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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龙长篇历史随笔《国运拐点 ——中西精英大对决》
对于历史，各种说法似乎都有理由。汤因比曾叹息说，无论后人如何精微和富有想象力，也无法确切还原某一些历史真相。钱穆在其《国史新论》说：“一国家当动荡演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会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在我看来，历史本身就是一个迷宫，那些呈现在典籍之上的，可能仅仅是沧海一粟，而真正的真相却被这些沧海一粟隐没了，成为消失的大多数。
这些年来，国内历史研究或者说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穿越小说大都乐意回到古代去做奴隶或者既得利益者，在血腥政治、胜王败寇或者短暂的浮华当中爱恨情仇，勾心斗角，算计杀戮。而有些历史解读，则成为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向左的一味排斥右，向右的一味排斥左。温良、渐进、符合实际，并且具有科学实证精神的历史研究与映射正在变得稀缺，充斥于书市及阅读的，鲜见具有大历史视角与人文关怀，且能够赋予历史新的解读方法与视角的可谓凤毛麟角。
我在读历史时候，也恍然发现：那些导致王朝崩溃，帝国急转直下的大事件往往不是其真正的因由，而是大事件之下的那些蛛丝马迹。比如盛唐由胜而衰，几乎一瞬间，其中起作用并非安禄山，却是自开元末年之后慢慢的积攒与触发。自姚崇宋璟张九龄后，李隆基臣下已经没有了具备治国之才且道德操守上堪称完美的能人，取而代之的是以博取恩宠为自我集团利益服务的臣子，以至于本打算在李隆基死后举世的安禄山进退失据，提前起兵于幽燕，不过半个月，便兵至洛阳。
也就是说，王朝的兴衰原因很多，但在皇权之下，臣子个人能力与作为是其中关键因素。在以人治为基础的王朝时代，这似乎是一个铁定的规律。因此，《史记》以人物列传为历史书写方式，端的是参透了帝国王朝之本质。在当下，得历史研究之真髓的，似乎并不多。能够以仅只眼光客观面对历史，并从中找出某种新鲜轨迹的，也属于少数。近年来，青年作家王龙专注于历史研究，并且以捉对比照的方式，将影响中西两大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按照其生活年代，以及在政治上的作为，对当时王朝帝国的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与解读。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新颖的。因为，很多事件和人物孤立起来看，始终是一个限定。一个人，或者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某一阶段，当事人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
因此，王龙在梳理过程中，给人的启发是巨大的。他的笔触和眼光伸向近代。如乾隆与华盛顿。这两个生活在同一时间段的当世“王者”。一个在血统上扑朔迷离，且在政治上承继父荫，接续了盛世统治。一个是有着普世理想，并将美国引入民主历程，并以身作则，全身而退的伟人。他们两者之间在人类历史当中扮演的角色耐人寻味。至今有很多人遗憾，倘若乾隆皇帝于彼时放眼世界，以先瞻之眼光与开阔胸襟，审时度势，渐进性对天朝政治走向做一些调整，跳出流毒千年的君臣思维，对王朝政治做一些方向上的改变与纠正，可能会使得历史发生重大改变。而华盛顿在世界另一端的旷世作为，虽然有古希腊与民主先行国英国某些思想的影响，但其个人对于家国与“人”的态度，决定了他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座充满光泽的丰碑。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的地方爆发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声音，在人们习以为常当中酝酿另一种景观。这是王龙在细心阅读与梳理历史当中发现的。这种发现，较之那些浅尝辄止的议论与换汤不换药的胜王败寇历史法则的演绎、解说，无疑是一种理性、客观和科学的高明。华盛顿留下一个烂摊子，但创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好制度；乾隆守着一个巍然东方的王朝，却未能阻止一如往常地烂下去。这种历史——人物在其中的作用，往往给人以无限的猜测，也制造了无数的遗憾。可是，这也不是乾隆一个人的过错，人性当中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惯性。他们习惯于如此，便以为如此最好了。改变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以牺牲自身利益为第一条件的。社会制约是一方面，人性中自私更是一方面。
关于李自成，这个草寇英雄；一个局限性比乾隆皇帝更大的农民。他所有的战争无非是取而代之，重新将王朝定义为李氏家族的家天下。最终，松散的暴民成为了一粒烧红天空的火焰，却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眨眼即灭。留在历史上大顺王朝，还有李自成及其主要谋士将军们，无一不是在血腥中暴起，又在血腥中扑倒。有意思的是，王龙将李自成与克伦威尔进行了比对。如果是李自成之流是为生存而战，克伦威尔则是为发展而革命的野心家。在历史上，一些大人物的作为往往出人意料，他们或许只是理想主义者或者崇尚暴力的革命者。但无论是怎样的人物，没有制度的约束，没有爱人及人性的恒定价值取向并付诸行动，他们当世的位置再显赫，影响再大，也必将是历史当中的沉溺者。
王龙《国运拐点》这本书给人的阅读收益应当是巨大的。除了上面的一些比对。他还对狄德罗和纪晓岚两个世纪文豪的思想取向与价值理念进行了全面的“照应”。文人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时期，那是唐初期和中期，至宋代为鼎盛。后逐渐在的统一思想的机器下成为喉舌。纪晓岚作为当时清王朝的文宗与领袖，自保能力是娴熟的，而且在思想上也是驯化的。这种驯化不仅仅是雍正与乾隆皇帝，且还有来自浸淫多年的儒教传统。狄德罗的思想和著述是顺应了他那个时代的基本民心。论及暴力，西方历史上的血腥和白骨并不比东方少一点，甚至垒得更高，淌得更远。只是，在危机中思索求变，在安逸中登高望远，应当是西方思想者——特别是圣经覆盖的国度及其子民一贯的传统。而纪晓岚乃至他所在王朝，自关外入主以来，不遗余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向儒教传统靠拢，并自觉地成为这一教统旗帜下的兵卒，到乾隆年代，马上英雄基本落地了，弯弓射大雕和“以力为雄”的祖宗之法流于形式。在此境遇下，要求纪晓岚与狄德罗站在同一思想价值谱系上，绝对是一种难为。
历史的凹槽中，盛满了刀锋、马蹄、财富和鲜血，历史的田地上，也始终盛开着花朵、青草，还有溪水与江河，峰峦与灿烂霞光。就文人而言，丧失信仰比丧失功名利禄要残酷得多，可是，东方民族向来是信鬼神的，且注重当世名利。理想主义在乱世蓬勃，却在安定生存中消失殆尽。这一现象，在当下尤其显著。文人早就没有了真诚，只有利益与被利益。文人也早没了思想，只是为功利而功利的贩卖。王龙的这本历史随笔，很多东西都是独特的，其中一些观点，显然是他一个人的发现。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能给人以许多的启发。在叙述上，语言铿锵有致，气韵沛然。条理清晰且富有诗性和激情。有阅读的快感。同时也可以循着他的笔迹，在历史交错跌宕的峰谷里曲径通幽，峰回路转。体验历史的一种深邃感，还有文学写作的自在和自由感。好的书籍就应当如此，它不是单独的，而是多面的发光体。好的历史解读带有强烈的个人气质，也还必须要站立在一个科学、客观与精微的平台上。王龙做到了，《国运拐点》也做到了。
《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 历史随笔集
王龙著
华文出版社
2012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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