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牙痛”文论——《关于小说几句话》的学舌

孙香汗

　　难得又这样安静地坐下来，看到斑竹有关小说的几句话，不禁一时舌痒，聊作一只迟到的鹦鹉，以微弱的回响衬托斑竹的博学和能干。

　　在杭州2003年2月24日的晚上，又一颗牙齿松动了，它在嘴里时刻颤抖着，下排的牙齿、舌尖、唾沫、乃至空气，都撞击着它的痛，令我决定只给它一晚的死缓时间。牙齿，在我的观念中是宇宙中最脆弱的东西，以后遇到要形容什么，譬如爱情、生命和女人，我可能会下意识地把牙齿拖过来做比喻：像牙齿一样脆弱的爱情，像牙齿一样脆弱的生命，女人，啊，你的名字就叫牙齿等等。大概在每个人的文字里，都有一些只有他自己能理解体会的细节，这些细节构成了他的过去，给现在带来会心的一笑；这些细节构成了他文字的特质，可以使他的作品闪光，也可能因此推拒了大部分读者，但对作者来说，这些可能就是他写作的全部，人由记忆构成并在上面继续生长。相对小说而言，诗歌中有更多属于个人的不加阐释的细节，而且更多是情绪上的瞬间体验，诗歌延长了读者与文本融合的过程，从而可能达到更强的审美效果——就如一个“泡”了很久的女子，终于入口时她的滋味会变得更加的浓烈香醇。但当个人细节走到极端时，诗歌的结局就是在顾影自怜中好象很美丽地死去。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更有可能避开了诗歌很可能患上的绝症，而小说自身的弊端就是往往表现得像个妓女，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直接进去，无法让人达到阅读高潮或者这样的高潮毫无快感可言。这就是为什么张抗抗的新作《作女》池莉的新作《有了快感你就喊》以及她们那辈作家们的文字不仅不能让人“喊”起来，简直就是毫无“快感”可言。我们期待着能颠覆我们阅读经验、涨裂我们“期待视野”的作品出现——这也就是先锋作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第一代先锋作家嗷嗷待哺的时期，袁可嘉扮演了乳娘的角色，他用的都是进口奶粉，装在一个叫《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奶瓶里，我们以前只能吃上满溢政治气味的“鲁迅”牌、“高尔基”牌奶粉的文学婴儿们赶上了幸福的年代，迅速地成长起来，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先锋作家和先锋作品，徐星、陈村、刘索拉等人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快照。

　　一些有孝心的作家们至今未忘袁氏的养育之恩，回忆成长史时时提及，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荒诞派、意识流、垮掉的一代、新小说等新鲜的营养，使他们长得——在传统眼光中——有点奇形怪状，但也正是他们使我们第一次有了全新的视觉享受，虽然现在回看过去有些不免显得幼稚、少年轻狂和流于自恋的弊病。先锋的使命就是培养新的读者，叫传统更早地见鬼去。文学中也有“喇叭裤”和“中山装”需要抛弃和改装。形式有时就是最高的内容。这也就是我们把更多的敬意给余华、格非、孙甘露等坚持始终先锋的作家的原因，他们至少在想办法给我们新鲜的东西，而不是仗着老资格心不在焉的把一些发馊的冷饭端上来给我们吃。如果对读者负责，我们就需要把小说弄得高贵些，或者至少把它变成一个高级妓女，把一些阅读者和一些阅读毫不怜惜地拒之门外——当然也要避免因无客可接而活活饿死。拉美“文学爆炸”时期作家的作品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榜样：它们有主题，有思想，有现实，有主要的故事脉络，但它们又精于叙述，时空交叉，情节魔幻，独白，梦呓，各种文体的使用，博采绘画、音乐、电影等艺术门类中一切可为其所用的技巧。以一支扑朔迷离的笔展开宏大的社会、历史、人生的画卷。看这样的作品就好象爬奇崛的山，不断有险阻，不断有迷惑，也不断有发现，不断有惊喜，在神经的一张一弛中达到阅读的顶峰，面对脚下日常经验的平原，喊出自己的快感。在集体意识中发掘个体经验，而不是相反地做，这样我们的小说就可能矜持起来，而不是为了先锋而先锋，而不是冲在最前也死在最前的先锋。
   
　　以上草草，谈一点为什么小说也需要像我们的祖国一样改革开放的个人陋见，惶恐于大方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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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风

鹦鹉的舌头竟然比人的舌头还要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