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想和你说说话

老于头

　　我的白天，不如黑夜。我的白天是直线，我的黑夜是曲线。

　　我想这句话值得写下来。我就写了下来。

　　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并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我只知道我是走在路上，去领每月的最底保障费，170元。我想不出我的黑白不分是什么时候病出来的。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我有病，所以，我只好有病。但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譬如，我照镜子，觉得我是黑脸，但所有的人都说我是白脸。譬如，我觉得我是瘦脸，但所有的人都说我是胖脸。又白又胖的脸，就是有病了。象侏儒症的脸，象甲减的脸，象内分泌的病，都是我这种脸。我就有病了。但我不承认，即使我进去过。

　　我说我没病，是有证据的。我在十几年前写的诗，我还记得。

　　为什么你存在？//为什么你不走？//那毒鸠，//是象我这样的人吗？//牛虻！

　　我那时在医院的食堂做临时工，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师范学校倒是有一个通知书来的。面试说我样子不行，我还不愿意做老师呢。我要做哲学家！我的这首诗就是写的苏格拉底宁死也不走。我那时刚接触到高深的哲学，就服了。就去找苏格拉底的书，都说没有。后来，我就看到了《论语》，我只记住了一句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就这样做了。我要做哲学家！我就问自己：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哲学家？我是洗着碗，写下了这几句。你为什么不走？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哲学家？我摘菜想，洗碗想，师傅带我上灶了，我还想。结果是，该放糖的时候，我放的味精，我被逐出了食堂。

　　我又让我的老子费心了。因为，我在来食堂之前，是在医院的锅炉房做锅炉工，那时，我的理想，还是做一个诗人。

　　啊！//灿烂的火花，//你为什么不熄？//我们真的依赖你, //才能生存？

　　我在诗里，写的是不熄的火花。但有好几回，却让生活中的火花熄掉了。手术室的医生和病人冻得要死。院长也挠头。我老子去苦苦脸，我就去了食堂。这回，我老子又要苦苦脸了，院长对于前任老院长的苦苦脸，也苦脸，我就去了总机。

　　到了总机上，我老子对我下了最后的“危重病人通知书”，再发神经，就不管我了。我很争气，在这个岗位上转了正，一做就是十年。因为，我在总机时的理想是做一个演说家。只说不做了。当然，我还写诗，我还在思考我的那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走？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哲学家？

　　我在总机的最大的安慰，是，有整段的时间看书。喂！您好！您要哪里？好的，请等一等。我可以自己说，可以放录音。我在我讲。我不在录音。我坚持自己讲。我要练成赵忠祥一样的，声音。为了看书，我自觉代班，节假日我都让别人休息，我来上班。因为，节假日的电话很少，看书的时间很多。我在家里，没法看书，他们为我烦。说我有病。想再骗我去某种病种的医院看病。我说我没有病。我妈为我到外地去驱过邪，为我许过愿，为我烧过香。大概是那时候，我迷迷糊糊沉在书里，明显地分不清白天黑夜了。说我迷迷糊糊，是因为我的上班，总是白班连着夜班，也不下班。我不需要时间概念，它模糊了我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我说过，我曾经的理想是做一个诗人。

　　我今天领了170元，我就想，去找个人谈谈诗吧。诗人需要白天。再再颓废的诗人，也会在白天来灵感。我就把现在当白天。我问过路的人，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你有病哦！太阳亮堂堂的，你看不到。哦，是白天。我就想起一首有关太阳的诗。太阳是恶毒的蛇，//让你每天，//都摆脱不了，//像阴影一样的恐惧。据WHP统计，世界上，50%的男人，80%的女人，都怕蛇。但我敢说比这还多的人，怕太阳。穷人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连阴影都是累赘。富人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连阴影也是财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在我的一个同学家里，我只要谈诗，就来找他。他早年就是小儿麻痹症，在轮椅上和我做了十几年同学。他也喜欢诗。他写过这样一首诗：我软瘫着，//但我思想着。//我就与众不同，//我是巨人！我们交流过很多次。他高中毕业后就搞原子印章，发了财。他的阴影也应该是他的财富了。我说得很起劲，从普希金到波德莱尔。他头也不抬：对不起，我刚接了一笔业务，真的没有时间谈诗，还有啊，你不晓得，财富也是累赘。

　　你他妈的混蛋！我拿170元就没有累赘。都在心里了。你以前要做张海迪写书，写诗，写生命的体验，还到母校去做过报告，原来是假装的清高啊。我不过是，想和你说说话！！

　　我想还是黑夜好，靡菲斯特就说黑夜是值得赞美的。这话后来我想起来了，是我的发明。靡菲斯特是谁？

　　我想起黑夜的好处。我有理由说黑夜的好处。原谅我不会用词，只会用“好处”这两个字来赞美黑夜。据说只有贼才会赞美黑夜，而我是在白天做的贼。我是话贼。我只不过偷听了院长和他的情人说了几句话。我是和别人打赌才这样做的。他们都说有，我说没有。我就开始留心打给院长的女声。院长有手机，所以我至少跟踪了一年，才得以输给他们，也输掉了工作。要是在黑夜，我就不会有心思去这样做。我下岗了，在医院拿170元，据说明年要涨到220元。

　　我还有一个理由说黑夜的好处。
　　那时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是晚上谈起来的。波特莱尔说：今晚你将说什么，孤独的灵魂，//我的心，憔悴的心，你将说什么，//对那个很美，很好，很亲近的人？我说什么？我说过什么？我只记得我那时又在迷外国电影的配音，做梦也想做乔榛和童自荣。谁在哪儿？简爱？是你吗？我是佐罗。那时看外国电影，就是为了听他们的配音，演的什么，反倒记不清了。有一回出了错，电话接过去了，没接稳，我就在朗诵裴多菲的诗，是模仿着乔榛的声音：我愿意是激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那一头，儿科的值班护士，崔莹，听到了，热泪盈眶。就是她，成为我老婆后说的。我后来在医院的联欢晚会上，也朗诵过这首诗，据医院的消息灵通人士统计，至少有十个左右的护士想做我的女朋友。我后来被催促着结婚，不仅仅是我老子老娘的良苦用心，也是那次朗诵的后遗症之一。

　　朗诵的后遗症还有，就是我到了晚上就希望不要天亮。我会用朗诵的声音和老婆反反复复地讲这件事。讲得我九岁的儿子都会背诵了。我只是朗诵。我儿子是背诵。昨晚，我刚开头，被老婆大喝一声：下岗了，你还得意，你说，你会做什么？

　　我不过是想和你说说话。你这么凶干什么？我会做什么？我会，我会写小说。我不怕，我保证自己养自己！我要挣稿费了。

　　昨晚我好象说过这样的话。但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不谈诗，那么，我就去和我的另外一个同学，高中同学，谈谈配音的技巧和方法。我想和他谈的主题是：国产电影和电视剧搞后期配音的危害和深远的影响。

　　我领了170元，我就想谈话。可见物质决定意识。如果我现在身上没有170元，我会想去找同学谈配音？哲学真是无处不在啊！我讲哲学无处不在，不是讲哲学家无处不在。我现在不想做哲学家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不行。因为我花了许多功夫，发现了一个秘密：我们的时代不需要哲学家，也出不了哲学家。我们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搞出来的命题，早就有人轻轻松松地说过了。你都是白费心。有人说，从海德格尔在1976年死了之后，这个世界就没有再诞生新的观念。我不置可否。但我知道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真的不要哲学了。都反了。我现在倒是有了一个新鲜的命题：如果我下个月拿到220元，我的谈话欲会不会更强烈？物质决定意识是不是也成正比？

　　我没有找到我的要谈配音的同学，他现在是厂长了，门卫说出差了。我就想和门卫谈谈这个问题。配音？我不懂。你是谁？我是配音演员。这时有一大群人围了过来。就有人说，别听他瞎讲，他就是人民医院的那个神经病。有人说，你朗诵一段诗来听听。有人说，他有病，别惹他。我一激，马上瞪住讲话的人：你才有病了！我只不过想和他说说话。我会写诗，我会朗诵，我会配音，我会写小说，我会中医。你才有病呢！

　　我当场就朗诵了苏格拉第在法庭上的申诉：公民们！我尊敬你们，我爱你们，但是我宁愿听从神，而不是你们；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学实践，要继续教导，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仍旧象惯常那样对他说：“朋友，你是伟大，强盛，以智慧著称的城帮雅典的公民。象你这样只图名利，不关心智慧和真理，不求改善自己的灵魂，难道不觉得羞耻吗？”------，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是一只牛虻，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了，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这回是童自荣的声音。我越发清爽了，站到了高处，我真的是苏格拉底了。我甩动着长发，挥动着双手，抑扬顿挫，舒缓有致，声情并茂，慷慨激昂。掌声是不用说了。最后是街上的交警来给我维持秩序，我才把那一长段全部朗诵完。我本来还想再讲几句题外话，我老子来了。每次都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有人喜欢我，就有人厌恶我。他们就去找我老子。我老子劈脸就是老子的话：不要为天下先。这是我理解的意思啊。他的原话是：你要把我的老脸丢到哪一天？

　　我任凭黑夜，象时光隧道的刺芒，洞悉我的过去，照向我的未来。
　　我这首诗是在我后来进去之后写的。我现在把它提上来，我觉得我是在这个时刻就有了这首诗的雏形在心中形成。我老子的痛心疾首的话，我还能理解出另一种含义：我不是个现实的人，我一直就没有过一个务实的理想，或者通俗地说，我就一直没有想过去具体操作什么，可以用来养家糊口，可以用来炫耀，是职业吧。我一直就没有想做一个工人，或，农民，或，医生，或，老师，或，等等。

　　我最早的理想，是，做一个演员。那是我是小学宣传队的成员之一，经常参加诸如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庆祝演出。华主席的时候，为了记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我们排演的节目中，有一个说理想的表演唱，我被按排的台词是要做一个医生，攻克癌症。因为，周恩来是癌症死的。我说到这句台词就抖抖索索，我从小就怕医院，怕医生，虽然我的老子已经是院长。我就怕。我就想做演员。高仓建，赵丹，格里高里-派克，奥-赫本等等，都是偶像。当然，我现在只把自己当偶像。但那时，我还是有偶像的。到了初中，我的个子不长了，我的脸形也不漂亮，我只好死了心。那个时候谁会想到葛优同志居然有这么一天也能做影帝呢？我就想做歌唱家。李谷一，《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客从何来》，《乡恋》，每影必歌，每歌必李。啊呀，真过瘾啊，课都不想去上。有个关贵敏，唱了一首《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我就迷死了。天天早晨练喉咙，把这首歌唱得滚瓜烂熟，代表中学去比赛，就拿了一个奖。谁知到了高中一换喉咙，成了沙巴子，民族和美声都没戏了，通俗也不行啊。那时行程玲和朱晓琳，谁知道后来崔建也能火一把呢？张艺谋也不早点拍《红高梁》。高三了，我说，就做作家吧，这有根基。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坐在马桶上看杂书，不坐到两个脚发麻是不会想到结束的。根据有经验的人说，未做作家，要先做诗人。年轻的时候要用浪漫打基础，年长之后才会写出富有诗意却又不失庄严的文章。我以为很有道理，就先做诗人了。推算起来，我想做诗人和在做诗人的时间最长。我当然还兼做着哲学家和演说家，我已经不会再想做演员和歌唱家了。我想在最想做的是，小说家。

　　我昨天对老婆讲要写小说的话，肯定是被我老子听去了，所以，他的那句话的第三层含义我也能分析的出来：我还是不肯听他的话，我还是在与意识形态做游戏。我第一次听说“意识形态”这个词，就是从他嘴里咀嚼给我的。就是我想做演员，歌唱家不成，要做诗人未做诗人的当口（小说家也是那时起的念头）。我不懂什么是意识形态，我就知道我老子的观点：我想做的事，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太大，在具体的社会中，不容易站稳脚根。而如果听他的话，去做医生或工人或农民或老师，就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我不懂。我还是要做小说家。即使被“意识形态”强奸，我也不低头。我的哲学家的理想就已经被强奸过了。但是这强奸才让我知道了哲学家的来路和去处。

　　我不低头，但我知道我老子又去低过头了。而且，低头也没有用了。日他奶奶的腿！我搀着老子往家走，就骂了一句。我老子做院长的时候，现在的鸟（Diao)院长不是每天都到我家来帮着生煤炉、煽火？他那时还是个中医士，刚从学校毕业，家又不在这里。我老子对他亲得不得了。有什么好吃的，总要我去叫他来。才十几年啊，他做院长也才几年！日他奶奶的腿！我搀着老子走到半路，我一丢手，说：我去和他说说话！

　　康德为什么终身没有离开歌尼斯堡？孔子为什么要去向老子问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哲学问题的理解有什么重要帮助？

　　我就是想和院长说说这些问题。他是院长，他有水平做院长，他就应该能回答这几个问题。

　　但我的手没有丢成，我的老子一把拎住我的耳朵：你能说什么？你的话有什么用处？

　　我能说什么？我的话有什么用处？
　　1，我最起码可以和他谈谈好色的危害性。西门庆说只要广做善事，就使强奸了桓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灭我泼天的富贵。结果怎么样？我在白天偷听了他和情人的电话，是他的情人在电话里，用非常恶促的话骂他的时候，奋不顾身地讲起了公道，才被他们发现的。2，我可以和他谈谈，每个月550元和170元的显著区别。我以前在岗是的工资是550元。当然都交了。我也不用去领。170元也上交。物质决定意识，我拿170元，我的思维都要枯竭了。3，康德是有病，我没有病。孔子是走投无路，我的前程似锦。相对论告诉我们，在立体三维的时空里，没有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我的过去未来和你的过去未来是可以相互置换的。4，我也可以做院长！！！

　　我能说什么？我的话有什么用处？
　　我的耳朵被别扭着一直到家，我老子根本就是没有机会让我去说什么，用处？我怎么能知道？

　　回到家，看到我老娘，我就凶了：我不过是想和他去说说话！我就不相信他会不讲理！除了张志新，江姐也讲过话的。伏契克要我们警惕，方志明还写了《可爱的中国》，我只是想和他说说话！讲一讲550元和170元的显著区别。鲁迅先生说的，古人的所谓穷愁著书是不可靠的。我要做小说家了，起码也要330元。

　　吃饭了。
　　我单座一旁，吃得喷香。他们，我老子，老妈，老婆，都在数米。今天的米是硬，水放少了。菜也做得太咸，打翻了盐罐头。治大国若烹小鲜。菜没烧好，就说明他们真的六神无主了。我倒是想起了我最近一直在构思的一个小说的内容，就和做饭有关。是处女构思。我从前的思维一直是诗和哲学的思维。我要转变。我都想好了，我的小说，要靠着电影剧本的模式，要很容易改编成电影剧本，我要出名，非得先靠小说，后靠电影，我可以自己改编，我对电影电视的创作，都很有心得。苏童、刘恒，都是这样出名的。我想着笑了。他们就一起大大地叹了一口气。象咏叹调的结尾。

　　我被咏叹调把睡意吊上来了，我想天黑了，睡吧。我就睡。我喜欢右侧卧位，环头抱膝，象个婴儿。我隐隐约约听到老母说了一句：作孽。我灵光一现。突然知道了我为什么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了。我喜欢黑夜，肯定是先天的原因。我的老母有先天的心脏病，什么什么狭窄，什么什么关闭不全，自己照顾不了自己。我老子还干她，我老母还愿意让他干。作孽！言下之意是犯罪。犯出一个我来了。我出来的时候，宫内窘迫。就是多了一点点时间在里面闷了闷，才出来。就那么一点点时间，造就了我终生的黑白不分。但我的聪明也是无与伦比的。我也要感谢他们。他们后来没有了再次犯罪的勇气。因为我诞生在黑暗中。而窘迫也能造就天才，就象孟子的那一大段屁话，什么劳其筋骨，饿其肌肤，都是后天的，我是先天的，这就是差距。康德恐怕不仅仅是有病，他大概也是这个念头，故意整自己，他的那个二律背反就有这么个意思在里头。他不走，他有病，他就成才了。他不走，他没病，他也成才。他走，他有病，他还成才。他走，他没病，他更成才了。他终归成才。

　　黑夜没有蛇，黑夜只有夜莺。夜莺只是歌唱。我们看不到它的生存。我也只在诗中看到过“夜莺”，谁看到现实中的夜莺？谁知道它是如何生活的？生存的问题对我们是问题，对它就不是问题了。你如果不想要思考生存的问题，你就去做夜莺吧。

　　我醒了。我更困了。
　　儿子已经回来了。我想哄他高兴，就唱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主题歌。------转眼儿子就长大，啦啦啦啦啦啦啦，------，转眼儿子就长大。

　　老婆回来了，我就唱《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刚唱两句，被老婆大喝一声：你真的有病喽？

　　我是没有病！我老婆的话里有话。你应该听得出来。但我就是不能听这样的话，我大喊：我不过是想唱唱歌，我应该唱《国际歌》，早晨是《东方红》，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一讲完这句话，我就发现他们都直直地看着我。我也仿佛在其他场合讲过类似的话，和，因为这话而发生过某种变故。我一时想不起来。我就说：我饿了，我要吃饭。

　　我和儿子右手拿筷子，挑上一筷饭，手臂伸得老长，转着圈，头向后仰着，嘴里还配合着发出昂昂的声音，就象是一个大吊车在装货，一圈又一圈，再到嘴里。这个游戏我和儿子从他会吃饭开始，就玩了，一直玩到今天，乐此不疲。我本来想在吃晚饭的时候，和他们谈谈的小说的构思，但是这个游戏太有趣了，我就忘了。我老子恶狠狠地说：明天你到医院去一趟，我和单院长说过了，你去。

　　我吃完饭，想去理发，太长了，顺便就去洗澡。我嘟了半天，我老婆给了我十元钱，我说天太黑了，我可能要买个蜡烛照着回来。我从来不在夜里用电照明。在夜里，蜡烛照路才有立体感和神秘感，不会破坏我的视觉和思维。

　　我是鱼，相濡以沫的那种。黑夜就责无旁贷，是我的池塘。
　　我快乐地走啊，快乐地走！我不相信还有什么会不朽，会不朽。穿过我的黑发的你的手，你的手。为何停留，停留。

　　我不记得理发的全过程。我也不知道我去理发，手里会拿着一本丹纳的《艺术哲学》，更想不到理发店的小姐，居然也知道种族，环境和时代是一个时期文明的决定因素。我当时就迫切地，想和她谈谈关于小说的来龙去脉。因为我现在，想做一个小说家了。我想和你说说话！我隐隐约约记得她笑着讲了一句：下次多带点钱来。难道钱能买到和人说话的权力？

　　我洗了澡，身上发散出硫黄皂的香味，我只用硫黄皂。我洗了澡，我又回到那个理发店，我的书掉在了店里，关门了。我只好回家。一路上，我颠颠倒倒地自言自语，去拿书！去拿书！我来到家门口，没有进家，我来到对面的一家夜宵摊子上坐了下来，小小的黑白电视几正在放《小兵张嘎》。我来了劲，边看边说，都是和自己说。老板的年龄和我差不多，也是三十几岁的小伙子，递了一支烟给我，我是不抽烟的，但是，这是今天的第一个主动想和我说话的人，我拿过来，点上，抽了一口，还蛮舒服的，我就抽这烟，和他谈起了现在的电影。

　　我：现在的电影，只讲究情节和生活的还原，没有主题和人物，没有英雄。

　　他：不仅仅是电影，现代化和信息的需要，把一切艺术的想象力都慢慢地磨平了。我们不要英雄，我们有偶像，他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英雄和偶像是两个概念。
　　他：我知道。但是，时代不需要英雄啊。我们有球星，有歌星，有明星，有著名的主持人，有成功的经济人。为什么他们纷纷出书，连自己的隐私剥得稀烂也在所不惜？因为我们的时代不讲道德了。我们只讲法律。我们不讲手段，只讲成功。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所以，我们一直很崇拜的，引以自豪的，那些只能在道德领域出现的英雄，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无声无息。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香港的电影，前后有十几个人演过黄飞鸿，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赞颂黄飞鸿的行侠仗义和为国为民，那样的话，只要一部经典就可以了。正相反，他们只是借助黄飞鸿来推出新人，黄飞鸿这个古代英雄，是众多电影明星今天的垫脚石。是偶像的需要。是票房的需要。

　　我：我懂。市场经济还需要成功的人物现身说法，使每个平常的人，都会觉得，只要争取，就会成功。成功的路就在你脚下。我们完全可以抛开想象中的英雄，我们有身边的偶像。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来了，我们这一代人能留给后人的，值得夸耀的，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品不就没有了。这样的时代有什么值得骄傲呢？我们只记得葛优，他是个好演员，但有谁能讲出他塑造出的某个人物对我们时代的贡献呢？我只记得一个袁四爷，还是因为他的那句台词，其他的都忘了。

　　他：还有更值得警惕的现象，我们的电视。为什么清宫戏在兴风作浪？浅一层的原因，是，我们的艺术家在回避现实，躲避矛盾，怕现实的题材有商业的危险，怕投下去的钱赚不回来。深一层的原因，你想一想，《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和《雍正王朝》，为什么火？是抓住了老百姓的心理，市场经济的到来，转型，很多观念都跟不上，或者说，很多的矛盾就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有气！再怎么办？看看电视，消消气吧。看看皇帝们，他们来微服私访，他们来秉公办事，你不就有希望呢？在需要法制的年代，我们的影响力很大的艺术作品却在宣扬皇道乐土，潜移默化地转移我们应该关注的现实问题，这才是最危险的。还不如没有好。

　　我：种族，环境，时代，决定了一个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本质。我们这个时代，是商业的时代，是功利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物质和实在来体现自己。我们只追求物质了，哪还有耐心去沉住气，思考应该思考的精神的存在和意义呢？全球一体化，是一个大环境，我们被迫着，半真半假地，顺水推舟，把和国际接轨，当作挡箭牌。我们不是不知道要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实在是，我们要和国际接轨。偏偏，我们这个民族，又是个太聪明，太多变的民族，还多愁善感，好高骛远。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明应该彻底让位，精神垃圾要占领市场。我觉得垃圾比潮流好，垃圾，一看，就扔了，不会望心里去，没有影响，而别有用心的潮流，却会让人走向歧路。我们应该大量地制造垃圾，等所有的人都感到精神的饥渴了，我们再拿出一大批的精品，来影响他们，感召他们，领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我拿烟的手觉得一痛，我猛地一惊，是蜡烛烧了我的手。我身边根本没有什么夜宵摊子，我的身边也没有某个小伙子，我更没有抽烟，我也没有和人有以上的对话。我是坐在地上，拿这一支点燃的蜡烛，在自言自语。我身后，就是我家的大门。我刚才是睡着了？我什么时候买的蜡烛？我是怎么会想到英雄和偶像这样的话题的？我只是想和你谈谈小说的话题。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我走出楼梯，来到外面，我记得马路对面有个夜宵摊子的，但是，现在，确实没有。我记得每次我看书看到半夜，我站起来伸懒腰，打哈欠，都能从窗户上看到对面的摊子，难道我以前都是幻觉，难道我真的有病？

　　我转回身，向黑洞洞的门洞走去，我抬起右腿，刚跨了一级楼梯，被电触了一样，就是从右腿的脚底，向上传遍全身，是那种久违的感觉。我小的时候，放了学，总是一个人在家。我的同学们都有兄弟姐妹，我没有。我总是用家里的好东西讨好他们，力邀他们到家里来玩，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再要求他们带我到最野的地方去玩。一玩，我就忘了时间，总要到天黑，才回家。而我回到家，往往是我老子，我老娘，都出去找我了，我就在这黑暗中，怀着一种不知名的恐惧，往楼上走去。我在抖动。请记住，那个时候，小城只有有数的几座楼房，而我们家就住在这仅有的楼房的二楼。我往上走着，心怀不安，到了二楼，到了门口，我才定心。但还是黑暗，我就靠着大门睡着了，直到我老子，我老娘回来。他们那时很忙，人人都在讲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我老子，我老娘，在这之前，曾被罚着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里挑马桶，扫地。现在复出了，精神百倍啊。把职业当事业去干了。把思想丢在脑后，让理想贯穿现实。只苦了我了。后来，他们习惯了，就不去找我了。我呢，也习惯了，回到家，就是不进门，还是靠着大门睡觉，只到我老子，我老娘，等得实在心焦，一开门，吓一跳，再抱我进去。我就从那个时候，留下了后遗症。

　　我光着头，一言不发。他们给我的早餐是一碗开水。我就想要浇到他们的脸上。该吃药的时候，他们却端来了一碗稀饭，怕我耍赖不吃药，稀饭还是甜的。下午照例是有个叫“心理医生”的人来和我谈心。我问他，西方的哪几个哲学家对心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生理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对现代心理学的完善和发展有什么帮助？他都答不出。我就一言不发。换一个人，挂牌是某某医院的博士生导士，我又问，孔子为什么去见南子？为什么是宋朝出现了理学和朱熹？他也答不出。我还是一言不发。他们说我没有病，我说我没有病。大家齐声说，我没有病！我就从那个飘着绿十字的大窟窿里出来了。我想有个很深的印象，我就回头正眼看了一个半天，是飘着绿十字的大灰房子，里面的结构象窟窿。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有压向自己的一种阴影攫住自己的心。我记住了。房子就轰然到下。

　　我想从一本书开始，把藏书理一理。我睁大眼睛，是它！一抽，是一本《红色娘子军》。我记得有十几年没有看到它了，怎么这个时候会跑出来。封面是破旧不堪的，洪常青和吴清华的双人舞，都踮着脚尖在奔驰，下面的说明说他们将在下个世纪成为艺术作品中的红色恋人，成为偶像。我再抽，是一本《反杜林论》，这本书我有印象，所谓的修正主义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在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这一节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从康德那了继承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我再抽，就是抽不到我想抽的那本书，我必须从这本书开始才能把所有的藏书重新理上一遍，我是别无选择的。我就是抽不到！我抽不到，我就又要重返那个飘着绿十字的大窟窿。我在这个世界的生存和尊严，必须抽到这本书。

　　我睁着双眼，眼泪在扑簌簌地流。黑夜用无边的宽厚，原谅了我的叵测。

　　我是睁着眼，但我没有流泪，黑夜是无边无际的在我眼前展出着，但我没有叵测的心。我只是想，为什么梦里的境遇，我好象在我以前的某个时候，遇到过。那绿十字飘飘的大窟窿？那个随时会压下来的阴影？《红色娘子军》我是在十几年前看过，它在我梦里出现，又是为什么？《反杜林论》我根本没有看过，我只是听过，修正主义是什么？

　　晚上我没有睡好，早晨醒来，头痛得要死。我想睡懒觉，被我老子一巴掌打得跳了起来：快去！跟单院长讲几句好话，还是去上上班，这么大的人，闲在家里，真的不要过日子了？

　　我当然是很不情愿。如果说，我现在躺在床上，是刚从梦里醒来。那么，我下岗在家，也是从人生的梦里醒来。我终于找到了我回归黑夜的捷径：我要写小说。我要迫使所有的俗事和俗世离我老远的。我要真正的精神独立。我要成为这个时代的不朽！

　　我坚定地说：我有病啊，我真的有病啊。我想休息。
　　我老子，我老娘，我老婆，都一起瞪大了眼睛：你真的有病？
　　我真的有病！

　　沉默是十分可怕的事。他们坐在一旁，叽叽辍辍地讲了半天。我蒙头大睡，但我的耳朵树得老高，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晓得我的病，是不是真有。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一致要我去医院，要我上班。他们一致决定，一起陪我去医院，向单院长求情。我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束手就擒，我投降了。

　　我一路唱着《黄土高坡》，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我把最后一句唱得歪七歪八，刮噪得人心要停跳。我没有病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有病。我说我有病，甚至于我都相信我的伪装了，他们偏偏说我没有病。一路上，都在放满文军的《懂你》，是一首歌颂母亲的歌曲，非常感人。我故意用激昂的调子唱得心花怒放，他们都说，你不要装，我们都看到你眼中的泪花了。真不争气，这个时候流什么泪。我知道原因，是，我的老娘亲自出马了。她的面子在某种程度上比我老子的大大大。那个狗屁院长吃她亲手做的粽子比我还多。我懂你。所以我不争气，我哭啦。来到单院长的办公室，一人一边，拉住我的手，捏住我的阿是穴，我背诵着他们从穴道里输给我的台词，象金庸笔下的张无忌给小昭输内力一样：亲爱的院长，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如果你是我的唯一，我会用心爱着你。沉默是金。

　　我讲完这话，我老子，我老娘，我老婆，都微微咧着嘴，朝着院长，脸上是赞赏的神情。显然，他们对我的表演很满意。单院长只好慢条斯理地讲话了：我个人对这件事是深恶痛绝的。我从感情上来说，是不能原谅的。但是，既然你有了悔恨之心，我就不能再和你计较了。总机你是不能再去了。都两个月了，早就按排了人。这样吧，你就到门诊去，去做导医，正好也发挥你的专长，说话。要耐心，要热情，要不厌其烦。啊！

　　单院长的话里没有一点热情，也听不出耐心。我老子，我老娘，我老婆，都很热情，感激的话讲了一大箩。我想起了两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每天的社会角色就是，站在门诊大厅的一侧，靠着问讯处，身披大红的绶带，上写：导医小姐。来不及改了，就将就吧。反正就是改过来，也不会削弱别人对我的兴趣。门诊的年轻医生，我都认识。再老一点的，都是从我父亲手里进这个医院的。从小叫着他们叔叔伯伯长大的。我做导医从某种程度上是人尽其才了。但也就是几个月，倒底几个月，我也想不起来。单院长讲发挥了我的专长，这到不假。

　　病人：请问，内科在什么地方？
　　我：喔，欢迎你到我们医院就诊。我代表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内科，你是要找内科，请跟我来。

　　来到内科门口，我会说：您稍候，我先看一看。噢，这是我们医院的内科大主任丘民华，他是专攻消化的，从口腔到肛门都是他的天下。您哪里不惬意？

　　绝大部分的病人都对我的态度非常满意。在他们这辈子进医院的记忆中，好象还从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服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表扬的话开始向院长耳朵里灌了。院长有了慧眼识英雄的自豪，我就有了舍我其谁的气概了。再到内科，话就不是这么一点了：丘主任，你知道什么是社会的内外科吗？把一个社会比做医院，文学就是一个社会的外科，它能剖析得出一个社会的内核，暴露出一个社会癌肿，但它只能做简单的切除，要除根，还得借助化疗——是内科了。它是什么？它是哲学。哲学是一个社会的内科。它能纠偏，能扶正，能驱邪。能为你的未来设计方向。诗歌是儿科。一个医院没有孩子们的哭声，就象一个社会没有歌声一样，是没有前途和未来的。它是一个社会前进路上的背景音乐。想到它，才会有美好的感觉，支撑着每个向前迈进的人。

　　我的这番话，多说了几次，就有人不耐烦了。医院里又再传我发病了。我不过是想告诉他们，除了现实的物质世界，我们的身边还有一个更美好的精神家园。我们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忽略它。院长找我说话，要我安心本职工作。不要好高骛远，更不要再闯祸。那时，谁也帮不了你。这话有威胁的成份在里面。我一甩手：你们这样庸俗的小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你不过是酒色财气的主人，你能做自己的主人吗？你对这个社会的唯一贡献就是，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有过你这样的行尸走肉，这个时代会因为有象你们这样的人存在而为后人所不齿。我对你现在的唯一的感觉是，我恨我的记忆里有了你的位置，我宁愿死也不要象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记忆里占一席之地。

　　我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很清楚我这几个月的导医生涯又要结束了。但我憋了几年的话在那一刻全部喷薄而出。我就是再拿170元，或者一文不拿，我也心甘。我就要和你说说话！
　　
　　我被许多人劝解着，拉扯着，我老子，我老娘，我老婆，这回六神无这了。我就是要他们这样，我就要摆脱他们为我设计的社会角色。我要走自己的路。我要做小说家。

　　但是现在，我被人拖着，向飘着绿十字的大窟窿弛去。最少有十几个人，还都是我认识的人——医院的年轻医生。他们对院长的一致解释是我又发病了。他们是为我好。我内心知道。但我是没有病。所以一路上，我就只喊着这几个字：我没有病！我没有病！

　　我是没有病！
　　我清楚地知道，那个飘着绿十字的大窟窿是什么地方。我也知道他们会给我下什么诊断：精神分裂症，妄想型。我也知道他们会给我开些什么药。无非是氯丙嗪和奋乃静。我更知道他们不会收我住院，我是这个地方的著名人士了。他们都说不过我，心理治疗往往是我的演说专场，电疗对我来说是毫无用处，他们才不会还做这样的傻事的。我声嘶力竭地说我没有病，是另一种含义，我心酸的含义：我老子，我老婆，我老娘，也在拖我的人群里，他们明知道我没有病，他们却向院长承认我有病。他们，都知道的，我是为了我的理想！即使是象我老子讲的，是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游戏，也不能这样啊？这让我十分伤心，难道为了生存可以把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都放在一边？可以明目张胆地说谎？可以不要理想和信仰？

　　我有一个秘密//向谁交代？//我用一根树枝，//就可以渡到对岸。//我用一把米，//烧出一桌饭。//我用一本书，//解了所有的难。//我聆听一种声音，//从不摇摆。//我捏着自己的咽喉，//会不会松开

　　我至少睡了一年，我以为。但我醒过来，我发现，我身边有三个人，我老子，我老娘，我老婆。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说：你有病！你有病！我是在家里。但我想不起来我是如何回家的。我醒来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我的书在理发店里，我要去拿。是丹纳的《艺术哲学》。好象是昨晚的事。

　　我急于去拿书，是因为我一醒来，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他们在看守我了，我没有了自由。我想摆脱他们。我在精神和思想上可以独来独往，但我具体的肉身却被他们禁锢了，思想向四面八方的无拘无束的发散思维，也需要由肉体的来来去去的配合。物质的“他在”决定意识的“所在”。我知道他们这回是下了大大的决心：一定要看住我！尤其是看住我的嘴。我刚才讲了，我没有了肉身的自由，我再有本领，也只是自说自划。我从此没有了对象？我会不会松开我的手？和所有的凡夫俗子一样，呼吸着发散着低级，庸俗和铜臭的空气？

　　我想静一静也好，我可以象从前一样，听一听天籁传神。你没有病！这句话跟了我二十几年。你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这句话跟了我十几年。

　　这一回，我能听到什么？
　　我向他们要了几张纸，我坐着，我在听。
　　我当然是没有听到任何东西。天籁往往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响起在你的耳边。我在纸上滑来滑去，无意识地写着：什么是小说？我们这个时代小说的含义和概念？怎样才是小说？如何象小说？什么是非小说？标准是什么？

　　我不管写什么，他们都要把纸收走。我撕破了，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再钉好。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如果是想要从这片言只字上分析出什么新东西来，那就错了。我很清醒。那上面不过是我目前要紧急思考的几个问题，因为我想做一个小说家！前一段时间，我专门对目前中国的小说现状作了一个不太全面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现在的小说的领地，一片混乱。乱起名，乱标榜，乱树派，小说自身到底是什么，没有人去细想。反倒触使我想起了我刚刚看过的《反杜林论》（为了补梦中的缺），恩格斯在第一版的序中，说的一段话。他说。在当时的德国，在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创造“体系”不是个别现象，连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要么不动，一动至少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一。所谓科学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一切他们所不曾研究过的东西，而这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是二。这种假科学，把一切都淹没在它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的思想，------，是德国智力工业最标本，最大量的产品。这是三。恩格斯讲的是当时德国，但我以为用他的话，套新时期的小说界，也不为过。到处都是，高超的胡说。史铁生说：形式即容器。我同意。但最起码，也要象金庸的《笑傲江湖》中的主人公——好酒的令狐冲那样，通晓什么酒杯装什么酒是最适合的，是最最容易展现酒的魅力的。现在，就有人用树藤做的酒杯来装葡萄酒（葡萄酒是要用夜光杯来装的），这是不是恩格斯所谓的“高超的胡说”呢？

　　我想和人说说话！
　　我想出去找个人说说话！（现在我已经找不到愿意和我讲话的人）我想到理发店里去拿书。（我记得要我多带点钱去，也许，钱可以买到和人说话的权利，我想去试一试）我没有别的理由。我只有这个理由。他们都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这我，就是不说话。

　　我就开始想，想书上的先例——在囚禁的环境下如何摆脱。想来想去，都必须里应外合。要选个对象。我老子？不行！我老娘？不行！我老婆？以前行，现在？不行！只有我九岁的儿子是唯一的候选人了。这时是将近傍晚，我老子在看报，一言不发。我老娘在做饭，只颠倒着一句话，作孽。我老婆，在辅导我儿子做功课，低声地讲着几棵树的位置。难道是植树节了？我手里是一本波德莱尔的诗集，我正在看一首和我的心情非常贴切的诗，《薄暮冥冥》：迷人的黄昏啊，这罪孽的朋友；它像一个同谋，来得脚步轻轻；天空像间大卧房慢慢地关上，烦躁不安的人变得野兽一样。我先默读，再朗读：那些人期待你，夜啊，可爱的夜，因为他们的胳膊能诚实地说：“我们又劳动了一天！”我边读边瞄，我儿子在扭了，我知道他马上要小便了。我拿着书，一摇一摆，向厕所趋过去。我儿子一进厕所，我也闪了进去，借着两人轰隆隆的小便声，我跟儿子捣了一个鬼：我们来玩个游戏！？

　　吃晚饭的时候，儿子突然饭碗一推，两手捧住肚子，叫疼。一家人慌作一团，我也转过去，问长问短，和儿子眨了两眼，儿子没有反应。他太逼真了，进入角色了。我老子一按：恐怕是阑尾炎。一家人慌七慌八地拿上许多东西，往医院跑，我抱着儿子跑在最先，一大半路下来了，我老子接过去了。我跑在了最后，谁也不在意我了。我闪向另一条路，向理发店跑去。我成功了。我儿子真是个表演天才。比赵丹和金山都棒！

　　黑夜像猫头鹰一样，长出了翅膀。你无需争辩！你无需争辩！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想，应该回一句电影台词，我可以在你的小山沟里游泳吗？可以啊！我可以又动手，又动脚吗。准做不准说。442，还是352，还是532，还是4141。我永远是前锋！我要射门。你无需争辩！你无需争辩！我们，真的是在谈话。我就是想和你说说话！钱！钱！钱可以买到和人说话的权利。我有钱。我给钱。走吧。走吧。这个人有病！这个人有病！我没有病！我没有病！你无需争辩！你无需争辩！黑夜像猫头鹰一样，长上了眼睛。

　　我醒来了。不是在家里。是在派出所。我只是想和小姐说说话。被堵住了。说我是嫖。因为我给了钱。有人认识我，说我是个神经病。放了算了。我说我没有病。我宁愿不回家也不承认我有病。就僵住了。我老子，我老娘，我老婆，是在下半夜，不，是第二天的早晨五点，来到派出所的。我儿子没来。他当然在家睡觉。他们一致向所长说我有病。并把那些的病历，证明都拿了出来。但我说我没有病。那就要罚款啦。五千。我说我没有。我只是想和她说说话。所长也没有办法，这样吧，天亮了，叫某某医院的医生来下个诊断，你们先回去吧。我满脸微笑和他们打招呼，问起了儿子，他们说还在医院呢。我的头轰的一声：在医院？你忘啦，不是阑尾炎吗？刚开完刀。要不是他有病，也就没有你这回事了。

　　我单坐在地上，春天的早晨，阴气还是一阵一阵往上冲。我看着窗外的天色，在一分一分地清爽和明朗。我有了写诗的冲动。就是我在前面，写给你们看过的那首。我任凭黑夜，像时光隧道的刺芒，洞悉我的过去，照向我的未来。意犹未尽的味道。那是当时的心情。现在，又不同了。我又添了两句：我将与黑暗共逝，在时光中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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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纸鹤

底蕴丰厚的小说把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悲哀、压抑刻画得入木三分，学习！

老于头

谢谢。

一楠

欢迎朋友的到来！小说不错，有功底。不过以后注意作品[首发]！问好！

武诚

问好。

叶柄

呵何，老于头也来了！欢迎欢迎！
一上来就个好东东！

蓝色的小木屋

作品有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