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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文史随笔】宰臣隐瞒军情是关心仁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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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0 11:4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宰臣隐瞒军情是关心仁宗吗?

  
  在宋人笔记《玉壶清话》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庆历间,王师失律于好水川,亡没数巨将。刘平、葛怀敏、任福等急奏入已旬余,大臣固缓之。仁宗因御化成殿,一老卒拥帚埽木阴,忽厉声长叹曰:“可惜刘太尉。”上怪问何故语至此,老卒曰:“官家岂不知刘太尉与五六大将一时杀了。”上惊问:“汝何闻此?”老卒因舍帚解衣带书进呈曰:“营州西虎翼一营尽折,臣壻亦物故于西阵。此书乃家人急报也。”上急召执政大臣视之,始具奏:“实已得报,恐未审,候旦夕得其详,方议奏闻,乞宽圣虑。”上厉声曰:“事至如此,尚言自宽圣虑,卿真忍人也!”
  
  大意是说,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宋朝的军队在好水川地区和西夏交战,结果大败,几位重要的将领都战死了。当时前敌统帅太尉刘平等人的奏报已经到了朝廷十来天了,可是宰相却故意拖延,没有及时奏报宋仁宗。有一天宋仁宗到化成殿,就看到一个老兵抱着扫把在打扫树叶,忽然大声叹息,说:“哎呀,可惜了刘太尉啊。”宋仁宗一听很奇怪,刘太尉不是在延州前线吗,怎么宫廷一个扫地的老兵会说起刘平呢?宋仁宗就问那个老兵。老兵就告诉了宋仁宗这个惊天动地的大消息。宋仁宗一开始还不相信,可是老兵丢下扫把,解开衣服,拿出一封书信来,说:“营州(宋朝边境州)西虎翼营全军覆没,我的女婿也在和西夏人的战斗中死掉了。这就是前线给家人的急报啊。”宋仁宗大惊,急忙拿过书信,召集所有执政大臣,一起打开来看。这时候,执政大臣才说:“其实,几天之前已经得到了奏报,只是担心消息不够确实,等一两天知道了详细经过,准备那时候再向陛下禀报。实在是希望陛下您宽心啊。”宋仁宗大声呵斥:“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还说什么是为了让我宽心,你们这些人还真是能忍啊。”
  
  宰臣们接到急报之后,没有及时向宋仁宗汇报,当然不会是为了让宋仁宗宽心。这一点,宋仁宗心里明镜似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宰相们愿意担着隐瞒军情,延误战机的大罪名,做出这样的决断呢?
  
  先让我们简单的了解下好水川战役。
  
  庆历年间,西夏大势已成,在和宋朝的多次交战中,连番取得胜利,好水川则是一次重要的战役。
  
  在1040年,康定元年,宋太尉刘平率军和西夏在三川口发生大战,因为后军惧战,延误合围时机,结果刘平战败,数万人战死。在遭遇如此大败之后,宋仁宗重新做出了部署,派遣韩琦、范仲淹等北宋名臣负责西夏防务。
  
  到了1041年,庆历元年,西夏皇帝元昊率军10万,在好水川地区设下埋伏。而宋军统帅之一的韩琦,听说西夏军队来袭,派遣所部副帅任福率领一万八千人绕道西夏后方,准备和自己前后夹击西夏。但是,此路人马在途中遇上西夏军队和另一支宋军正在交战,于是合力进攻,宋军取得了一定胜利,杀死了几千西夏军队。当时,西夏军队持续增援,于是主帅任福也决定放弃原计划,希望全歼眼前西夏军队。当得知任福大军参战之后,西夏军队渐渐退却。任福不知道是敌人诱敌之计,率军追击。可是长途奔袭并非宋军所长,结果战线拉长,粮草不继,人困马乏,到达好水川地区,埋伏已久的西夏皇帝元昊,率领主力参战。一来西夏军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二来又是生力军,于是宋军大战,当时战死宋军就有一万多人,其余尽皆俘虏。西夏几乎全歼宋军。当时有人劝说任福投降,任福大声说:“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于是自己把自己给掐死了。任福的儿子也战死沙场,手下五六位大将几乎无一生还。
  
  好水川之战,还有个细节挺别致。当宋军到达好水川的时候,发现地上有几个大盒子,士兵好奇,打开一看,从盒子中飞出几百字鸽子。士兵们正在疑惑间,西夏军队从四方一起杀出。原来,装着鸽子的盒子,正是元昊用来告诉全军敌人已经进入包围圈的信号。宋军不小心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飞出了怪兽,吞噬了自己。
  
  好水川之战的经过大致如此。那么,为何大败的消息要特别瞒住宋仁宗呢?
  
  朝廷在去年就遭遇了三川口大败,损兵折将。现在重新调整之后,竟然再次遭遇大败,并且率军将领任福是北宋军中出名的智勇双全的悍将,可竟然也不敌元昊,阵亡疆场。如果说,三川口之战,朝廷宰相还可以用偶尔失败,来为自己遮丑,可是,第二年的再败,就再不能用意外,偶然来,来敷衍天下人了。
  
  宰臣们自然明白,此次大败,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中国的官场,历来是有错是臣下的,有功是主子的。于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当然是没有错,可是,前线指挥的韩琦、范仲淹等人罪责难逃,而在京城居中调停的宰臣们也难辞其咎,一些当初推荐韩琦、范仲淹的大臣们那也脱不了干系。可以说,好水川一败,任福等人战死了,一死百了,可是,蝴蝶效应却在继续,活着的各位官员们却要为了自己现在的官帽,以后的官运反复权衡,找到最佳的处理办法。
  
  于是,宰臣们一拖再拖,直到偶然的机会,宋仁宗得到了消息,不得不进行面对。
  
  既然皇帝知道了,大家就要有所表示。于是从宰相以下,相关官员大都得到了处理,只不过结果有轻有重。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自然是有的开心,有的难过。主帅韩琦被贬为秦州知州,不过韩琦有本事,当年的11月,就重新起复,又到前线指挥作战去了。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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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2-10 11:49 | 只看该作者
叶之秋问候各位,新年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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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0 16:00 | 只看该作者
“欺上瞒下”,是为官者的两在法宝,读过“红嘴绿鹦哥”的故事,哪里有真心关心皇帝的呢!
4#
发表于 2012-2-11 09:28 | 只看该作者
是啊,关心自己比关心别人多。
5#
发表于 2012-2-11 13:29 | 只看该作者
红朝更厉害,许多败仗都用嘴打赢了------三打四平不下,却宣称消灭的敌人比自己多,老天,攻坚啊,战士又没防弹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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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1 15:38 | 只看该作者
先生历史知识丰富,学习了。
最近,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炒得很是热火。据说是什么斗争的产物……
7#
发表于 2012-2-11 16:38 | 只看该作者
读史可以明鉴。中国的官场历来是有错是臣下的,有功是主子的。这个的确千真万确!每次的错误领导都是批评下属,从不引起自责。
8#
 楼主| 发表于 2012-2-12 21:23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高老庄主 于 2012-2-11 13:29 发表
红朝更厉害,许多败仗都用嘴打赢了------三打四平不下,却宣称消灭的敌人比自己多,老天,攻坚啊,战士又没防弹衣


呵呵,确实如此
9#
 楼主| 发表于 2012-2-12 21:23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lqm407 于 2012-2-11 15:38 发表
先生历史知识丰富,学习了。
最近,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炒得很是热火。据说是什么斗争的产物……


老兄最近佳作很多啊!
10#
 楼主| 发表于 2012-2-12 21:24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太和五中张奇 于 2012-2-11 16:38 发表
读史可以明鉴。中国的官场历来是有错是臣下的,有功是主子的。这个的确千真万确!每次的错误领导都是批评下属,从不引起自责。


感谢张老师。
11#
发表于 2012-2-13 09:04 | 只看该作者
历史的细节有时竟惊人的相似,当引令人深思。
12#
发表于 2012-2-13 09:06 | 只看该作者
解读历史,为现实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13#
发表于 2012-2-13 18:29 | 只看该作者

还有更会隐瞒的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部分死因初步分析时间:2010-08-29 00:45 作者:李若建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900次
  论文提要:论文认为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研究在概念上与资料上存在明显的局限,需要比较深入细化的研究才可以帮助了解历史事实。直接由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产生的非正常死因有因饥荒死亡、被迫害死亡,由大跃进与困难时期而提高死亡率的非正常死因有工伤事故、食物中毒、流行病等。

  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特别是1960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对于当时的死亡人口有不同的估计,各种估计都有其依据,但是也都有缺陷。本文的并非的提出新的估计,而是偿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问题。

  一、非正常死亡的概念问题

  在谈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往往说到非正常死亡。可是什么是非正常死亡,确没有见到明确的定义,概念不清又如何讲非正常死亡人数。有趣的是,在人口学中很少用“非正常死亡”,在人口学的工具书中很难找到对非正常死亡的定义。但是在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有一些指标是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该一些死亡是非正常的。例如在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人类发展指标(HDI)”体系中有一类个人痛苦(PersonalDistress)指标,其中把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灾难死亡列入其中。中国的政府统计部门有非正常死亡的统计指标,其内容包括交通意外、自杀、他杀、工伤、灾害死亡等。1可以看出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与联合国开发署的基本一致。

  在人口学中,主要是用死因死亡率这一概念,对于多种死因的死亡可以细分为主要与次要死因等。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看,人口学的方法是更合理的。在中国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说,困难时期有一个医生对所有的病人都只开一昧药,就是粮食。从这个故事可以得知当年许多疾病是饥荒引起的,因此一些看似死于某种疾病的人,其次要死因可能就是缺乏粮食。

  应该说使用“非正常死亡”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不过这又是一个研究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广泛使用的概念,因此笔者在这里偿试对当年非正常死亡做一个界定(要强调的是这一界定只是针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包括:

  (1)直接因饥荒饿死的人口。

  (2)直接由饥饿产生的五病,指浮肿、干瘦、小儿营养不良、非正常闭经、子宫脱垂(有的地方把后两种统称妇女病,而简称四病,有的地方把肝病也列入)而死的人口。

  (3)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中被迫害致死的人口。

  (4)由于饥荒导致人身体抵抗力下降,使流行病严重爆发而死亡的人口。

  (5)工伤意外死亡人口。

  (6)食物中毒死亡人口。

  (7)其他被公认为非正常死亡的人口。

  要强度的是,在上述几类非正常死亡中,只有前三类可以明确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结果,其他类非正常死亡在任何时期都存在,只是在大跃进中更加明显而已。

  贵州省和四川省永州市保留了当时一些年份的死亡原因资料,尽管资料不完整,但是还可以看出当年的部分情况。贵州是在1960-1961年间出现人口负增长,在1959年已经开始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随着死亡率的上升,因疾病和年老而死亡的人口占的比重迅速上升,其原因是这些人在饥荒时是弱者。四川省永州市陈食镇的情况是非正常死亡约占三分之一左右,不过在1959与1960两年,传染病死亡占的比重明显过高,如果把死于传染病的大部分列入非正常死亡的话,估计非正常死亡约占半数。

  表1 1958-1963年贵州省死亡人口的死因构成(%)

  年死因构成(%)死亡人数(万人)

  正常非正常合计

  疾病年老婴儿小计事故其他

  1957 24.6 20.4

  1958 34.4 29.024.988.34.86.9100.025.9

  195943.632.718.795.02.82.2100.035.0

  196088.6

  196138.0

  196281.914.696.53.20.3100.019.1

  196373.424.898.21.70.1100.028.9

  资料来源:《贵州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4)》

  表2 1959-1961年四川省永州市陈食镇死亡人口构成(%)

  年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合计

  传染病一般疾病浮肿干瘦

  195927.835.425.513.3100.0

  196027.351.616.84.3100.0

  19617.656.430.85.2100.0

  合计23.645.923.17.4100.0

  资料来源:《陈食镇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46页

  由于资料等方面的局限,本文不可能对各种非正常死亡的死因作全面的分析,下面只是就几类非死因一点初步分析。期望通过这种比较深入细化的分析,对了解当年的人口变动有所帮助。

  二、饥荒导致的死亡

  在困难时期,除了正常死亡之外,大部分死亡都与粮食不足有关,绝大部分非正常死亡是死于营养不良和过度疲劳。据当时对水肿病死的解剖,发现死者肝脏缩小,腹中脂肪很少,确认水肿病为综合性营养不良和过度疲劳。2但是今天已经无法准确区分哪些死亡是正常,哪些是非正常的,下面列举的一些事例只能给读者一个轮廓。

  河北省:1960年石家庄市对614个生产队统计,浮肿37567人,死亡289人,同年年底全市冻死8人。3

  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患浮肿1.47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6.3%,非正常死亡503人。4

  江苏省:句容县1958年4-11月在两个大队调查,在死亡的114人中,死于水肿病、干瘦病者占50%,其中21-50岁的青壮年占35.1%。

  安徽省:根据濉溪县部分生产队的调查,原有的户数是638户,在1960年中全户死绝的37户,占原有户数的5.8%,其中有一个生产小组原有23户人家,全户死绝的5户,占原有户数的21.7%;原有人口2606人,在1960年死亡538人,占原有人口的20.6%,其中有一个生产小组原有7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2.6%5。肥东县有一个生产队原有199人,在1960年死亡82人,占原有人口的41.2%。6岳西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19753人,约占总人口的7.9%,最严重的地区死亡率为218.0‰7。

  山东省:既墨县一个大队在1960年1-5月份死亡的130人死因分析,疾病死亡占30.0%,因疾病和浮肿双重原因死亡的占12.3%,因年老和营养不良死亡的占23.1%,因浮肿严重而死亡的占23.8%,饿死的占6.2%,自杀的占4.6%。8

  湖南省:邵阳地区在1961年非正常死亡19.4万人,占总人口的3.4%。9

  河南省:1958年底,据许昌等4个专区统计,有肿病15.2万人,死亡7465人,病死率为49.1‰。在死亡率较高的河南省新蔡县,1959年冬到1960年春,90%以上的农村居民患有浮肿和营养不良。10

  广东省:1958年海南昌江县饥荒,水肿61704人,死亡17850人。111959年海南澄迈县有2.5万人患水肿,约占全县人口的18%,据该县的一个公社资料,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水肿而死的占74%12。1961年梅县对4.94万例浮肿、干瘦、妇科病集中治疗,治愈3.38万例,未能治愈1.56万例,其中死亡4691人。浮肿、干瘦、妇科病的死亡率是9.5%。13

  广西壮族自治区:1959年广西有浮肿、干瘦等疾病的人数达到100万,非正常死亡达到30万。141960年1-3月永福县苏桥公社死亡430人,其中正常死亡占62.3%,属于与粮食有关的占30.4%,饿死的占7.2%。1960年3月资源县死亡438人,其中非正常死亡占29%。田东县1961年浮肿、干瘦、妇科病3万多人,约占全县人口的17%左右,其中1-8月非正常死亡4614人,15非正常死亡占人口的2.6%左右。

  四川省:江津县1960年有43757人水肿病,1961年有13822人,死亡381人。

  贵州省:1960年习水县农业人口死亡18261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5.3%,在死亡人口中,青壮年7424人,占40.6%。在死亡人口中,浮肿病死亡6727人,急性病死亡3593人,16如果把上述两类死亡当成非正常死亡的话,占死亡人口的56.5%。

  云南省:1958年云南省有70多个县发生水肿病,病人有33.4万人,死亡4.6万人,水肿病人的死亡率137.7‰。17巍山县1960年死亡人口中,水肿病死亡占19.5%,干瘦死亡占20.4%,其他疾病死亡占30.9%,老年死亡占26.9%,其他原因死亡占23%。得水肿病者死亡率为181.9‰,得干瘦病者死亡率为195.5‰,得水肿病、干瘦病者的死亡率远高于全县1960年平均50.32‰的死亡率水平。18

  甘肃省:1959年甘肃省浮肿病人9.6万人,因浮肿致死2200人。19临夏市在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2.3%,1960年这一比重是5.7%。20酒泉市在1960年患水肿病、干瘦病16.5万人,占总人口的41.3%,死亡10832人,占总人口的2.7%。1961年患水肿病、干瘦病3.2万人,死亡3875人。21玉门市在1960年非正常死亡3840人22,大约占总人口的2.4%。镇原县1959-1961年间,因饥饿死亡8553人,占死亡人口的60.3%。23张掖县在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3.72万人,24大约相当于该地1958人口的10%.

  青海省:海西州在1960有浮肿病人4637人,死亡160,25死亡率34.5‰,比同年该地全部人口11.6‰的死亡率大约高3倍。

  上述资料显得比较零碎,从中很难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结果,也无法估计全国因饥荒而得病的人占人口的比重有多少,不过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因饥荒而得病,并导致死亡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这些患病者有多少治愈了,湖南省株州市的情况可供参考。

  表31960-1963年湖南株州市三病(水肿、妇科、小儿营养不良)医治情况

  年病人数(人)治愈人数(人)治愈率(%)

  196014200299521.1

  196121028592928.2

  196215351786051.2

  19637491593079.2

  合计580702271439.1

  资料来源:《株州市民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91页

  三、被迫害死亡

  当年毛泽东对一些基层干部的恶劣行径曾经批示说“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26可见一些基层干部的胡作非为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对于当年被基层干部打死、迫害死的人虽然无法统计,但是从下面的一些零星资料中可以推算,全国这类非正常死亡者数以万计。因为这种情况死亡的基本上是平民百姓,也有少数基层干部,在笔者见到的资料中,被打死的最高级别官员是河南光山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陕西在1958-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自杀占一半或一半以上27。与正常时期比较,当时陕西的非正常死亡明显异常,例如1980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自杀占的比例是农村26.6%、城市32.4%28。当年陕西省是情况比较好的省份之一,其非正常死亡率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肯定更加严重。

  被迫害死亡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大跃进过程中基层干部的粗暴工作作风,导致不少群众死亡。另一个时期是1960年大饥荒中部分民众因饥荒而偷盗未成熟的庄稼(称为偷青),在反偷青中有些百姓被打死、整死。下面是部分地区被迫害死亡的情况:

  山西省:寿阳县在1959年10月29日至1960年1月25日的强迫农民交粮交款运动中,死亡349人,其中因推打斗争死亡和自杀197人。

  辽宁省:丹东市检察院在1960-1963年间受理私设公堂捆打吊打致死案件24件。29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在1960年开展喇嘛教肃反运动,先后含冤死亡的喇嘛和群众538人。30

  上海市:市郊的奉贤县在1958年发生严重的捆绑吊打、非法关押群众现象,与违法乱纪有关的致死共1007人,占该县人口的0.32%,其中直接被打死的156人。

  安徽省:仅仅在1961年5月中旬就发生在护青过程中,干部违法乱纪逼死18人,打死1人,自杀死亡6人,护青人员也被打死2人。31凤阳县小溪公社私设的一个劳改队,关押所有外流人员和撤职干部,白天监督劳动,晚上戴手铐关押,结果死亡30多人。32

  福建省:1959-1961年间福州市郊区一个大队干部对近百名社会捆打,致死4人。福州市食杂公司非法批斗49人,致死1人。33崇安县在1959年10月到1960年底的反右倾运动中斗打1843人,造成非正常死亡194人,致伤残364人。34

  山东省:山东省在1960年7-8月份的护青过程中,发生各种违法乱纪事件4122起,死192人,其中直接打死8人,民兵击毙11人,自杀173人。

  河南省:信阳地区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间,为了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局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监狱,短期拘留10720人,其中667人死在拘留所。有一个公社团委书记亲自打死农民4人,打伤后死去的8人。35光山县城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被打死和逼死的师生28人。36

  湖南省:1958年常德县被吊打斗争的干部群众40余起,其中自杀死亡27人。1960年湘潭市郊的943名党员中,528名打人,被斗、打致死和体罚后自杀的群众计103人。37

  广东省:海南澄化县瑞溪公社在1960年2-10月间,非正常死亡358人,其中水肿266人,自杀73人,被打死和打伤致死的8人,食物中毒死的11人。38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在1959、1960年两个夏收的不完全统计,有严重违法乱纪干部817人,受害群众2500人,其中致死69人,致残25人,重伤64人。39

  四川省:崇庆县在1961年的治安运动中,对当时有偷青吃青、小偷小摸行为的人进行严厉斗争,打死和被打者自杀12起。40昭觉县在1960年的反瞒产私分运动中,发生自杀和凶杀事件78起。41丰都县在1960年的反瞒产运动中被斗争和吊打死的基层农村干部有476人之多。42达县北外乡有人因反对公共食堂或“犯错误”被扣饭,致死人命多起。43

  云南省:云南对1958-1961年间处理的案件复查,发现被冤错而死亡在劳改队的有1495人。44保山县1958年有23人死于肉刑,45风仪县风鸣公社被干部打死的群众11人,致残16人。46威信县全县非正常死亡3957人,其中饿死1758人,捆绑吊打致死705人,逼死223人,其他1271人,47如果这个县在全国有代表性的话,将是一幅可怕的画面。

  贵州省:1960年贵州赤水县发生农村干部到农民家搜查粮食导致冲突的事件,结果一农民自杀,一农民被追捕身亡。48

  甘肃省:定西县1959年为了对付春荒,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逼死农村支部书记2人,斗争1万多人,非法拘留322人,轰打逼死1千多人。49成县有两个乡,基层干部捆绑吊打群众45人,打死26人,逼迫自杀1人。501958年镇原县以县长为首的1503人被冤捕入狱,导致333人死于狱中。511958年甘肃省临夏市以反革命罪拘捕宗教人士和群众1492人,判刑314人,教育和无罪释放878人,监督生产46人,管制211人,关押死亡43人。52。泾川县1959-1960年的两个夏收期间不完全统计,严重违法乱纪干部817人,受害群众2500人,其中致死69人,致残25人,重伤64人53。1959年甘肃静宁县在反瞒产斗争中,非法斗争一万多人,非法逼死一千多人,54。当年该县人口只有25万人,如果扣除未成年人后,大约7-10%的成年人被批斗。当年该县死亡人口1.5万人,大约7-10%的人是被逼死的。永登县划右派115人,其中自杀2人,劳教21人,劳教者被送到边远荒芜地区,每天干重活,吃不饱,过着非人的生活,致死大部分人死亡。55

  青海省: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民和县几乎没有不打人的单位,处罚迫害群众的酷刑有135种之多,一名生产队长3个月内共打群众120人,被他扣饭饿死和折磨死的有36人。56

  宁夏回族自治区在1960年的“反对坏人坏事”运动中,判刑、劳教和批斗27596人,导致死亡1481人。57

  上述情况只是笔者所见到的资料中反映的情况,可以想像实际问题的严重程度。

  四、其他非正常死亡的死因分析

  显然不能把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直接归因于大跃进的后果,因为按照非正常的界定范围,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杜绝非正常死亡的发生。从下列的资料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大跃进与困难时期这些非正常死亡均有上升的现象。

  1工伤事故死亡

  大跃进形成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伤亡事故高峰。如果以1957年全国县以上企业因公死亡人数为100,1958年增加了3.39倍,1959年增加了4.84倍,1960年增加5.92倍58。从吉林省的情况看,当年的确出现一个工伤高潮。有资料显示,1958年全国工伤死亡人数高达5万人,同年因工受伤的有10万人59。1958年年底全国职工总数是5194万人,也就是说,这年的工伤死亡率在10‰左右,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如此高的工伤死亡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在狂热的气氛下,不按照科学规律蛮干,导致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在铁路部门,由于大跃进期间的不良作业,行车事故激增。1960年全年的行车事故比1957年增加2.2倍,其中重大行车事故增加2倍,经济损失增加6倍60。广东的惠州市当时生产事故频繁,仅仅在1958年的10-12月就因工伤受伤31人、死亡3人。当时惠州全部职工只有9214人61。估计全年因工伤亡人数占职工总数的10‰左右。甘肃高台县仅仅是修建丰渠工程一项就死民工1182人。62这进一步验证当时工伤事故频繁,增加了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表41957-1963年吉林省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伤亡情况

  年死亡(人)死亡率(‰)重伤(人)重伤率(‰)

  19571230.221270.22

  19582270.221740.17

  19593720.333060.27

  19604930.3514271.23

  19613690.319940.84

  19623380.367690.82

  19631770.196180.65

  资料来源:《吉林省志(第15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461-463页

  在大跃进中,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矿山建设,使用大量炸药,由于管理混乱而在不少地方发生爆炸事件,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这种情况在地方志中大量反映出来。1958年云南省蒙自县供销社火药在加工中爆炸,死亡101人。631958年四川崇庆县一个供销社发生火药爆炸,死5人,伤11人。641962年四川省新都县有农村干部在贮存火药的仓库开会并抽烟,结果引爆炸药。652食物中毒死亡

  食物中毒在困难时期的饥荒中大量发生,主要原因是饥饿的民众大量吃野生植物和变质食品的结果。当年在所谓的瓜果代替粮食过程中,估计因食物中毒死亡的人口可能超过十万人。下面是部分地区食物中毒的情况:

  天津市:蓟县在1960-1962年间食物中毒2672人,死亡60人。66武清县1960年4月食物中毒5252人,死亡40人。67山西省在1960年1月到3月初就有1082人食物中毒,死亡12人。湖北省:应山县1960年发生1200多人误食苍耳饼中毒事件,死亡62人。68广东省:五华县1960年5100人因食用古巴进口的严重污染的沙糖而中毒,死亡5人。691960年化州县发生食木薯中毒5099人,死亡166人。70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在1961年大搞代食品的运动中,6768人吃野山薯中毒,死5人。71甘肃省:甘肃省仅仅在1960年的1-4月,发生食物中毒事件76起,中毒2697人,死亡175人。72甘肃临夏市在1960年食物中毒897人,死亡37人。73

  3流行病

  由于饥荒和经济困难,加剧了流行病的暴发,也加重了流行病的危害程度。这点从重庆市1959、1963和1968年的比较就可以清楚。从下面是一些地区的情况来看,当时的流行病危害是比较突出。

  表5重庆市部分疾病发病率(1/10万)

  年白喉麻疹脊灰百日咳

  195918.68759.04120.00117.37

  196320.401131.1613.03234.72

  19680.5993.320.5314.06

  资料来源:《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842页

  安徽省:1960年底到1961年初,马鞍山市疟疾暴发,病人7778人,74约占人口的3%。凤阳县1959-1960年间,农村发病人数达到10.3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0.7%75。河南省:1962年淅川县暴发疟疾,患者达13万多人,约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76沈丘县1960年发生16种传染病,患者13.3万人次,77约占总人口的20%左右。1960年2月鹿邑县进行医疗普查,查43.07万人,查出各种疾病患者7.64,万人占17.7%。同年夏秋该县疟疾暴发,发病2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39.4%78。1959年准滨县麻疹暴发,患者1.3万人,占全县人口的3.4%,死亡165人79。商丘地区1960年疟疾流行,发病82万人,1963年疟疾、伤寒等病患者达81.9万人,80这两年发病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0%。湖南省:1958年衡阳地区麻疹、白喉、痢疾、脑膜炎等流行,近10万人得病,死亡7千人,81发病者的死亡率约70‰。广东省:1959年梅县地区白喉流行,发病1656例,死亡252人,发病者的死亡率高达152.2‰。82甘肃省:1958年张掖县麻疹1.06万例,约占全县人口的3%,死亡965人,83发病者的死亡率高达90.9‰。

  4其他

  除了上述几种类型之外,当年刑罚严厉,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被处死的。云南耿马县在1952-1990年的38年间共判处死刑27人,其中在1958-1960年的3年间占14人。84江西省黎川县在1954-1990年的36年间共判处死刑16人,其中在1958-1962年的5年间占6人。85甘肃天水市在1958-1963年间一审共判处277人死刑,其中1958年一年就判处249人死刑86。辽宁省丹东地区在1958年判处53名反革命被告死刑,18名刑事被告人死刑,这年判处死刑的人数在该地区历史上是比较多的。87当年社会相对比较动荡,暴乱时有发生,在暴乱中死亡和暴乱被镇压后处决的人口应该也不少,例如1958年在甘肃广河、东乡等地发生的叛乱,叛乱过程中有454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叛乱者在战场上被打死1074人,叛乱被平息后,判处死刑并处决84人88。迭部县1958年在平叛过程中,误伤致死84人。89云南禄劝县1958年有一个工厂发生暴乱,平叛后拘捕117人,刑讯逼供打死24人,打伤致死7人,1987年复审此案,维持原判26人,改判1人,其余宣告无罪。90

  从前面的描述分析中,可以对当年的非正常死亡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虽然当年的非正常死亡以饥荒为主,但是形形色色的其他非正常也占一定的比例。有少数非正常死亡并不一定是大跃进的罪过,今天回顾这一段人口史应该本着不掩饰也不夸大的态度。

  注释:

  1《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280页

  2《罗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558页

  3《石家庄市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28页

  4《黑龙江省志(70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222页

  5《濉溪县志续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696页

  6《肥东县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86页

  7《岳西县志》,黄山书社,1996年,36页

  8《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389页

  9《邵阳地区志(第一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6页

  10《新蔡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480页

  11《昌江县志》,新华出版社,1998年,557页

  12《澄迈县大事记》,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77-78页

  13《梅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14页

  14《当代中国的广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05页

  15《田东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5页

  16《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32页

  17《云南省志(第8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330页

  18《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612页

  19《甘肃省志(第2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394页

  20《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46页

  21《酒泉市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44页

  22《玉门市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33页

  23《庆阳地区志(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258页

  24《张掖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28页

  25《海西州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4页

  2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422页

  27《中国人口.陕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342页

  28《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298页

  29《丹东市志(第八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175页

  30《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31页

  31《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236页

  32《安徽‘大包干’始末》,昆仑出版社,1989年,36页

  33《福州市志(第一册)》,方志出版社,1998年,658页

  34《武夷山市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641页

  35楚汉:《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记实》,四川人民出版社,66页

  3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421页

  37《湘潭市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205页

  38《澄迈县大事记》,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78页

  39《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55页

  40《崇庆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33页

  41《昭觉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60页

  42《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507页

  43《达县市北外乡志》,1988年,114页

  44《云南省检察志》,法律出版社,1991年,74页

  45《保山市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16页

  46《风仪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297页

  47《威信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397页

  48《赤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38页

  49《定西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36页

  50《成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64页

  51《庆阳地区志(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153页

  52《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576页

  53《泾川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40页

  54《静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36页

  55《永登解放50年》,永登县党史办、地方史志办,1999年,72页

  56《中国共产党青海地方组织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20页

  57《宁夏审判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221页

  58《当代中国的劳动保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6页

  59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82页

  60《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46页

  61尹兰河、蓝兆浪:《惠州市劳动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118页

  62《高台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613页

  63《蒙自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22页

  64《崇庆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32页

  65《新都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42页

  66《蓟县志》,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869-870页

  67《天津通志(大事记)》,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372页

  68《应山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39页

  69《梅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13页

  70《化州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57页

  71《桂林市志》,中华书局,1997年,86页

  72《甘肃省志(第一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398页

  73《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45页

  74《马鞍山市志》,黄山书社,1992年,892页

  75《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32页

  76《淅川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40页

  77《沈丘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41页

  78《鹿邑县志》,中州古籍,1992年,37页

  79《准滨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8页

  80《商丘地区志》,三联书店,1997年,93页、96页

  81《衡阳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0页

  82《梅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12页

  83《张掖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28页

  84《耿马傣族佤族稍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548页

  85《黎川县志》,黄山书社,1993年,385页

  86《天水市审判志》,1995年,54页

  87《丹东市志(司法军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122-127页

  88《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030-1045页

  89《迭部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534页

  90《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26页
14#
发表于 2012-2-16 19:51 | 只看该作者
领导永远正确,千百年后的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15#
发表于 2012-2-18 12:14 | 只看该作者
呵呵,当年范文正公编有宣传词: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不敢犯;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实际上,二位大人是坐困愁城,高悬免战牌,任凭元昊四处烧杀虏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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