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李华新 于 2016-1-7 10:05 编辑
摧枯拉朽般倒地的历史尘埃和无法自觉的城市 ——阅读《城市的自觉》 李华新 在中国，传统遭遇的是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双重冲击。在现代化是否等同于西化的世纪争论中，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城市似乎已经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所谓“拆旧建新”“千城一面”，城市空间里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背后却是文化自觉的苍白。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现在的国度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对于西方的建筑所持有的蕴意并不去细细品味，而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把一个好好的城市建筑群落弄得不伦不类，而这不断的任意肆意的拆迁建造中，城市就像一团橡皮泥任意加入执政者的意图，却全然不顾城市市民的感受，还美其名曰与世界接轨，结局是惨烈的。城市能否自觉吗？城市能否走出建筑与发展的怪圈，似乎并非仅是如同书的作者所言，需要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就能扭转，或是需要提高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似乎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2月6日，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抵达南京，寄寓于三山街承恩寺。他在《中国札记》中，记载了他见到的南京：“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其他所有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的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这些的类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
也许在416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评价会感到尴尬，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城市似乎是已经不再拥有这样的情景了。 时过境迁，利玛窦所见的南北两京，在20世纪的历史变迁中渐渐失去了往昔的面貌。而在利玛窦的祖国，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古城因完好保存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又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左翼政党主导的地方议会几十年来坚定而巧妙地与房地产商进行了斗争，使这座拥有三道城墙和主教堂、市政厅、钟塔的欧洲名城得以整体保护。 在意大利，城市化也曾带来过深刻的社会、文化冲突。在西方，在城市化这一被大卫·哈维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所创造的人造环境”的进程中，“城市和街区的布局和建筑风格，反映了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斗争和冲突”。因此，城市保护议题正是传统遭遇现代的产物。 但是在中国拆旧建新，这似乎是一朝一代普遍的规律，泱泱中华大地，每一新朝代的更替，最主要的建筑标记，都是一个新建建筑为开始。而到了现代因为向西方学习的兴趣趋势，更使得城市在拆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历经历史岁月沧桑建筑物的保护。
这样的思维模式里的日新月异，曾经是一个民族中因为一个伟人的超长的思维，而使得这样的一个概念让不少的传统被毁了，而不破不立，似乎也是一个时期以来的思想法宝。并且成为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在左右着人们对于城市建筑的思考。
可惜的是，我们作为一个芥蒂一样卑微的草民，无法阻止城市的拆迁的浪潮，似乎是只能是被动的记录着这一切。像我的这个年纪，还知道一些那些街巷、道路以及许多的市井景象，因为我是胡同长大的，自然就会对我们生长的城市怀有深深的眷恋，可是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确是无法在能够复原的旧景中了解这一切。并且还能够在那样的氛围里生活。
1936年，时年29岁的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朱偰在《金峻古迹图考》中疾呼：“自今而后，实已入于一新的阶段，新式之建筑，近代之工业，已随所谓‘西化’而俱来；重以街道改筑，地名改名，房屋改建，今日之南京，实已失其本来之面目，而全然趋于欧化矣。试登清凉山，北望新住宅区，或登北极阁，南望城中，则见洋楼栉比，红屋相映，有不骇然而惊于变化之速者乎！新都之气象，固日新月异，然而古迹之沦亡，文物之消灭者，乃不知凡几矣！”
这些话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但我们不应忽略一段鲜为人知的历程。早在1906年清政府就颁布了《保存古物推广办法》，1908年民政部发布文告“咨行各省调查古迹”，1910年学部再次通知各省“饬将所有古迹切实调查，并妥拟保存之法”。辛亥革命后的1916年，北洋政府民政部颁发《为切实保存前代文物古迹致各省民政长训令》和《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并发出《通咨各省调查古迹列表报部》文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1929年发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1930年制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物保护法律《古物保存法》。
在对现代的渴求和对西方的向往如此浓烈的近代中国，靠纸上的办法、训令、条例完全阻止古迹的拆除，未免过于理想。但在那个时代，直面城市变局的先行者们，确实已经开始思考：要保护古迹，新城又当如何建设？而同样是这个问题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依然还要面对，所不同的仅仅是我们的建设者的力度远远大于当年。
在古都北京的最后时刻，在古都南京的最后时刻，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最后时刻，姚远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这场惊心动魄、事关中国文化命运的拉锯战中，这位政治学博士以直面公共事务的勇气，高度运用理性，成为大拆除时代的对抗者、思想者和建设者。他留下的这一篇篇饱蘸赤子情怀的文字，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局限与一位读书人的担当。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城市景观的剧变来自现代化的冲击。现代的政府、大学、银行等工业文明的产物涌入中国都市，成为改变城市传统面貌的主要力量。为了解决首都的交通问题，北洋政府于1914年起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拆除部分城墙和瓮城用于修建环城铁路，打通封闭的皇城，拆除位于天安门两侧的千步廊。 中国城市正处于大拆除的时代，成片的历史街区在“旧城改造”的大旗下被不断夷为平地。这场“休克疗法式”的“改造”，对中华文脉的影响之深、之巨、之不可逆，堪称中国城市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城市的自觉》以情理交融的文字，辅之以古城珍贵的最后影像，如实记录了在北京梁思成故居和宣南、东四八条、钟鼓楼等历史街区，南京颜料坊、南捕厅、门东、门西等历史街区的最后时刻，作者为阻挡推土机而屡败屡战的历程。同时，本书又理性剖析了与存续城市记忆密切相关的文化自觉、物权保护、民生改善、公众参与等议题，探索古城保护与复兴的建设性路径。
我们的文化自觉《城市的自觉》：在古都北京的最后时刻，在古都南京的最后时刻，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最后时刻，姚远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这场惊心动魄、事关中国文化命运的拉锯战中，这位政治学博士以直面公共事务的勇气，高度运用理性，成为大拆除时代的对抗者、思想者和建设者。
“城市是人类在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改造自然的基础上创造的聚居地。那些经过历朝历代积淀而且幸存下来的文化遗存，不仅是城市所在地区、民族乃至国家优秀历史文化的结晶，也是城市当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保留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一座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中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被无情地摧毁，由于忽视了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了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我非常反对“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这两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旧城改造”的问题在于把有着千百年深厚文化积淀的历史城区仅仅定位于改造的对象，而没有强调它需要保护、需要有机更新的一面。“危旧房改造”的问题在于“危”和“旧”不分，如果危房需要进行改造的话，那么仅仅因为一座房屋、一栋建筑年代悠久就一定要拆除，一定要改造吗？很多质量尚好的传统建筑，本来可以继续使用很多年，甚至几代，而成为城市珍贵的记忆，今天却被无情地拆毁。” 伟大的古代中国城市，并非只是体现于宫殿、坛庙、御苑的宏伟气象，而是以其固有的尺度、肌理和韵律，在宏观的秩序和微观的多样性中形成了自己的城市传统。当我们从那些历史悠远的村居村镇建筑中所得到的历史人文信息，以及大带有明显文明痕迹的建筑中，所得到的东西，一点也不亚于历史的史籍。而从当代城市发展的视角看，人们也日益发现，为人而非为汽车设计的小尺度街巷体系，远远比那些大马路、立交桥更加适宜人居。在小尺度的城市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步行享受到便利餐饮、商业和公共服务，而交通则通过高密度路网和快速公共交通加以解决。老城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不仅体现于建筑文化遗产，也表现于人性化的空间尺度。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规划，似乎一直都在迷茫中向外部学习，而疏于对中国的固有城市传统的梳理和继承。如果规划不考虑物权，也无需对生活其中的人的价值、情感、权利负责之时，求大、求新、求怪的城市设计便不足为奇。那些大尺度的街区从表面上看虽可以满足汽车疾驰而过时的“视觉震撼”，满足直升机航拍的“恢宏气势”，却唯独失去了让人靠双脚所能触及的便利。走在北京街头，人们时常感到，那些“新地标”在给人带来视觉冲击之外，并无法像老前门或什刹海那样，以“人的尺度”给我们带来真实的愉悦和享受。 人们应当看到，不是在空间上“大”的城市，而是在细节、在建筑、在街道上真正尊重了人的价值、情感和权利，真正回归了“人的尺度”的城市，才有希望迈入“伟大”城市之列。不过现在的属于和给予“人的尺度”的东西是太少了。
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当年因为在一片已经纳入计划的老城区的拆迁现场，曾经见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四周一片瓦砾，而唯独只有一所破败的建筑依旧在在苦苦支撑，任凭风雨飘摇。据一位文物所的领导说，就是为了这里的一处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建筑不被拆掉，他们派人值守了好几个月，直到保护方案落地。2013年11月，有媒体曝出“济南两座百年老建筑被挖空成‘孤岛’ 遭遇先拆后建，并向东平移30米”，引起市民的广泛关注与热议。时隔两年之后，记者于2015年11月2日再次回访，发现曾经架在高空的老建筑已经落地，房屋墙基与地面齐平，老建筑四周搭建起脚手架，铺装屋顶瓦和木制门窗，对整个建筑进行修复。据了解，该处老建筑始建于清末民初时期，为民族实业家张采丞故居，由于年久失修，屋面、木屋架、门窗、楼梯等构建已经严重损坏，在该片区进行开发建设时，对老建筑进行了开发保护，如今周边已经建起新商业房，随即开始对老建筑进行修缮。
像这样的例子在全国的古文物建筑保护中还有很多，而这样的坚守，显然不仅只是专家学者的态度能够决定，更主要的还是依赖当地政府的有所作为。实际上，传统社会的“有限国家”既无心也无力去彻底改变一座城市悠远的传统风貌。现在的国力和财力可以足以支付对传统建筑的保护，在这方面花些钱，可以得到日后花多少钱都无法回购的价值！
即使如此，我们也会很痛心的看到，这些独自矗立的建筑，尽管是被保留下来了，但是因为失去了它和周围街区甚至是拱卫的房屋、街巷的衬托，而置身在现代建筑的楼群中，也是比较压抑的，因为你这样的一种“必须”的割裂。而使得这一老建筑群落，与它身边的高楼的现代感觉，很是不伦不类。可是即使这样那也比一下子毁掉让踪迹全无要好的多。
唯此这样的老建筑尚在，尽管还是多少让人们的惋惜，有了一点城市的自觉记忆，这便是一种幸运了。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城市的文化自觉尚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则是已经到了必须重提建筑保护的话题了。因为城市的传统和文明痕迹正在快速消失，如果不加以挽留和保护，我们则是会失去历史的记忆，失去城市的或是乡村的记忆。
怀着对中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来对城市的建筑进行保护性建设和开发，这是一个成熟的城市文化的体现，而不是那种盲目的追求西方的前卫或是毫无章法的现代建筑情感的矗立。温情与敬意属于中国文化的古典范畴，但是它并不拒绝现代元素的介入和融合。温情而得体与周围建筑的和谐相处，实用性和功能性的融合，才是现代城市建筑的一个发展方向。
《城市的自觉》一书，述论的人物、事件似已过去而成为历史，却具有深刻的现实认识价值和意义。所书写的这一篇篇饱蘸赤子情怀的文字，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局限与一位读书人的担当。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制度上终结了对老城的“大拆大建”。，在南京已经有了先例，因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不少城市都已经制定了保护规划的条例，这是好事，也是保护好城市记忆的非要的手段，城市记忆有幸！
单霁翔在其本书的序言中说：2010年“文化遗产日”之际，因在古城保护中的贡献，姚远博士被评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颁发给他的评语这样写道：“一支笔，是他的武器；一份坚持，凝聚着他的毅力。曾经的高考状元，如今用行动保护城市灵魂，用努力传播文保理念，用执着维护城市的古朴。”
《城市的自觉》的出版，对推动公众深入理解城市历史文化，增进城市文化自觉，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认同作者的观点，加入到作者的行列，共同担负起保护传承城市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
（济南 李华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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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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