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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尹雪艳》是白先勇1965年春，在美国爱荷华创作的一篇短篇。1971年，白先勇将自己六十年代创作、发表于《现代文学》的14篇短篇小说结集为《台北人》，《永远的尹雪艳》被列在书首。 尹雪艳，是白先勇笔下的经典形象。“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尹雪艳能在上海百乐门舞厅、兆丰夜总会、兰心剧院、霞飞路侯门官府客堂、台北仁爱路公馆里艳压群芳、“拘”拢旧雨新知，靠的或许就是她这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与“别有一番妩媚”。
一 作为小说人物，尹雪艳是否有原型，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原型，是小说人物创作的原始依凭。有些文艺作品里的人物，就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的人塑造出来的。虽然这种塑造，不是简单的摹写，而是创造性的艺术加工。但人物身上，却依然可见原型的影子。原型，被鲁迅称为模特儿，他在谈到他小说里的人物时，曾经说过：“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鲁迅所谓“也一样”，是说小说人物与小说故事一样，他“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者听过的缘由，但决不会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者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 关于尹雪艳，白先勇有明确的说法：“她只是我的想象，是我由那些看过的人和事，真实的举止、姿态拼凑出来的。”也就是说，尹雪艳，没有具体的原型，是白先勇根据自己的观察、理解、想象，“笔下生花”塑造出来的人物。但没有具体的原型，不等于没有原型，白先勇“看过的人”的“真实的举止、姿态”就是他塑造尹雪艳所依凭的原型。 那么，白先勇“看过的人”，是哪里的哪些人呢？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上海，上海的风月场，上海的风月场里的女人。 小说开篇就点到明尹雪艳最初的生活场所：上海百乐门舞厅。接着叙述了尹雪艳在上海的故事：与“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的交往，嫁给“上海金融界一位热得炙手的洪处长”。白先勇的大陆生活只有短短约13年：1937年出生于南宁；1943年就读桂林中山小学；1944年逃难重庆，患病辍学；1946年随家人赴南京、上海，居上海虹桥路养病两年；1948年迁居上海毕勋路（今汾阳路），复学就读徐家汇南洋模范小学；1949年离开大陆赴香港。能感知世事、时势的，应该是在上海这几年。特殊的家庭出身，身处十里洋场，耳濡目染的风月和交际定会不少，印象深刻。 上海，这个曾经的小渔村，自1843年底开埠以来，外商云集，外资蜂入，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外贸易的中心。其中西合璧、土洋并存，其龙蛇混杂、三教九流讨生活，其灯红酒绿、红肥绿瘦的风月，最具民国风味。对于白先勇笔下那些流落台北的民国时期的富贵人等来说，上海，是财富的象征，是青春之所在，是其回味无穷的“精神家园”。《永远的尹雪艳》里，出场的，几乎都是富贵人等，就是风月场里的尹雪艳也是“高级”的。因此，白先勇在这篇小说里，将人物原型定位于上海，定位于人们津津乐道的民国时期的上海风月场，是有其特殊的考虑和深意的。 让我们来看看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 小说里的尹雪艳是“十几年前”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把那些“五陵年少”迷得神魂颠倒的。那时，她应该是一个在风雪场上历练了相当时间的人物，至少也是二十出头好几。这二十出头好几，加上“十几年”，再看替她捧场的“五陵年少”“有些头上开了顶，有些两鬓添了霜”，可以推断，尹雪艳虽然“总也不老”，是否已是“嫁作商人妇”的年龄也未可而知，但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年轻，应该是事实。这，或许就是白先勇在小说里，写尹雪艳，在上海，有“世人不及的风情”与“别有一番妩媚”，而到了台北，便只说她“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的原因。 但不是想象中那么年轻的尹雪艳，却依然有非同一般的魅力。她“坐落在仁爱路四段”的新公馆，“教人坐着不想动身”，“太太们一个也舍不得离开”“一窝蜂似地聚到尹雪艳的公馆里”，尹雪艳“总耐心地听她们的怨艾及委屈，必要时说几句安抚的话，把她们的焦躁一一熨平”，“每一位客人，不分尊卑老幼”，尹雪艳“都招呼得妥妥贴贴”。于是，不管男人女人，只要“一进到尹公馆，坐在客厅中那些铺满黑丝面椅垫的沙发上，大家都有一种宾至如归、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这就是尹雪艳的厉害之处。宾至如归，男女如此，因为尹雪艳的热情与妥贴，会使人感到自己的重要。乐不思蜀，可能就是男人了。所谓“蜀”，是指这些男人自己的家，如果因为在尹雪艳这里“乐”，而不“不思”自家之“蜀”。这乐里，自然就有了一丝心的异动，几分欲的沉湎。在这样的乐不思蜀里，小说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徐壮图这个上海交通大学——注意，又是上海——毕业的“中年男士”，引出了尹雪艳在台北的又一次惊艳。 尹雪艳是小说世界里的真实人物，她的真身清清楚楚：上海风雪场最为惊艳的花魁，是民国时期上海的繁华与风情的总和；台北交际界风韵依然的未老徐娘，把上海的风月与妩媚带到台北，虽气宇格局小了许多，却还能勉强维持。
二 读《永远的尹雪艳》，却总觉得，小说里的尹雪艳除白先勇所说的“总也不老”之外，更有一种“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里，尹雪艳既是真实的人，又有许多人难具备的“非人”特性。 这，就涉及到《永远的尹雪艳》里的意象问题。 意象，是一个与具象或者形象相对的词。美国诗人庞德说：“意象是一刹那间思想和感情的复合体。”英国诗人艾略特在1941年费边出版社出版的《观点》一书里，说得更清楚：“一个著者的想象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他的阅读。意象来自他从童年开始的整个感性生活。我和所有人在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感之中，某些意象（而不是别外一些）屡屡重现，充满着感情，情况不就是这样吗？一只鸟的啁啾、一尾鱼的跳跃，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一朵花的芳香，德国一条上山路的一位老妇人，从窗口里看到的正在赌牌的六个恶棍--在黑夜中，在法国一条小铁路的交叉站上，那里还有一辆水车。这样的记忆会有象征的价值，但究竟象征着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因为它们代表了那种我们的目光不能透入的感情深处。” 意象，为诗歌创作必备。白先勇将意象，借用到小说创作中，使我们从《永远的尹雪艳》里的尹雪艳身上，不仅看到了一个风华绝代有未老徐娘，也从这个未老徐娘身上看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白先勇青年时期的文友，以评论白先勇小说而闻名的欧阳子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一文中说：“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如果白先勇的这篇小说里真有意象的话，欧阳子的分析，应该算是切中意象之要害了。 在白先勇的笔下，尹雪艳的步态几乎都是用“风”来形容的。跳舞，“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走路，“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全场的人都好像给这阵风熏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地闪了进来”。“风”用于走路，一般是形容走得快、走得轻。但尹雪艳总是“一径那么浅浅的笑着”，显然不求快，也不会快。快起来，急急慌慌的，哪还会有“世人不及的风情”，哪还会“别有一番妩媚”？白先勇用“风”来写其行走之状，显然是说其走得轻。正因为如此，才会具体地用“三月的微风”，不是暴风，狂风。这个经常“踏着风一般的步子”的女人，应该如欧阳子所说：“白先勇一再用‘风’之意象，暗示她是幽灵。”具有“非人”的气息。 《永远的尹雪艳》的结构很简单，一个女人，三个男人，四个陪衬。这三个男人，与尹雪艳有男女之欢，最终两死一落魄。在上海，虽然“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败家，重者人亡。”但“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不免想冒险，去闯闯这颗红遍了黄浦滩的煞星儿”，结果“下狱枪毙”。“最后赢得尹雪艳的却是上海金融界一位热可炙手的洪处长”，“可是洪处长的八字到底软了些，没能抵得住尹雪艳的重煞”，“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到了台北连个闲职也没捞上”。到了台北，尹雪艳只“从后面欠过身伸出她那细巧的手把徐壮图的手背按住”，便把这个“一家大水泥公司的经理”“拘到跟前来”了。不久，“一把扁钻从徐壮图的前胸刺穿到后胸。”表面上看，白先勇一再强调的是尹雪艳八字太大，带有重煞，一般人克制不了，必要受其祸害。白先勇八字一说，只是一个幌子。白先勇在写徐太太与其干妈吴家阿婆这一段里，说得再明白不过：“老师父的法力并没有能够拯救徐壮图。”人的出生年月，只是偶然，这偶然里不会隐藏神秘的必然，所谓八字相克，“冲犯了东西”，都是骗人的鬼话。白先勇先反复地书写八字的重煞，然后轻轻一笔破除“迷信”，就是为了突出尹雪艳身上“非人”的品行。 请不要被尹雪艳那“浅浅”的笑迷惑，不要以为她如“三月的微风”般暖暖的。尹雪艳其实是冰冷的，而且愈来愈冷。在上海，王贵生“下狱枪毙的那一天”，尹雪艳还“在百乐门停了一宵，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到了台北，因洪处长“连个闲职也没捞上”，尹雪艳便离开了洪处长，“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而在徐壮图祭悼会的当晚，“尹雪艳的公馆里又成上了牌局”，更为甚者，“有些牌搭子是白天在徐壮图祭悼会后约好的。”陶渊明诗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可以理解。但尹雪艳在与其的肌肤之亲的男人落魄后、死后的作派，别说当事人，就是局外人，不周身寒彻都不可能。这，不也是在彰显尹雪艳的“非人”性格吗？ 而最能尹雪艳展示“非人”特质的，是小说里一段“双关”意味浓郁的描写：“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圏，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尹雪艳，哪里是在看客人们打牌？尹雪艳，哪里还是食着人间烟火的交际花？她，依着“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浅浅地笑着”，散发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发上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地抖动着”，“一对银耳坠子吊在她乌黑的发脚下来回地浪荡着”，永远着。 尹雪艳身上的“非人”特征，或许就是白先勇隐藏在小说里的意象。这个意象，仿佛上帝，高高在上，看透人世纷乱人性之恶；仿佛死神，冷酷冰凉，带走敢于“冒犯”她的一切；仿佛幽灵，来无影去无踪紧跟着你，一不小心就把你带入她的冰凉。岁月倏忽，繁华不在，欲壑难填，只是《永远的尹雪艳》的表层。永远的尹雪艳，也是永恒的尹雪艳。在这满含嘲讽意味的表层之下，是强大得谁也躲避不了的生命的无常，死亡的必然。而永恒的尹雪艳，就是“无常”，就是“必然”。
三 白先勇在《台北人》书前引录刘禹锡的《乌衣巷》，可以看着是对《台北人》所有小说主旨的提示。欧阳子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视角，一个是‘过去’一个‘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着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面‘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的确，这种今昔对比，在《台北人》中一再重现，屡屡可见。 但单从主角来分析，《永远的尹雪艳》却是一个例外。 上海的尹雪艳，台北的尹雪艳，都是永远的尹雪艳。她“总也不老”，“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她的客厅里，“整个夏天”，“都细细地透着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她不因时势巨变而改变一丝一毫。她风华绝代，风姿绰约。她一笑而倾城，再笑而倾国，倾倒众生。把那些上海的、从上海流落至台北的旧雨新知、董事经理一体“拘”到自己的石榴裙下，看着他们在欲望里生生死死，将一出“梦里不知身是客”唱得婉转动人。“天上人间”的余音，不但三日还清清楚楚，而且绕过去又绕回来，永不断绝，回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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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9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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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9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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