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违背了教育规律
2009年底,中央电视台网站对两位顶尖的科学家论高等教育的一段话
进行了网上投票。内容是:
杨振宁:“中国的大学办的很成功,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新华网
2009年8月15日》
温家宝到医院看望钱学森,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创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人民日报》2009年7月31日。
中央电视台网站,邀请网民对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进行投票,结果是:截止2009年11月6日,投票总数为3334票,支持杨振宁观点的30票,支持钱学森观点的3252票,我要发言的52票。
从以上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的中国,奇缺杰出的人才。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不是光由大学教育负责,在这里先不讨论。先说说教育以外的因素,是不是造成杰出人才奇缺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纵观古今中外的科学家成长史,尤其是近代和现代的大科学家,其成长的环境,第一要有比较安定的国家社会环境,以利于他的求学和研究。像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那样,“若大的华北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学生们只有放下书包,拿起枪杆奔赴抗日的战场。没有上战场的,大都转移到了大西南的后方学校,有了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有的在那里打好了基础,出国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而当今的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建国已经六十年了,除十年文革外,其他五十年社会都在发展。国家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已成风气,这就为科学发展,科学家的成长,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天空,使我们的科学家,能够在和平和谐的环境中从事科研工作。
第二,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从近代尤其是现代的科学发明和创造的成果看,由蒸汽机的发明、电的发现、计算机的应用,这些导致工业技术革命的发明成果,在发明和发现的过程中,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尤其是当代科学技术进入现代化以来,新的发明和发现,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应用,更是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才能够取得理想的成果。像克隆技术、正负电子对撞机、核能利用、航天技术等,都是发达国家依靠雄厚的经济基础搞成的。
而今天的盛世中国,在科学技术的投入上正如一个小品的名字——《不差钱》。我们国家现在每年有六万多亿、二0一0年可能达到八人民币的财政收入,光美国就欠我们七千多亿美元的债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排第三位,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年年大幅度递增。还有很多国营和私营企业,也充分认识到科技进步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和研究。可以说,现在我们国家对科技资金的投入上,从历史上看,是空前的。
当然,在资金和技术设备的投入上,和美国相比,我们国家还是落后的,但是我们正在奋起直追。况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投入的多少,并不是能否“冒”出拔尖科技人才的决定因素,如果是的话,钱学森也不会把大学教育的失误,说成是我们国家“冒”不出拔尖人才的一个原因了。要知道,他是孰知中美科技研究情况的,并且他是和国务院总理谈话,如果是因为科研经费的问题而严重影响了科技成果的产生,他就会“犯言直谏”了。
第三、国家的重视程度和科技底蕴。从我国和世界历史上看,国家富强了,经济繁荣了,并不一定科技就能大发展。我国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政策,把科技发明看成是“奇技淫巧”,耕读传家当成祖训,从而严重制约了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中世纪的欧洲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文艺复兴就是对民主科学的呼唤,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我们国家从建国之初就重视科技的发展,五十年代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科学家,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只是十年文革造成了科技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始终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现在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全社会形成了重视科技发展,尊重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
从当今的世界范围来看,有一些国家,虽然社会安定,国家富裕,但是科技实力不足,难以重大科技成果。他们或国家人口少,或科研水平低起步晚,或科研人员少,都制约着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以“冒”出科技拔尖人才,这些从诺贝尔获奖者的国家分布也看出一斑。
而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有材料为证:
据新华社2009年9月15日消息,记者从今日在京召开的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业技术人才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专业技术人才总量以达到4500多万人。
据了解,在我国的专业人才中,来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达到2800万人,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四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专业技术人才从零开始,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目前,在我国的专业技术人才中,有两院院士1378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5206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5.8万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3307人,博士后研究人员6.1万人,留学回国人员39万多人,在岗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266.3万人。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我国的科技发展,具有雄厚的人才“底座”,关键是缺乏拔尖的人才。我国的专业技术人才总数都快赶上一个发达国家的人口了,可是我们取得的在世界上领先的科研成果有多少那,更别说诺贝尔奖了。
第四、科学家成长的家庭环境。纵观古今中外的杰出人才成长史,尤其是现代、当代的杰出人才成长的家庭环境,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求学环境是必须的,这从近些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我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他们的个人简历上可以看得出来。
再看今天的中国,尤其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每个家庭对孩子学习的重视,无论是时间还是资金的投入,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家长不惜重金给孩子请家教、择校、陪读、出国留学。有的家长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胜于关心自己的工作成绩,家庭的一切活动都为孩子的学习让路。这种重视孩子教育的氛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以这样说,我们国家现在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投入的资金、提供的硬件学习环境,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相比,我们都毫不逊色。
综上所述,在现今的中国,老是“冒”不出拔尖人才的原因,不是或绝大部分不是教育外部客观条件的原因,那么剩下的就是教育内部包括家庭教育的原因了。事实很可能是这样,请看下面的资料。
最近,中央电视台网站,转载了教育工作者李吉明写于2009年10月12日的一篇博客,这里节选一段:
温总理因“诺”奖而内疚,北大该不该脸红
最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英国首相布朗作了一次科技报告,他一开始就讲,英国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仅剑桥大学就培养出80位诺贝尔奖获奖者,这是值得自豪的。他认为应对这场危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科技,是人才和人的智慧。其实,我们的学生也是很优秀的,在各种国际比赛中经常名列前茅,许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成绩也很好。我们出去这么多留学生,也成长了一批人才,充实到各行各业,但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每每想起这些,我又感到很内疚。——温家宝
上面这段话是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听课之后,在座谈会上听了教师代表发言后的讲话。从温总理感慨的话语中,我们似乎应该能够听得出来,总理对中国教育的忧虑与不满。英国首相布朗以“剑桥大学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引以为豪,但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的总理,却因为诺贝尔奖的始终无缘而内疚不已,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反差?又是怎样的一种意味深长呢?然而令人更为遗憾的是,就在中国为自己的祖国六十华诞而狂欢不已的时候,2009年诺贝尔奖再度揭晓,但其中仍然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依然,另国人惆怅不已。——怪哉,CCVT经常报道中国的这样达到世界先进,那样达到世界领先;教育部也一直在说,中国大学数世界第一,中国博士生数世界第一。但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呢?号称世界一流的北大和清华究竟又在做些什么?
事实上,中国人也不是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令人颇为尴尬的是,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除都是外国籍以外,要么接受的是纯外国教育,要么青少年时期接受的都是民国时期“旧社会”的教育。而在49年至今的60年中,“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竟然没有一人,这说明了什么?对此,作为一流大学的北大,清华又该如何解释呢?
该文把新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矛头,直指中国两所顶尖的大学——清华和北大,是否正确,应该商讨。但是,中国没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重点在教育内部,这种论点应该成立的。
诺贝尔奖我们拿不到,因为那是外国人设立的奖项,在评议的过程中,也许有民族歧视的成分。那么,我们自己国家设立的奖项哪?有一个事实则更耐人寻味。
2000年,国家为鼓励科技领域的发明和创造,设立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评奖一次,奖金500万元,获奖人员限制两人。从2000年到2008年的九年中,2004年空缺,2002年和2006年只有一位,其他年份两位。在已经评出的十四位科学家中,获奖的最小年龄是1937年生,最大年龄是1916年生,平均年龄是72.5岁。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们大多是正在念大学或大学毕业的年龄。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培养的学生那?1949年建国的时候,如果是6到7岁,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学生应该是69岁,1949年出生的人,现在是60岁,应该早出科研成果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名单里为什么没有他们那?再往后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1977年恢复高考,到今年已经三十三年了,如果77年的时候他是7岁上学的话,现在该是40 岁了,当年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获诺贝尔奖的时候,年龄是31、35、40岁,我们今天40多岁的中青年科学家那?外国的诺贝尔奖我们获得不了,中国的“诺贝尔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什么没有中青年科学家的名字,为什么还是“旧社会”培养的科学家,这些70——80岁的耄耋老人在挑大梁,这到底是为什么?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中国科技大学等一批国内知名的大学,都办了少年班,选拔各地的“神童”不经高考,从初中或高中直接进入大学学习。近几年这样的少年班办的少了,但有的大学仍在办。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种教育方式的利弊,我们只想问: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年班学生,就是读到博士也该毕业十到二十年了,正是出成果的时候,成果呢?
外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能是运用中国不具备的实验仪器、基础材料、特殊数据等因素,研究出了世界先进的科研成果,进而获奖。在中国现有的这些科研条件,应该是所有科学家都能够享用的,不会因为人家年轻而封锁消息,不让使用吧。那怎么解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的几乎都是耄耋老人那。
既然中国的教育在经济投入、社会稳定、全民重视等方面,都不存在问题,并且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口,处于全世界第一的状况,哪为什么出不来拔尖的创新人才哪?
建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在教育上花了那么多投入,就是出不来拔尖的创新人才。难道是中国人天生的愚笨吗?绝对不是呀。有古老中国的四大发明为证,有华裔的诺贝尔获奖者亲身经历为证。中华民族的智商比世界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智商都不低。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呀?
在重重疑问不得其解得情况下,我忽然想到了哲学上一个名词——规律。现代汉语词典对规律的定义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势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客观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能够通过实践认识它,利用它。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规律的两个特点,一个是承认不承认它都是客观存在;第二是认识不认识它都起作用。
由此我意识到了一个惊人的,但又不敢马上承认的事实,我们的教育,在培养拔尖的创新人才问题上,违背了客观规律,我们正在受到这种规律的惩罚。想到这里,我忽的出了一身冷汗——这是真的吗?但经过仔细的思考,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判断,这是真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上从正反两个方面事实的分析,就充分说明了,我们的教育,在培养拔尖人才问题上,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是到了该清醒的时候啦。
实际上,最近几年在教育领域,批评应试教育,大力倡导素质教育,就是因为看到了它的弊端,也就是说,僵化的应试教育体制,严重影响了拔尖人才的成长。这已经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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