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2002年的历史垃圾桶

nancy

许知远：2002年的历史垃圾桶   
2002年12月28日09:25　

　　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之一即是，我们根本无法给予某个具体的年份以简单而确切的定义。首先，这个世界由复杂的层面组成，它们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运行规则；其次，那些曾经言之凿凿、振奋人心的判断往往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又很可能在多年之后再次焕发生机。

　　靠不住的结论

　　在回顾2002年的世界时，你会发现美国与欧洲并未陷入最初设想的经济衰退，反恐战争也并未引发严重的全球恐怖主义浪潮与可能紧接而来的悲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但这种宏观性评估很容易忽略阿根廷人面临国家崩溃的痛楚及莫斯科与巴厘岛人的真实恐惧。就像今天的我们很容易相信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是繁荣的凯歌高奏的时代，是新经济的光辉旅程，却遗忘了东南亚在危机之后的绝望。而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历史的发展将多么轻易地推翻我们昨天的信念。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在2001年9月24日的“全球化已经终结”的宣称，在一年后遭到了数不清的攻击与嘲笑，但嘲笑者似乎都已忘记在9·11之后虽然短暂却浓雾笼罩的迷惘期内，我们又是如此坚定地认定，历史已经发生剧烈转折，一切皆已不可预料。但是谁又能保证，未来事态的发展，将不会再次证明格雷先生的正确性，比如，当我们在2050年回顾本世纪初期的历史时，的确有可能得出2001年是通往大规模全球混乱的入口的这样的结论。

　　对于法国大革命，周恩来的出语惊人：“现在对它做出评价，仍为时过早。”这句话契合了很多历史学家的治学方式——选择至少50年前的事件进行研究。对于过于迫近的问题进行判断，常常是轻率与武断的代名词。这令威廉·夏伊勒在撰写《第三帝国的兴亡》时惶恐不安，他期待历史能够融入更直接的个人经验，但更恐惧做出可笑的结论。

　　但对于媒体而言，比可笑结论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做不出结论。《华盛顿邮报》早夭的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曾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在该报两位传奇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揭露出水门事件后，雄心勃勃的媒体人甚至开始相信，新闻除了是随时面临被抛进历史垃圾桶命运的草稿外，它还可能改变历史本身。而在过去的几年中，安东尼·吉登斯一直致力于说服人们，大众媒体已更深入地卷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正在行进的历史的记录者，它的观点与偏见都已无可匹敌地影响了我们的下一步判断。从戴安娜之死到“9·11”，我们目睹了媒体如何将单一性的事件制造成一股全球性的潮流，公众的舆论与心理本身而非单纯的行动与结果，成为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尴尬的媒体

　　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尽管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日益令人瞩目，但其从业者的智识却没有同步提高。对于美国新闻界而言，1999年的记者肯定比1900年的记者受过更良好的教育，也阅读过更多的书籍，但这改变不了这样的残酷现实——他们都会在泡沫破灭之前，信誓旦旦地写道：“如今看来，我们的经济已进入一个无限的繁荣期。”而1911年的诺曼·安吉尔与1999年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似乎是同代人，因为他们都曾宣称：“全球贸易的不断增长，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将会迎来一个伟大的和平时代。”大众媒体永远是公众情绪的庸俗的俘虏，不管它的读者来自美洲、欧洲还是亚洲。尽管报纸并非肥皂与汽车，它蕴涵了更多的智力与情感成分，但它仍是一件期待被销售与消费的商品，很少有人愿意阅读那些离自己生活过于遥远的东西，就像男人与那些比自己稍漂亮的姑娘相处会更自如些，媒体必须满足这种平均取中的阅读期待。

　　今天与100年前相比，惟一变化了的是，读者群体的划分更为细致。上世纪初，赫斯特宣称，他的媒体符合所有社会中下层人士的阅读倾向，他们渴望暴力与情色的刺激，喜欢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更想目睹富人被推翻在地。如今，媒体不再能代表阶层，它只能代表某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群体并满足细分后的品质需求，尽管它的发行量有了惊人的增长。媒体只能呈现世界的某一片断，并不由自主地带有更强的偏向性。对于华尔街的丑闻，《新闻周刊》在其中看到了美国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义；《福布斯》欢呼资本主义再次完成了一次自我修复，成功地挺过了考验；而《花花公子》则像《华尔街日报》揭露出舞弊的财务报表一样，为男性读者揭开了那些为安然、世通公司工作的动人女郎的制服……

　　作为读者，当你看到这则新闻时，你会下意识地寻找我们对于2002年所做出的结论，你像我一样期待这个结论既耸人听闻又具有说服力。我们所有的同行都致力于维系这种阅读惯性，将过去一年中早已被忘记的新闻事件像旧情书一样收集在一起再次批发出去。没人不热衷于成为事后诸葛亮，人们通过重新评判新闻的意义，来报复我们在面对种种突发事件时的被动与无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阅读，我们试图将记忆截断，我们幻想我们的生活在几天后，进入一个新阶段，还有什么比幻想重新开始的生活更激动人心的呢？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源于新闻从业者自身创造力的缺乏，他们不敢对既有的形态做出任何挑战，他们焦虑不安地试图知道竞争对手在做些什么，却从不质询，这样做是否有意义？

　　连续与断裂

　　在描述英国历史的特性时，19世纪的历史学家Edward A Freeman说，比起法国与德国史，英国史具有更强的连续性，它缺乏那种扭转全国情绪的突然性的革命事件，也使英国人更好地保持了传统。重温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它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即是强烈的断裂感。即使在“告别革命”的1990年代，眼花缭乱并常常是猝不及防的社会变革，仍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速的、不连续的变革。但是，当我们看到《时代》杂志在十六大期间匆匆出版的中国专刊的封面（在这幅政治波普风格的画面中，意气的风发的工农兵变成了手持移动电话的商人）时，我们意识到对这种社会变迁，旁观者与我们自己的理解一样浅薄。表层的迅速流动常常与深层的僵化静止并行不悖，他们以极度矛盾的方式共同呈现出来。就像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它的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相信物质决定一切，但在20世纪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秉信信仰可以超越所有困难。

　　中国社会的矛盾之一在于，一场场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运动看似改变了整个景观，却很少触及真正的核心。在重读梁启超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文论时，龙应台感慨道，这些易碎的应景之作并未失去生命力，他所追求的东西，在一百年后的中国仍是稀缺品，他的愤怒与忧虑，仍是今天的愤怒与忧虑。

　　历史的另一条线索

　　在12月中旬的一次谈话中，约翰·格雷告诉我，他不相信中国在1920年代进行的激进启蒙会收到成效，激进地试图完全复制西方模式只会遭到失败。仅仅依靠书面材料的格雷当然很难理解，胡适、陈独秀那一代人的努力如何鼓舞了一代代知识青年，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尝试，80年后仍是我们重要的遗产。毛泽东对于现代化的渴望与努力，可能超出20世纪所有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具有纯粹的中国特性的毛泽东，也遗留给我们一些非中国特性的思维方式，比如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信仰。在2002年底发表在《新政治家》的一篇文章中，约翰·格雷再次重申了他对于现代化的质疑，他相信这种观念起源于启蒙运动，那场运动诞生了两种条线索，一条是对于进步与理性的信仰，它相信人类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社会必然向前发展，人类能够创造一种普遍性的文明；另一条则是对个人主义、自由、人权、宽容精神的坚持。在检视20世纪落后地区追求现代化的案例时，约翰·格雷发现对现代化的追求，往往并不需要也不会产生第二条线索。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人们建设起高楼大厦，用汽车与飞机代步，享受着移动通信带来的便捷，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他们继续保持偏狭的观念，不能阻止对于个人自由的压迫。格雷试图说服我们，西欧与美国的确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例，它们恰好融合了这两条线索，但它们的历史缺乏普遍性。

　　并非“不可避免”

　　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像一个虚无主义者一样试图否定我的同行包括我自己的一切努力。在援引约翰·格雷时，我想到了他的朋友尼尔·福格森，这位牛津大学年轻而又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在和我们告别时开玩笑地说，希望我们都能按时到家。他对此解释道，尽管他这句话99.99%可能成为废话，但是“安全到家”这一结果并非不可避免。在你忍耐了这么久之后，我终于试图相对清晰地表达我对于2002年的看法：在观念层面上，这是被陈辞滥调（cliche）充斥的一年，我们想当然地看待一切，认为所有事件的发生都不可避免，中国已融汇进了一个新潮流，一切结果都顺理成章，我们那么顽固地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在年终时刻，所有媒体都加入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大合唱之中。

　　我们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2002年是中国的变革加速的一年，也是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的一年。加入WTO这一行动将不可逆转地促进中国变革，全球化将彻底改变中国商界的游戏规则；商业行为已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推动力，而一旦健康的商业游戏规则建立起来，我们将出现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将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将取代东亚诸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将利用20年时间完成了本应更加漫长的现代化之路；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奇迹，并很可能如国家研究专家胡鞍钢所说中国在2030年作用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国；新一代人在全球化与技术革命的光芒下成长，他们将必然地创造一个更多元的社会；渐进改革是成功的，我们拒绝激进变化……

　　经济决定一切？

　　所有这些观念的基础仍是我们几十年来从未改变的信念——“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我们相信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步时，其他变革必定不可避免。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同意经济学家布莱德福特·德龙所言：“20世纪的历史毫无疑问是经济的历史。重大事件与变革都发生在经济领域，经济变化是隐藏生活其他领域的变革后面的推动力……经济变化的脚步是如此巨大，乃至摇动了历史的其他部分的基础。或许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日常的消费与需求——制造、消费和分配的方式的改变——成为整个世纪的历史驱动性力量。”正如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执迷于争论GDP增长到底需要几个百分点，似乎在7个百分点与8个百分点之间隔着万丈深渊。被僵化了的经济学定律成了我们新的生活准则，经济学家将赌注放在每个人都成为“经济人”上。在回顾20年的改革史与憧憬中国的未来时，我们选择了经济数字作为惟一的参考资料，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就可能遮蔽一切危险。而对于邓小平所开创的时代的描绘，可以简洁地概括为消费能力的增长与制造能力的提高。

　　这种“经济决定论”在最近的三年转变为对于富人群体的廉价好奇心与盲目尊崇，漏洞百出的福布斯中国富人榜始终处于媒体关注的中心位置。“我这样的人也代表新的生产力”，微软中国区总裁唐俊说。而仰融、杨斌与刘晓庆的窘境、黄巧灵的被中伤，并未减弱新兴企业家的光辉形象。中国的企业家似乎成为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动力，只要给予他们以更多的发展空间，他们便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更多的社会财富，并将最终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这种信仰是驱动《经济观察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中国企业家》这样媒体高速成长的全部信仰基础。


　　被夸张的全球化力量

　　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在当时激起了关于种种光辉景象与可能的悲剧的想象，今天看起来并非如此。就像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向东所说，对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心，绝大部分并没有成为现实。这同样回应了大多数人对于2002年的看法：它带来的好处似乎也没有想象得那样大。我们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政府已废除几百项限制，但我们缺乏得出“这是转折性的年份或是改革特别加速的年份”的足够证据，因为比起2002年，2001年似乎更具转折意义，况且，你能说1999年或是1998年的改革没有加速吗？事实上，在回顾1978年至今的历史中，你完全可以认定每一年都是关键性的一年，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改革加速的一年。即使仅从关税一项来看，中国政府在1999年做出的努力，也同样惊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乏充分的例证来证明WTO的种种规则是否能够促使成员国完成彻底的变革，进入一个繁荣时代。印度在1947年即加入了当时的GATT，却无法改变它的发展现状，而中国在1971年进入联合国之时就有机会成为GATT成员，但是，我们也无法判断，如果中国政府在1971年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会改变彼时中国的面貌。我承认，加入WTO很可能是中国新变革的催化剂，但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对单一行为的后果的过度期待。单一的全球化潮流无法为一个国家提供足够的提升力，在此刻，我们甚至需要怀疑是否拥有我们想象的不可阻挡的通向自由市场与富裕生活的全球化乌托邦。印第安纳大学的阿兰·鲁格曼教授提醒我们，WTO其实从来就不是一支力量组织，它不过是由200多人组成的微弱的国际机构，贸易协商是通过各成员之间，而非该组织完成，当某些成员国试图违背协议时，WTO无能为力。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鲁格曼就一直表明，其实从未有过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全球的90%的投资与贸易仍集中在三极之间（美国、欧洲与日本）。我们热衷于谈论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市场，却往往忽略这样的事实，对于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跨国企业而言，中国的销售额常常只占据其全球销售额的百分之几。

　　不错，全球贸易，跨国公司与私营企业都在共同改变中国经济的运行结构，然而它们的作用却并非如媒体与公众夸张得那样大。中国拥有500亿美元的FDI，却只有三成的外资企业在中国赚到了钱。我们对与私营企业的表现充满热望，但从《远东经济评论》今年首次评选出的中国大陆企业排行榜来看，国有大型企业数十年来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的主导地位绝非轻易就能撼动。依据年营业收入排名，前37家公司中没有一家私营企业。我们为柳传志与张瑞敏进入全球杰出企业家行列欢呼，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领导的企业的规模仅仅是大型跨国企业的百分之几，他们并不是中国企业的全部面貌。我们相信进入WTO能够加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以合并国营企业来创建较大型公司为基础的产业政策未能实现建立高效而富有竞争力的公司的目标。

　　重思中国奇迹

　　《经济学人》总编辑比尔·埃默特对我这样解释在1980年代中期前往日本的原因："我想去发现日本的不同之处，当时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日本和它创造的奇迹。"但多年之后，埃默特却说，"结果，我发现一切正常。"因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并未打破正常的经济增长模式，廉价的劳动力，适当的经济政策，良好的外部环境，追求财富的国民心态……日本创造奇迹的方式，在东南亚诸国也同样创造了奇迹，在更早的英国、美国与荷兰似乎皆是如此，用以解释日本与亚洲诸国更高的增长率的原因，主要是技术的进步。

　　比尔·埃默特的经验同样有助于破除流行在整个90年代的有关中国奇迹的老套路。在出版于2002年5月的报告《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中，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写道，"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前所未有，以亚太地区的标准而言也不见得特别突出。"尽管过去的23年中，中国的GDP翻了七倍，而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贸易额则跃居世界第六位。但即使如此，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仍只有有"失落十年"的日本的四分之一，而日本的GDP只有美国与欧盟的一半，也小于亚洲七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GDP总值之和。在1970年至2000年间，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例由1％上升至4％，而GDP的比例从2％增至3．5％。但是，日本和亚洲七国，在30年的高增长期中，对应的贸易比例都由2％升至8％左右，而日本的GDP更是由2％升至10％，亚洲七国由1％升至4％左右。这份报告强调，中国经济远非人们惯常想象的那样强大，它没有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甚至也并非亚洲的主宰力量，它更未吞噬亚洲各国的增长空间。"2020年的中国--依然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即使基于未来二十年的乐观假设，中国也只会成为亚洲地区的主要国家，但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仍不及发达国家。"这份报告判断道。

　　单一思维的危险

　　虽然我们激烈地反对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却在一直遵循着与他类似的思维方式。我在这里一直试图所做的绝非如消极哲学家所为，质疑一切。我们的世界由过于庞杂的事实组成。作为媒体，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取其中的片段在拼凑后得出结论：你可以以十六大作为线索将2002年定义为政治飞跃的一年，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实现了领导人的顺利交接；你可以以《福布斯》富人榜与查税风暴为由，追寻中国富人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扮演的新角色；你当然也可以毫无愧色将2002年定义为诽闻年，从璩美凤到刘嘉玲，她们的遭遇都让我们大跌眼镜……更多的媒体愿意将各种人物事件毫无规律（或者用花样百出的"十大……"）地堆集在一起，这当然可以视作历史的杂乱无章的表现，但也不能否认这样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人们对于历史垃圾的热爱。

　　一个令我窘迫的现实是，我不喜欢用粗暴、简化的方式来概括某个年份，因为它蕴涵着陷入单一思维的危险，而单一化的思维往往是危险降临的前奏。但如果完全拒绝为历史赋予意义，我们又必然会迷失方向。这两者都可能导致因无知与粗暴而带来的傲慢，同样可怕的是，它们都带来了那些永远清理不清的陈辞滥调。

　　漫长的现代化

　　我愿意承认，2002年的中国仍处于中国漫长的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之中，这场运动肇始于19世纪中叶，并在20世纪屡经磨难与挫折，在最近的20年收到了巨大的成就。比起一些更关键的年份，比如1911年、1949年、1956年、1978年甚至1992年，2002年缺乏足够的变革意义，或者说过去的24年其实一直在延续1978年的精神，包括仍旧如此鲜明的实用主义精神。对于今日中国经济变革意义的感慨与欢呼，在80年代的国外媒体中同样可以找到。《时代》杂志两次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正是说明1978年至1986年间，邓小平已经转折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结构，而加入WTO在某种意义上仍是邓小平时代的遗产。

　　但正如约翰·格雷谈到的，像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面临着严重的失衡。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田溯宁号召的宽带救国，我们用各种方式、做出不同的牺牲以追随现代化的一条线索，即物质上的成功，却在启蒙运动的宽容、个人主义、自由、民主、多元主义这条线索上缺乏把握能力。我们可以说过去的20年是中国社会逐渐世俗化的20年，它通过打破曾经类似宗教式的信仰来释放民众的创造力，但在这种转变之中，我们却不无惋惜地发现，我们仍未触及到相反的端点，我们从过度相信信仰的力量与个人主观情绪，而滑向物质基础决定一切的理论，这是马克思最重要与矛盾的遗产，这两个相悖的端点共生于他的理论之中。

　　我们在2002年对富人与企业家的热情，在相当程度上仍类似于我们在1960年代对于解放军，或是1980年代对于大学生的热情。我们对于WTO、跨国公司与技术革命甚至乡村直选的信仰，也与1920年代的铁路救国、教育救国与农村救国不无相似。他们不仅是公众的集体性行为，也同时是知识分子下意识的观念。当然，我们已经降低了表面的狂热程度。但是，我们却很少认清自己根本性的思维局限。

　　疏离与超越

　　在这个信息焦虑的年代，我们相信一张杰出的报纸，除了忠实的记录时代（尽管这种忠实性值得怀疑，因为它注定是碎片化，并与新闻人头脑中固有观念的映衬），它更应致力于反抗一切平庸，它要挑战你头脑中的一些固有观念，提供广泛的探讨平台，以证明一切问题与结论都具有强烈的开放性。我们不需要读者的廉价感动与附和，我们希望他们思考，并敢于质疑自己的思维惯性。在重新疏理2002年庞杂的新闻脉络时，王小波逝世5周年的纪念也同样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好奇。5年后，大多数人终于可以平静地说，王小波不是什么特别杰出的作家，他的小说与散文也不都是上乘之作，但是没人怀疑他在中国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姿态意义，尽管他只是呈现出一个健康人（同样是知识分子）应有的一面，诚实、拒绝偏狭、对个人主义和多元生态的坚持、自我怀疑与嘲讽。

　　"今日的农村正在破产"，这是《大公报》1935年的一篇社论的标题。这同样是李昌平在2002年试图向总理说的实话。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的种种民主试验与农村改革，与19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支持的"乡村试验"没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崛起，与1937年以前民族资产阶级的繁荣也有相当的类似之处，他们甚至仍遵循着同样的游戏规则，如何在买办资本家（跨国公司）与政府之间寻找平衡……当然，如果做出太多这样的类比，自然就会滑进消极主义的旋涡。我并不想像一个犬儒主义者一样懒散而世故地坐在门口的阳光下，虚伪地说一句"阳光下本无新鲜事"。我相信即使龙应台为梁启超感慨时，也要承认即使一百年后我们仍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但这种相似更多的缘于螺旋式上升。比起1902年的台湾，龙应台所生活的2002年的台湾尽管仍面临诸多挑战，但它所取得成就已足够惊叹。在某种意义上，台湾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是更广阔的中国的现代化旅程的一个缩影。

　　我想再次借用周恩来的语句：对于2002年做出评价，仍然为时过早。我不断强调的一点是，没有那种"不言自明的结论"、没有"想当然的结果"、没有"前所未有的局面"、没有"必然如此"的推断，历史也不可能仅仅由某一种动力（比如经济）推动，而认定你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的观点也是荒谬的……尽管我们也不由自主地投入年终特刊的热潮中，但我们仍为这种智力上的平庸趋向而羞愧，更反对语言的贫乏，语言的贫乏将在最大程度上导致思维的贫乏，而思维的单一化往往是更大的危险的前奏。我们相信对于中国（其实对于任何国家都一样）而言，我们必须学会用更具连续性与全面的眼光来考察它，否则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崩溃论"，与"中国世纪"这两种同样不负责任的结论中摇摆不定。

　　我们希望在力图表明自己对事物清晰简洁的看法的同时，同样要敢于呈现自己的彷徨与无知和对未知事物的艰难探索过程。我们也同样希望我们的读者不要过分局限于现世生活的琐碎与杂乱，能够在某一时刻跳跃出令人压迫与窒息的日常生活，意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而恰到好处的疏离与超越将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意味。

　　学会与矛盾相处

　　据说是卡尔·马克思发明了"历史的垃圾桶（Dustbin of History）"这个词汇,它用来收纳种种曾经盛行一时的谬论。好了，我们已经捡拾了足够的垃圾，现在要倾泄掉，以便开始崭新的旅程。你看，我不由自主地再次使用了这种陈腐观念，只有在极偶然的时刻，我们生活才可能崭新地开始，因为生活总是具有连续性。我也很难相信，我们真地能抛弃掉这些垃圾，即使我们抛弃了这些，新的垃圾也同样会产生。人性的令人厌恶也迷人之处就在于，他可能明知这是错误的行径，仍无力消除。在某一时刻我们可能充满理性，对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清晰无比，很可能在另一时刻，就遗忘掉所有的承诺与誓言，不可理喻。所以，我们认为将人简化成"经济动物"、"政治动物"或是"非理性动物"都是片面的，他们总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这确保了人类社会总是通向一个我们无法预料（可能是灾难，更可能蕴涵无穷兴奋）的结果。在讲述了中国与我们自己的种种矛盾之处后，对于2003年的最大期望在于我们能够学会与自己的矛盾相处。尽管我们对于这种可能性抱有怀疑，但此刻仍会乐观而理性地说，欢迎进入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