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阿英与书

阿滢

　　　　　　　　　　　　　阿　滢
　　阿英原名钱德富，安微芜湖人。阿英不但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而且是我国现代著名藏书家。
   
　　少年时在家乡读书，青年时参加过五四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与蒋光慈等人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1930年加入“左联”，曾任常委，又任中国左翼文化同盟常委。孤岛时期，与郭沫若、夏衍创办《救亡时报》，主编《文献》杂志。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华中文协常委、华东局文委书记、大连市文委书记。解放后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文联主席，兼任《民间文学》主编。

    阿英一生著述，包括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杂文、文评、古籍校点等共有160余种。《晚清小说史》等有日译本，德译本；《李闯王》有捷克译本。

　　阿英一生爱书，只要手里有钱，就要到书市去，城隍庙、西门、四马路、琉璃厂、劝业场、前门小市、东安市场、宣武门小市、西单市场、隆福寺、通学斋、头发胡同，大大小小的书店，他没有不熟悉的，他说起书店来也了如指掌。

　　苏浙一带的书价低，罕见的书也多，阿英便常常前去访书，有时一两天，有时七八日。沿途每到一地必先访书，一次他到达苏州时，书商们已收了市，有的人家连灯也都熄灭了，他便挨户敲门，看了几家，时间太晚了，连门也敲不开了。回到旅店，饭也来不及吃，就先翻看买来的书。第二天早晨六点半，他又继续敲门看书。
1936年4月他为访书专程去杭州、绍兴、余姚、宁波等地跑了一个星期，收了700余册小说。

　　阿英还写了不少淘书、访书的文章，像《城隍庙的书市》《西门买书记》《海上买书记》《苏州书市》《苏常买书记》《汴陵买书记》《浙东访小说记》等等，记载了他在访书过程中的酸、甜、苦、辣。阿英曾作有一联自嘲：“孜孜写作缘何事？烂额焦头为买书。”

　　他在《海上买书记》中说：“买书究竟是一件太苦的事，在我个人矛盾尤深，因为旧书的价格都是可观的，价高的有时竟要占去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生活费，常常使自己的经济情况陷于极端困难。而癖性难除，一有闲暇，总不免心动，要到旧书店走走。”据施蛰存在《旧书店》一文中说：“一次阿英在城隍庙桥上旧书摊淘书一堆，老板要价五元，还三元不卖，大概要四元，便向我借一元才将书买到手。”

　　对周作人著作，阿英特别喜爱。在他的《文代会日记》中记载他陆续访到的周作人著作就有《秉烛后译》《书房一角》《自己的园地》《苦竹杂记》《苦雨斋叙跋文》等，多达26册。

　　柯灵在《阿英散文选》序言中说：“任何磨难都没有使阿英放下武器。我查了《阿英文集》中的著作目录，从1928年到1941年，他在上海期间，著述编订并已出版的作品，就有66种之多。如果每种估它10万字，那就在600万字以上了，这就是他对反动派响亮的回答。他的作品不断交换署名：钱杏邨、张若英、阮无名、钱谦吾、黄锦涛、张凤吾、魏如晦……但不管他怎么换，也逃不了被查禁的命运。幸而查禁并不能扼杀作品的生命，它们还是在人间流传，有的就这样传到后世。”

　　解放后，阿英陆续捐献给国家相当数量的珍贵图书，现残存的两张文化部文管局签发的阿英捐赠书单记载着：1954年12月26日一次捐献明版本书7册，1956年一次捐献明、清善本书75册。

　　1979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了由姜德明主编的《阿英文集》，姜德明在回忆阿英时说：“阿英总是早早地在那宁静的书房里生起火炉。晚上，他不愿过多的应酬交际，他爱围炉坐着看书。他一生爱书，爱读书，每当他阅读到一部好书有所得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泛起会心的微笑。”

　　文革期间，阿英被戴上了“叛徒”“反党分子”的帽子，陈伯达以“审查”为由，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藏书。失去了他所钟爱的书，他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长期的郁闷，以至染上了癌症，文革后期，他的藏书才退还了一部分。

　　阿英的女儿钱璎说：“父亲在生命垂危的日子里，他的床边堆满了书，西北墙角，从地面斜码到屋顶，宛似一座书山，这些书都是他几十年来，从上海、北京、天津、苏州、大连等处书摊、书店，花了无数的心血搜寻来的。”

　　1977年6月17日，阿英去世后，他的子女将他的一万余册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家乡安徽芜湖市图书馆，馆里专为他建立了“阿英藏书陈列室”。阿英花毕生的心血苦苦搜集整理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为文学研究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史料，功德无量。这说明访书的结果，不仅是丰厚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是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

冷眼看

阿滢的名字就是受阿英的启发而得的？

阿滢主编的文章很让人受益，多看看你的文字可学到不少知识呢！

阿滢

谢谢斑竹，我名字并不是受阿英的影响才取的。我怎么能和大家比肩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