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一个富有情趣的中国文人
作者：毛天哲
--------------------------------------------
在中国古代文人当中，唯有两个人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一个是苏轼，一个是我的敬乡前辈人物李渔。我常常想，能文人能做到“坡仙”那样的境地，上下千年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所以对于东坡，自己唯有敬慕而已。而对于李渔，除了景慕外，还试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李渔这样的文人，无他，可效仿耳。
要定位李渔是个什么样的文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该如何较为准确地加以形容呢？清代初期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中国戏剧理论的集大成者？落魄才子？色鬼？酒徒？戏迷？发明家？剧团老板兼艺术总监？还是诗人？园艺师？厨子？颇具经济头脑的墨客？打秋丰的老手？……简单用一句话概括是很难的。
柯平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以调侃和诙谐的笔调表达了他对李渔的看法，他说李渔是一位“写了大量主旋律的剧本，又写了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人”，是一位“口头宣传传统养生之道，到了床上却一点也不肯落后的人”，是一位“深谙性贿赂在政治生活中的妙用，同时运作得天衣无缝的人”……等等，在解构的笔触中活画出了一个真实的李渔。
在我看来，我的这位敬乡前辈即是个俗人，又是个雅人。他的俗使得他在生前死后都招致了那些热衷仕途红尘、清高自命、信奉君子耻言利古训的知识精英阶层的攻讦与不屑一顾，甚至包括“名教罪人”这样的辱骂；他的雅却是当时同时代文人以及后世几百年里无人能企及的，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艺术情趣和生活能力的文人之一。
李渔的一生很有传奇色彩，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人中是罕见的，也正因此而成就了一个别具特色的文人。他热爱生活，懂得生活情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之又少的按着自己的愿望生活、渡过完美且有意义人生的才子。他活脱脱的，又实实在在的就好似生活在我们身边。假如我早生三百年，我一定拜他为师，让他带携我、教诲我如何做人，如何做文，如何做事，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
李渔(1611年—1680年)，字笠鸿、谪凡，号笠瓮。祖籍福建，后迁至浙江兰溪，出生在江苏如皋。父亲当时在江苏如皋开药铺，母亲当佣工，李渔在十九岁以前一直生活在那里。后由于父死妻病，衣食维艰，才不得已迁回久违的家乡兰溪。
关于李渔的出生，据说还有则有趣的传闻，李渔母亲生他时难产，就在床上乱叫，她叫一声，床板就塌一分，等到叫了几声，床板已经摇摇欲坠了。别人见状，只好去请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扳着手指一算，说此地阴气太盛，阳气不旺。于是大家把李渔母亲搬到向阳的山岗之上，这样才把他生下来。因为这个缘故，他家里以为他是有些天才的，就管他叫谪凡。
李渔少时即以神童之名闻达乡里，跟随父亲时习医药，也读书经，返回故里后，二十五岁在金华应童子试以五经见拔，29岁考取府庠。但是，科举仕途之路，李渔终于并未走通：崇祯十二年(1639)他赴杭州应乡试，名落孙山；崇祯十五年(1642)再赴乡试，因兵乱中途折返。后寓居金华。入金华府同知许宸章署中为幕客。
入清以后，家道中落，从此竟然绝意仕进，在兰溪县城东郊的伊山买地筑园，开始醉心于一种诗酒散漫，著述自娱的准隐士生活, 并入伙村中的昆腔班，参与编、导戏剧，直至四十多岁时离开故乡迁往杭州。
数年前，我曾去寻访过李渔故里，伊山头村今属兰溪孟湖乡夏李大队，是夏李大队的一个小村，伊山头村并不大，更显清静。现存的李渔故居，其实只是当年故居的位置，如今这里保留一座残破的门洞和一排相对来说还算旧点的房子，但也是李渔故居废弃之后的建筑。如今村中大部分都已翻盖了新房。
伊山头南，是李渔当年建造的“伊山别业”遗址，后称“伊园”，这是李渔修建的第一个私家园林。在伊园遗址，我只看见一片低矮的树丛和一个小水塘，几只鸭子在水中游荡，给人一种田园的气息。李渔曾在《伊园杂咏》中描述：“山窗四面总玲珑，绿野青畴一望中”，“飞瀑山厨只隔墙，竹鞘一片引流长”。
遗址左侧有一口古井，据说可以清喉润嗓。在村外路边有一旧石碑，上书“且停亭”，原来这里就是“且停亭”遗址。在遗址的北面，现在又按原样修建了一个“且停亭”，粉墙黛瓦，简朴典雅，从亭中门洞望去，夏李村在一片绿地之后若隐若现。
关于“且停亭”的命名有过这么一则有趣的故事，说是李渔在家乡牵头造这座过路凉亭，其中财主李富贵出的银两最多。凉亭落成那天，李富贵提出要给亭子起一个名字，便对李渔说：“谁先想好了名字，就先用谁的。”李渔说：“且停停。”李富贵说：“还停停什么，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富贵亭！”李渔说：“我不是最先说了吗，叫‘且停亭’。”接着吟出一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李富贵一听，灰溜溜走了。李渔的这副对联至今依然挂在新建的“且停亭”里。
我诵读着这副对联，心中在揣摩当时李渔写下此对联的心境，我觉得这副对联可以作为他一生的注脚。他就是这么一个为名为利在人生道路奔波且不肯碌碌无为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能将大俗之事变成大雅的人，他就是这样，永远保持着一种浪漫而又务实的生活激情。他所追求的人生意趣，与我们现在的那些小资们整天挂在嘴边的“品位”与“格调”之类，其实如出一辙。让生活艺术起来，让生命美学起来，这是李渔的生存哲学，也是他念念不忘的生活目标。
据书籍记载，这附近还有李渔写过的《募田疏》的大士宫及青莲古井，他与道士对饮、垂钓过的道士殿、道士桥及扬店木桥等遗迹。村中有一石坪坝是李渔当年倡议修建的引水渠，后称“李渔坝”，但这些我都没有找到。
在李渔四十多岁时，因躲避一件乡村纠纷的牵涉，他出走杭州，开始了作赋卖文的生涯。有人说他从家出走时扮作渔人驾船从兰溪而走，故改名渔，号笠翁以作纪念。
李渔是属于大器晚成的一类文人，在他四十岁前并无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成就。离开兰溪迁往杭州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李渔早年的家境，拿到现在来说也不过是“小康”。后经战乱，着实是败落了，说赤贫无依都不为过。中年之后的李渔，是个富家翁，在南京和杭州置别墅，养了一个美女无数的家庭戏班。而这一切的财富，与风月无边的味道，皆来源于他成功地经营了自己那枝笔——不但写，还自己开书店经营，可以说他大概是中国古代极少的具有经济头脑的文人。
李渔所处的那个时代，文人们大多还停留在《桃花扇》中公子侯方域那个懦弱而迂腐的层面上——依靠祖荫和才名，过点名士生活；一经战乱流离，除了发点“爱国”的感慨外，行止尚不如妓女李香君之流勇敢果决。那时的“名士”，于朝代交替的战乱中，常以落魄潦倒终老一生，且以此来昭示自己的忠义。
生命的拐点对于每个人的人生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在穷途末路之后，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他放弃原来的路，而在于放弃以后到底重新选择什么样的路。在杭州，李渔选择了卖文为生。
李渔出身于商贾家庭而非簪缨世家的背景，加上自幼饱读诗书，使得他既能俗，又能雅；既能“儒”，亦能“商”。他是个殚见洽闻、满腹珠玑的知识分子，但社会身分、地位低微,不能遂青云之志,被排斥出正统路线,生涯也无所归属。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就相当复杂的人，偏偏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乱离之后、鼎革之初”的复杂时代，生活逼迫着他走出了一条被深深打上他自身印记的“李渔式”的道路。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人中是罕见的，也正因此而成就了一个别具特色的文人。
李渔他以文字为生，他写的文字400年之后依旧畅销。他写《十二楼》这样的传奇小说——搁到现在就是“畅销小说”。他写《闲情偶寄》这样的琐碎文字——搁到现在就是时尚杂志的主题。
同样写琐碎艳情的故事，李渔文字的机巧是后世几百年里无人能望项背的，如“但凡戏耍亵狎之事，都要带些正经，放才可久。尽有戏耍亵狎之中，做出正经事业来者。就如男子与妇人交媾，原不叫做正经，为什么千古相传，做了一件不朽之事？只因在戏耍亵狎里面，生得出儿子来，绵百世只宗祧，存两人之血脉，岂不是戏耍而有益于正，亵狎而无叛乎经者呼！”
正如他自己说所的“原非发愤而著书（曲部誓词）”，所以万事决不带尖锐和刻毒，绝没有攻击性，但游玩之心，戏谑之情极为旺盛。这种独一无二的，独特的巧妙言辞，我私下里把它叫做“笠翁调”。也可以说 “笠翁调”的有趣正在于这种无可替代的异趣。
李渔是一个热爱生活，并且生活的很艺术的人。他的厉害之处，是能够把生活的经验又很艺术的写成书，这也是他高出许多风流才子的地方。李渔最可贵的一点是追求切于日用平常事物的本真之美。他的审美由事物的具体而微处谈起，最见切实。比如论及“笋”这一种东西，在李渔笔下就有洋洋千言(注：古人的“千言”，翻译到如今，就是几千言)，且说的都是“实用信息”，不似现在人写的文章那般云山雾罩。
李渔是个懂得经营之道的文人，他写《肉蒲团》等色情小说在前，写《十二楼》、《连城璧》在后，写剧本《笠瓮十种曲》在前，写《闲情偶寄》在后。前者大多是可快速畅销致富的文字，而后者则更多地贯彻了作者本人的生活审美观念。
虽然后者在文学戏剧史上远比前者分量重，但倘使没有前者赚的钱来垫底，恐怕也无法实现后面文字——无钱便过不了风月无边的生活，过不了风月无边的生活，便没有《偶寄》中诸如“富人行乐之法”，没有“《声容部》中关于女子的呼之欲出的细节描绘。虽然晚年的李渔又再潦倒，不得不拿起写畅销小说的笔，甚至以家庭戏班的美女做些交际的勾当，这多少有损李渔的“经营之名”，但却无损其“行乐第一”的生活形象，更无法抹杀《十二楼》、《闲情偶寄》在历史上的地位。
（未完待续）
毛天哲
2004.10.20初稿
2004.10.21修正
续上
在古代，文人卖赋获利并不始于李渔，开其先河的当属西汉司马相如，他的一篇《长门赋》，据称酬金高达“百斤”之多，真可谓价值不菲，居历代稿酬之最。此后，文人卖文代不乏人，包括一些德高位隆的文坛巨擘，如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等，都有为人作文获得丰厚润笔的记录。
但是那时的文人创作不具有明确的商业性质，这是因为：一、卖文获利的文人究属少数，主要是当时的名宦、名士等，而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并不在卖文所得；二、用来进行交易的文章，仅限于一些实用文体，如碑文墓志传序之类，纯文学的诗文则几乎不在其列；三、所卖之文基本上是为特定的对象、根据特定的内容要求专门“定做”的，而酬金的交付也多采取馈赠方式，带有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就此而言，中国古代的文人创作，尤其是雅文学创作，缺乏明显的商业意识和商业化倾向。
李渔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创作的精神，纵观李渔的一生，他的文学活动都同商业经营活动密不可分。他很有经济头脑，称其为我国文人“下海”的先驱人物并不为过。他不光自己写书，还涉足经营出版发行和搭建家庭戏班。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呕心沥血地著书、印书、卖书，精益求精地编戏、导戏、演戏，以求赚取利润维持全家生计。
来到杭州后，李渔曾营建“武林小筑”安居乐业，因杭州当时又称武林，故称。当时他的生活主要依赖以下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卖文刻书，在出版界小试身手，二是游走于达官贵人之间，而来自后者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大大超过了前者。
七年客寓杭州的生活是李渔写作天赋和经营天赋的初露锋芒，那些年间他时常往返于杭州与金陵之间，挟策卖赋，寻诗访友，结交官员，包揽讼事，日子过得倒也够滋润的。当地一位著名的闺阁诗人黄嫒介曾在不同场合看见他身上穿着魏晋名士那样夸张的服饰，性情和蔼，言词谦恭，在政界和文人社交圈中如鱼得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和知名度。而根据《李渔年谱》的编撰者单锦珩先生的考证，为他一生赢来广泛声誉的剧本创作，其发轫期也是在移家杭州的次年才洋洋洒洒开始的。
李渔的这种生活姿态从理论和师承上来看，显然受益于晚明那帮山人墨客为发掘自身价值所作的那番有争议的探索。与现今国内一些著名的作家学者热衷于与企业家交朋友，谋取相当数目的赞助与馈赠没啥二致。在这个方面，李渔已经比他们先前走了三百多年。
当然这也是明末清初时颇为流行的一种社会风气，像当时名满天下的李贽、陈继儒、王百谷，以及稍后的袁随园、王梦楼者流，无不都是这方面技艺娴熟的高手。与这些文人不同的是，李渔卖文求利，不但有其相当规模的商业经营手段，而且也是他赖以谋生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当他的商业利益被侵害时，他才会表现出“誓当决一死战”的愤慨和决绝。
据史料记载，由于李渔的文学家声誉不断增加，对他的作品非法盗印的现象日益严重。在杭州及其附近城市的好几个书店里发现了李渔的小说集和戏剧集的盗版，这实际上使他无形中白白流失了一大笔金钱。即使没有盗版问题，李渔和许多书店老板也存在着经济纠纷。在李渔看来，后者从他的书籍销售的利润中所提取的那一份实在是太多了。他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劳动果实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帮助他实现这一愿望的惟一途径就是由他自己来开办一家书店，实现自写自印自销。
康熙元年（1662年），李渔决定在南京开办一家书店，并移家于金陵。在南京他先居住在鹦鹉洲附近的清风闸一带，后因居址距城太远，出行不便，后在周处读书台后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丘上购得一地，只有三亩，这个地方后来被他精心构筑，巧为措置，搞的别有洞天。修葺一新后作为新居，因“状其微”故取名“芥子园”。且一住就是二十年，这是他一生中最盛的黄金时代。
李渔一行抵达南京之日，也就是他的书店正式开张营业之时。书店如期开张了，但是李渔的喜悦心情并没有维持很久，很快就被来自苏州的一则消息破坏了：据朋友相告，苏州某家书店里出现了他作品的盗版。李渔一听之后，怒从心起，只得把书店的业务临时转交给助手、女婿沈因伯，匆匆赶往苏州去了。
与政界人物有着多年交往的李渔，是深知官场的种种流弊与黑幕的，在抵达苏州以后，李渔先不事声张，悄悄地亲自走访了那家书店，证实了那里确实在出售他的作品盗版本，然而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悄悄地退出来。李渔知道凭他个人力量，是很难在人地生疏的苏州扳倒对手的。
回到旅店后，他立即给浙江的有关官员写了几封信，请他们代他出头给苏松道的孙道台说明情况。这些信件的往还用去了一个多月时间。在这一个月里，他不时地前往苏松道的衙门打听消息，看看杭州方面的信来了没有。
孰料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家人来报杭州有人翻刻此书，不日即将面市。李渔因故滞留苏州不得脱身，遂指派女婿沈因伯急急赶去杭州禀报官府，对盗刻者予以毁板惩治。
李渔为处理盗版之事在苏州逗留了约有三个多月时间，在收到李渔杭州方面朋友的信以后，苏松道孙道台拨冗接见了李渔，并且指派专人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查明事实以后，孙道台命令暂时全部封存盗版的书籍。当然，对方也不甘心任凭李渔宰割，他们也动用了政界的关系，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关于经济上的索赔问题，李渔和对方又经过好几轮谈判才解决。
显然，对于李渔来说，他所进行的这场维护版权、发明权的斗争还仅仅是开始。在他后来的生涯中，各种他著作的盗印现象仍在不断发生，甚至还出现过别人冒用他的名字写作的小说和剧本。只要李渔这个名字意味着畅销，那么这种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杜绝。
因此，我们也常常可以听到李渔为了防止自己的作品被别人盗印而发出各种威胁性的叫喊，他就像一个小心翼翼地监视着自己屋后园地里成熟的果树的庄稼汉一样，不时对路边行人任何觊觎性的目光发出毫不客气的虚声恫吓，这些威胁登上了书店的广告，印在书店的各种出版物的扉页上，也被他正式写进了自己的著作里——在清康熙七年（1668）出版的理论著作《闲情偶寄》中，李渔又一次提到要别人尊重他的发明权，这一次主要指的是由翼圣堂书店发明并印制的、著名的“芥子园笺谱”。
涉及此事，李渔表现出观念先进，作风强悍，大有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气概。因其独特创制的芥子园信笺，精美别致，人见人爱，是书坊赖以创利的名牌产品之一。李渔既洋洋自得于独出心裁之创意，复惧怕他人群起效颦分享一勺，遂告诫天下，“不许他人翻梓”。“照式刊印”不行，“增减一二”不行，“稍变其形”也不行。否则，官司奉陪，“誓当决一死战”。
李渔写道：“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
由此看来，李渔这书铺生意做得也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时刻准备着对付盗版的“豺狼”。此境此情中的李渔，与其说是位温文尔雅、自矜清高的文士，不如说更象一个不讲情面、锱铢必较的商贾。尤为难能的是，李渔并不讳言自己的商贾行径，反而常常将卖文生涯的忧喜之情形诸诗文：
砚田食力常倍民，何事终朝只患贫。
水足砚田堪食力，门开书肆绝穿窬。
或是向亲朋故友诉说打算：“笔耕为业，拟购佳砚代南亩”，并抱怨卖文所得太过微薄：“即有可卖之文，然今日买文之家，有能奉金百斤以买《长门》一赋，如陈皇后之于司马相如者乎？？然则卖文之钱，亦可指屈而数计矣。”希望象司马相如那样获得一文千金的厚利，胃口的确不小，连他的好友毛稚黄都不无微辞地说：“卖赋多金者，相如以后如笠翁者原少。”
这说明，李渔与传统文人相比，他身上的商人味实在太重。这种商人作风与谋利打算自然也被融入到他的戏曲创作之中。李渔在《曲部誓词》一文明确表示，其戏曲创作的意图是“砚田糊口”，追求的仅仅是商业赢利，而不是“发愤著书”、“微言讽世”等其它目的，与传统文人迥异。
300多年前的人们看待李渔的这些所作所为，无疑是觉得他有些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况味的，何况加上他那颇具创意又广受訾议的带有类似今天夜总会里艳舞表演的家庭戏班子，不容于当世“清流”之中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而3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以审视的目光去探询这段历史，会感觉到李渔亲切的就如同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他所做的这一切所为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正如徐保卫在他的著作《李渔传》中不经意地为之一锤定音：“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的。”
是的，假如李渔生活在现在，他一定和我们一样，也混迹在网络论坛里为他自己的作品大声的吆喝，变换马甲的顶贴，和“麦田君”一样为了保卫他人或者自身著作的版权殊死搏斗，不过遇到像“新xxx”这样厚脸皮以为抄袭不算盗窃的网友，他也只能“半声叹息”，面对网络下那些不付钱就疯狂盗印他三百年前的著作而敛钱的书商，他也只能跺跺脚的“不知所措”。
可惜他已经死了三百多年了，我想如果他在地下有知，一定会自行打开棺材盖板，伸出他那干枯的手，愤怒的喊道：“盗印我的作品，版权费你可有付足！？”
（未完待续）
毛天哲
2004.10.21续
（转自《天涯杂谈》）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04-9-24 09:24
收藏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