驶的春生撞倒围墙压死的，其它镜头省略。两种拍法，优劣立见。
有庆是在给老娘抓药的路上被抓的壮丁，连回家报信的人都没有。这也是福贵心心念念要想偷跑回家的原因。电影中是耍皮影戏时跟伙伴一起被抓，悲剧性大大减弱。家珍的苦难被一笔带过，让街道安排给大家送开水，得以谋生。
当然，电影中凤霞的死亡处理得相当不错。医院里有点本事的都被红卫兵小将拉出去批斗去了，剩下一些趾高气扬的革命小将，束手无策。二喜好不容易从小将手下骗来个老医生求个安心，求个保险，却因为福贵的七个馒头，好心办成坏事，三天没吃饭的老头，直接给噎个半死，眼睁睁看着本来能自然生产的凤霞流血身亡。
我们不说福贵女婿二喜因为担心贪玩的苦根，在工地被吊装车夹成浆糊。至少应该尊重原著，把故事背景回到贫困的农村，辽阔的田野上去。那时的农民老二哥可比城里的工人老大哥苦多了。农民是鲜少有目光关注到的一群人。苦根的死，非常具有代表性。
苦根是病在田梗上的，年仅五岁的苦根已然是姥爷庄嫁地里的好帮手。穷家的孩子养得贱，苦根撑着高烧下的小小身躯帮姥爷抢收棉花，终于晕倒。自责的福贵不惜代价为孙子卖来两斤豆角充饥，不想却把外孙撑死在病床。
福贵成了绝户。苦根的稚言稚语令人经久难忘：
苦根三岁。明明想吃面条，却说：“我不想吃面条”。
糖果店门前，他仰着脑袋认真地说：“本来我还想吃糖，吃过了面条，我就不吃了。”
想爹了。玩着玩着突然问福贵：
“是你送我回去？还是爹来领我？”
村里人见了他这模样，都摇着头说他可怜，对他说：
“你不回去了。”
他摇了摇脑袋，认真地说：
“要回去的。”
到了傍晚，苦根看到他爹还没有来，有些急了，他抬起脑袋说：
“算啦，不来接就不来接，我是小孩认不了路，你送我回去。”
福贵说：“你爹不会来接你，我也不能送你回去，你爹死了。”
苦根说：“我知道他死了，天都黑了还不来领我。”
福贵年老体衰，眼睛还看不见。挑一点白菜去城里卖，天不亮就得起床赶路。苦根抓住后面的箩筐，半闲着眼走路。醒后抱两个白菜在胸前，走几步又回头问姥爷：轻些了吗？
五岁的苦根总还是小，割稻子自然比福贵慢，他一看到福贵割得快，便不高兴，朝福贵叫：
“福贵，你慢点。”
福贵指指自己割下的稻子说：“这是苦根割的。”
他便高兴地笑起来，也指指自己割下的稻子说：
“这是福贵割的。”
苦根年纪小，也就累得快，他时时跑到田埂上躺下睡一会，对福贵说：
“福贵，镰刀不快啦。”
在田埂上躺一会，又站起来神气活现地看福贵割稻子，不时叫道：
“福贵，别踩着稻穗啦。”
……
《活着》并不长，总共十章。满打满算，电影就算照实拍，也超不过《长津湖》。我不知导演如此拙劣地篡改剧本目的是什么。我只知道，唯有触碰灵魂，方为艺术。时代造就英雄，担当开创时代。
只有一种片子导演不敢拍，比如《冰川天女》。那是不惹烟尘,人间绝唱。
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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