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次年签订《马关条约》,丧权失地,使中国士阶层受到了大的刺激，他们看到了日本作为一个小国而异军突起，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做为老大帝国的深刻社会危机。中国士阶层开始了以变法图强来拯救中国维新运动。在北京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揭开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
甲午战败，使谭嗣同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挥笔写了“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这一事件使谭嗣同看到了清王朝的腐败，对割地赔款的卖国行径极其愤慨。同时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使他在思想上发生剧变,痛感自己三十年前的精力多敝于考据词章，无补于事，决心抛弃旧学，致力于维新变法。从此发愤提倡新学，在浏阳设立算学馆,创办新学,并撰《兴算学议》、《报贝元征》等文，力主中国必须立即进行变法，提出“各国之长并取之，各国之弊力去之”的口号，并倡议从兴学术做起。在湖南开始了他的维新之路。
一八九六年春，谭嗣同先后到上海、北京等地，在北京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强学会同人，并与他们一起走集应和，大声疾呼维新变法。在此期间他吸纳了西学、佛学的思想，并于一八九七年春，写成了《仁学》一书，这是中国近代最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之一。在该书中他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学说,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痛斥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皆大盗也”，历代专制君主都是“独夫民贼”，指出维护君主专制的三纲五常“惨祸烈毒”。他不仅批判封建君主专制，而且大胆揭露清朝统治的罪恶，提出“废君统，倡民主”，号召人们“冲决罗网”。他的“废君”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声讨封建专制的战斗檄文。
在一年后，光绪皇帝向全国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为了网罗天下英才，军机处两次拍电报催促谭嗣同火速进京，谭嗣同毅然辞别了妻子奔赴京都，来到了为他声讨的“君主专制”中君主的身侧，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在历经一百零三天的变法失败后。他带着“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的心境，在菜市口刑场高呼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酬君而终。
从“废君”到“酬君”，是什么使谭嗣同的心理产生如此大的反差？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改良是谭嗣同发自内心的呐喊。但经历两年多为维新的奔走呼号，他感到了士阶层力量的薄弱。加之这两年间他目睹了清朝统治腐败，灾民流离、哀鸿遍野的景象，更增加了他维新图强的紧迫感。光绪的力邀在他看来这无疑是通向改良强国之路的唯一捷径，所以在他接到军机处电报立即北上京城参与变法。况且进京后他横溢的才思和无畏的胆识得到了光绪皇上赞赏，当即授予他四品章京衔，命他在军机处供职，主持变法，给了他施展政治才华的舞台。加之光绪皇帝能在清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提出维新变法，欲拯中华于水火之中，让他感到由衷的敬意。在他看来光绪不失为一个明君圣主，让他的思想由“废君”向“酬君”倾斜。
其二，谭嗣同的政治理想具有的最鲜明特征便是强烈的激进色彩和复古特征并存，尽管他是在极力倡导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政治理想模式，但是他借以表述其思想的理论则不能摆脱早以盘踞他潜在思维的旧学的窠臼，这也是谭嗣同政治人格具有双重性的深层原因。三十年中国儒学思想让他的内心始终聚积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圣君情结”。这种情结是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沉淀，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说是一种受理性支配的经验主义政治思维模式。谭嗣同也无法出其外。因而在变法失败后，抱着“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的士者豪情慷慨就义。
尽管没有从旧式文人的一个既定政治思维模式走出来。但他冲破网罗的“废君”思想，仍然是一面鲜明的旗帜，激励着后来者为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而前仆后继。
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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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2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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