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朱竹 于 2016-12-8 18:08 编辑
李广斌
李广斌是个聋老头。他喜欢到我家来玩，来之前总要先打个电话，通报一声打个招呼。接聋老头的电话很有意思，我这头必须大声疾呼，他那头得有家人陪伴：充当助听器与翻译官。待等聋老头来敲门也有意思，他是用全手掌砰砰砰地砸门，聋了的老头自己听不见以为别人也听不见。聋老头进门落座也有意思，先是从提兜里往外掏东西，不是鹿茸灵芝，就是人参龙井铁观音。有一次还给我拿来几多微山湖的“漂蛋”（聋老头过往教书微山县是弟子千里迢迢送至他家门的。鸭子下蛋于湖中沉下多日再飘起谓之“漂蛋”，有其特殊风味）。你不让他掏他不干，他有股子犟脾气，谁也休想执拗过他。其后是掏毛巾，用以擦额头以及前胸后背的汗，天气并不热，他出的是冷汗，是虚汗。李老头为人耿直，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且豪情，且爽朗，且仗义。我与他结识时，正值买福利房，家中积蓄不足，很是犯难。李老头察觉出我们的拮据，不等我们开口，就吩咐他开诊所的大儿为我这个陌生友朋（朱伯伯）雪中送炭。对于这样掏心窝子给他人的挚友，我们自然要奉为上宾，想方设法盛情款待。老伴为他洗葡萄扒香蕉削苹果，他一概拒绝，摆手于空中，表示不能享用，他说他有糖尿病，已经忌口多年。待等我们奉上一杯热茶，他眼睛泛光开怀大笑，并说君子之交就是得淡如水。我与他于品茗中促膝相谈，他把助听器塞进耳蜗，无奈那东西是国产的效果不佳。我张嘴说话，他全神贯注瞪出一双大牛眼，观察我的口型，捕捉我的发声。与此同时还得在我们之间，放上一杆圆珠笔和几张白纸，须随时写写画画，辅助我们的谈话，否则十句要有七八句打岔。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推心置腹的交流，没有妨碍我们形成莫逆之交。我们一见如故，我们第一次叙谈之后就有了相见恨晚之感。
我与李老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那一年小学毕业，我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民主政府”爱人民，少年的心情激动，热血澎湃。我与李老头都是1950年上初中一年级，戴上了红领巾。我与他都是在初二时加入了共青团，我们都曾是积极分子中坚骨干，我当过共青团支部书记，他是共青团支部宣传委员。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投入到抗美援朝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们听党课填写入党志愿书，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1956年他中师毕业，我高中毕业，我们于红旗下长大。但是谁也不会想到1957年我们长大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
我与李老头都是因言获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结社出版的自由）。获罪的标准有六条，其中的第一条是——有利于全国人民大团结而不是不利于全国人民大团结，有利于中苏人民大团结，而不是不利于中苏人民大团结（只要一张嘴就能“不利于”）。笔者犯忌于这一条标准的前半句，即反对全国人民大团结，李老头犯忌于这一条标准的后半句，即反对中苏人民大团结。他与我合起来触犯了天条中第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
先说说笔者的犯忌。届时笔者所在的南开中文系1956届三班，总计三十人展开该不该鸣放的大辩论，历时十余天，从原有少数几个人反对鸣放，到全班轰然哈哈大笑都主张鸣放而结束。可以说是原本有所分歧经过辩论达到全新的大团结。然而到了来年反右斗开始，明明是辩论之后形成大团结却说成 大分裂，而大分裂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我这个刚刚步入高等学府未曾涉世乳臭未乾的年轻人。而破坏三十人的大团结就是破坏全国人民大团结（欲加有罪何患无辞）。我必须在这顶大帽子强势之下低头认罪画押签字，否则我将会受到更为严酷的惩治。
再说那李老头的原罪，而要想说清楚的原罪就必须首先阐明当时中国与苏联关系的现状。届时老人家提出来一边倒，不同意张治中的“两边倒”。倒向谁？苏联。怎么倒？全方位无条件地倒。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倒。教育界就连学分制也得从百分制改成苏联的五分制。中学的语文课更要依样画葫芦学苏联，分成语言与文学两门课程来教学。
“分得不成功”，李老头当年如是说。五个字李老头被定性为反对向苏联学习破坏中苏人民大团结的右派。他没有在公开场合说，更没有在大鸣大放会议上说，是关起门来对自己同屋的另一位比他大两岁的李姓老师（名字有所纪录，只是一时难以找到）说的。校方党组织根据这位大两岁的李姓老师的揭发与告密把李老头打成 右派。22年之后李老头获得平反，那位比他大两岁的李姓老师请他吃饭，赔礼道歉，并表示那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以而为之，李老头咧着两个嘴角，发出一声低沉的苦笑——苦而笑之也能泯恩仇！
仅仅因为这么一点点认识问题就落难成反苏（反苏是更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今日听来过于荒诞不经，然而却是政治乌云翻滚时代千真万确的史实。这是其一。其二把中学语文课本一分为二为文学与语言，不仅是李老头认识到它的“不成功”，当时许许多多教语文的老师以及许多专家学者都认识到它的“不成功”，于教学实践中也证明了它的“不成功”。也正因为它的“不成功“才又有了后来的合二为一，又把分开的文学与语言合了回去，直至笔者写此文2016/11/10的今天。这就是说李老头当年的认识是正确无误的，但是这一切与定性李老头为右派无关，不妨碍把他定性为反对中苏大团结的右派。李老头必须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李老头要降职降薪送往农村去劳动改造。在临走之前李老头必须在反对六条标准第一条标准上签字。李老头伸出了他的手，（李老头向我做当年签字的演示），先是颤后是抖，好像是京剧《赵氏孤儿》须生程婴献出自己孩子之后那种颤那种抖。与此同时他的额头滚下豆大的冷汗。签完字后李老头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他知道他明白他的签字将意味着什么。打那以后，无论是干什么，只要提笔一书写“李广斌”这三个字，他的心就觳觫，他的手臂就会不由自主地不属于自己，他的后背前胸额头就会滚冷汗……
1957年反右换来的是1958年大跃进，人定胜天。有条件的要上，无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鲁西南调集万名劳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可以这样调集起这么多劳力）开掘长三里宽一里半露天超大型煤矿。没有挖掘机，没有载重汽车，就连小型铁轨轱辘马也没有。一切靠铁锹靠大框，靠人抬。靠人海战术。在45度斜坡上，两个人抬着满满一大柴筐土，抬上去，跑下去，一个来回就汗流浃背。与李老头结对的人叫四X子（中间那个字笔者已经忘记），是个粗粗实实的单身汉，同情怜悯李老头的 遭遇，每次抬筐上下坡时让他半个杠头，就是这半个杠头让当年他这个白面书生得以支撑下来。已经是深秋，寒意袭人，而一贫如洗的四X子，没有被褥，只有一具棉袍子（孔乙己穿的那长衫再絮进去一层棉花）搭在身上。李老头让他钻进自己的被窝里睡觉，作为一种回报。在方圆一二里偌大的矿坑里上万人劳动可谓意气风发热火朝天，前后大干快上一百余天，一个巨大的黑洞眼巴巴地望着天空，然而数十米深的坑底一铁锹煤也没有挖出来。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创造历史之最！而鲁西南露天矿事件仅仅是1958年大跃进一个个案！谁来对它负责，谁能去问责，谁敢去追责？谁敢对颐指气使的指挥者去发端？强权在握，说一不二，哪个虫儿敢吭声！！
李老头要写思想汇报，他向党报告他与（工）农来了一次彻底相结合，尽管他浑身上下包括那头发里都是虱子，思想上得到了改造，他深刻体会到（工）农蓬头垢面，但思想是最干净的，他衣装整洁但灵魂却是肮脏的。只有与（工）农民结合在一起劳动才可能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才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较之李老头的境遇我是幸运的，虽然本人去天津钢厂海河工地去劳动改造，但那是假期中劳动改造，劳动改造完了还可以回到学校学习，学习中自然还要在学习中改造。从这一点说我与李老头命运又是相同没有任何区别。想一想，日本侵华战犯于鞍钢监狱改造数年就释放回国，国民党战犯于政协写回忆录补助工薪数百元（是普通人的工资七八倍），我们却因为说了几句“错话”就要受难22年，我们精神损失费是22年，但不曾得到1分钱赔偿！就是来到当下我与李老头依旧做恶梦，依旧在恶梦中进行千奇百怪的改造，依旧会惊出一身冷汗。我与李老头的不同点在于笔者只是在梦中出冷汗，而李老头夜间与白天都出冷汗。看，他又把毛巾伸向后背……
李老头几次砸门几次与我君子之交几次喝茶促膝谈心，都要念念有词絮絮叨叨他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建议他何必不动笔写一写（李老头是写家是诗家，他出了两本书，所有费用全都由鲁西南那些弟子资助），他说他写不了，因为一落笔就好像得了帕金森一样，浑身发抖心发颤……因此由我来代笔而书之，用以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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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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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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