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巴金:《孔老二的罪恶一生》

微风轻拂 · 发表于 2008-10-20 20:18

　　春秋时代，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如火如荼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猛烈冲击着奴隶制统治的基础；失败的奴隶主阶级，千方百计企图恢复自己失去的“天堂”。孔子一开始念念不忘自己是奴隶主贵族的后代，他从小迷恋贵族老爷的生活，喜欢用小碗小盘做祭。从十五岁起，孔老二就下死劲学习周朝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学习奴隶主贵族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梦想将来出人头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孔丘十九岁成婚，第二年生了个儿子。鲁国国君昭公特地送来一条鲤鱼作贺礼，孔老二受宠若惊，给儿子起名叫孔鲤，巴望他有朝一日重振家业，光宗耀祖。孔丘一心要复辟，一心想当官。到了二十六、七岁，总算来了机会，当了个“乘田”，职务是管牛羊；后来又当“委吏”，就是仓库会计。孔老二不嫌官小，干得很卖劲。他要为今后向上爬，打下个基础。

　　孔丘三十岁左右开办私塾，广收门徒。他严格规定招生的阶级界限，当时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根本无权入学；他向学生勒索学费，谁要来报名，他就伸手说：“你能交纳十条腊肉做见面礼，我才肯教。” 能在杏坛听孔老二讲学的，都是贵族、当官人家的子弟。孔老二利用讲学，聚徒结党，培植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他压根儿不是什么“全民教育家”。春秋末期，各地经常爆发奴隶起义。有一次，郑国奴隶大暴动，夺占禁地萑苻，统治阶级万分惊慌。孔老二对奴隶造反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竭力主张镇压。

　　郑国的奴隶主贵族残酷镇压这次暴动，杀害了所有起义的奴隶。孔老二大声喊好，叫嚷什么：“对奴隶太宽大，他们就要造反；只有严厉镇压，才能斩草除根！”杀气腾腾，充分暴露了他反对革命的狰狞嘴脸。

　　孔老二到了每个国家大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君王要象君王的样子，臣子要象臣子的样子，这样才能维持奴隶主统治的旧秩序。他把这一套道理叫作“正名”。但那时，新型的地主阶级不会听他那一套，他只好开坛授课，妄想由他的弟子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讲坛上，孔老二总是满口“仁义道德”。一次，有人跑来问孔丘：“我有个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老二冲着他说：“我认为，老子偷羊儿子隐瞒，这才称得上为人正直！”  原来在孔老二心目中，互相包庇就是“仁义道德”。学生们听不下去，旷课的越来越多，有时跑得只剩颜渊一个人。颜渊是孔丘的得意门生，他告诉孔丘：有个叫少正卯的也在办学堂，讲的是革新道理，把同学都吸引去了。

　　少正卯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思想上的代表，常和奴隶制代言人孔丘唱对台戏，他公开宣称：“有人死抱住西周奴隶制不放，想复古开倒车，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孔老二对少正卯恨得直咬牙，可一时也没什么办法。

　　公元前513年，晋国的革新派，把限制奴隶主权益的法律条文刻在铁鼎上，公布于众。这一来，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受到了限制和打击。“铸刑鼎”也震动了鲁国社会，孔老二的学生议论纷纷。

　　孔老二对这事大加反对，气呼呼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晋国铸刑鼎，岂不要闹得贵贱不分、国家不象国家的样子了吗！”他忙着把三五成群的学生驱散。

　　当个教师，孔老二觉得很不得志。他懂得，要搞复辟就得手中有权，因此动不动官迷心窍地问学生：“一个君子能一天没有官职吗？”学生回答：“不能。”孔老二连连点头：“我三个月做不到官，心里便惶惶不安。” 孔老二要学生们记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还胡说什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奴隶主是天生聪明的上等人，奴隶是下等的愚民，永远不能改变。他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天才论，把这些黑货作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

　　然而，五十岁以后，孔老二突然爬上了鲁国的政治舞台。以鲁定公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在鲁国重握大权，重用孔丘为鲁中都宰（主管首都的行政官），后来又把他升为掌管工程的司空、掌管司法的司寇，并代理宰相职务。    孔老二上台后，立即为维护奴隶制干了两件事。首先，他向鲁定公献计：“照老规矩，当大夫的不得私自建筑都城。如今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在费都、成都、郈都各霸一方，乃是心腹大患，非把三都摧毁不可！”    毁三都就是镇压新兴地主阶级，鲁定公当然很赞成。孔老二便发兵毁了郈都，又攻毁了费都。成都比较坚固，孟孙氏和家臣们决心抵抗，鲁兵攻了几个月攻不下来，只得作罢。

　　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被暂时削弱了，孔丘接着就把革新派人士少正卯逮捕，捏造了五大罪状：一、通古今之变，是个危险分子；二、不走正道，实行革新；三、花言巧语，鼓吹革新道理；四、丑化奴隶制；五、宣扬反对奴隶制的理由。    孔老二专横地认为，少正卯每一条罪状都可以杀头。他凶相毕露，终于以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的罪名把少正卯处死，并将尸体示众三天，以此威吓革新派人士。这是垂死的奴隶主贵族对新兴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新兴的封建社会势力，决不会容忍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他们用离间计，使热衷吃喝玩乐的鲁定公整天沉醉在歌舞中，对孔丘十分冷淡。    孔老二预感到前景不妙，试探着向鲁定公提出辞职。  定公并无挽留的意思。五十五岁的孔老二只得带上一帮学生离开鲁国，梦想到其它国家去兜售复辟黑货。临行，他想起子路有个近亲是卫国国君的宠臣，可以拉拉关系，便决定先去卫国。孔老二百般钻营，见到了卫灵公，又把“君君臣臣”、“克己复礼”、“兴灭国，断绝世，举逸民”等一整套复辟主张推销一番。卫灵公答应按鲁国的标准给他吃用。    卫国新兴地主势力对孔老二早有戒备，他们警告卫灵公：孔老二随身带着一帮人，万一他们搞阴谋，可不好办！灵公不得不防，派心腹监视孔丘。孔老二进进出出，这个人都跟着。    孔丘受不了这个罪，住不数月，就和学生们匆匆离开卫国。    刚走到卫国边境匡城（今河南长垣），冷不防，路两边杀出几百个农民，把他们团团围住。这些农民是刚从奴隶制枷锁挣脱出来的，他们知道孔老二到处乱窜，目的就是要复辟奴隶制，让奴隶主贵族重新骑在他们头上，所以非要杀死孔老二不可。孔丘那班学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束手无策。    匡城的农民把孔丘一伙包围了五天，不许他们走动。孔老二躲在车子里自吹自擂：“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人。如果老天要毁灭文化，我就完啦；如果老天不要毁灭文化，匡人能拿我怎么样！”他又搬出“天命”论给同伙打气。最后，孔老二耍花招，让学生出面向农民苦苦哀求，这才解了围。    他们一伙七零八落地来到黄河边，正想渡河到晋国去，忽听得晋国当权的赵简子杀了两个旧贵族，孔老二吓慌了，不敢入晋。他怅然望着滚滚东流的浊浪，长叹一声：“天哪！我不能过黄河，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吧！” 没有别的出路，孔老二只得厚着脸皮折回卫国。卫灵公讨厌他又来吃闲饭，有一次故意问他：“你说说，该怎么打仗？”孔老二说：“我不会打仗，我只会行礼。”灵公不睬孔丘，顾自抬头看着天上飞过的大雁，弄得孔老二非常尴尬。    在卫国再也立不住脚，孔老二不愉快地来到宋国境内。这天，他正和学生们歇在一棵大树底下，叫大伙演习“周礼”。突然，有一群人蜂拥而上，为首那个正是宋国的司马（掌管军政兵赋），名叫桓魋.桓魋是宋国的新兴地主，十分痛恨孔老二这个奴隶主的忠实奴才。他叫人砍掉大树，还扬言要杀掉孔丘。孔老二嘴硬腿软，一面嘟嘟囔囔：“我是有天才的，不怕他杀我。”一面拔脚溜之大吉。

　　这以后，孔老二又去了陈国、蔡国、楚国……，但到处“天下大乱”，他那套“克己复礼”、倒行逆施的复辟主张，根本没有市场。孔老二声嘶力竭地吹嘘：“谁重用我，一年内给他成绩看！”可谁也不相信他的牛皮。在陈、蔡交界处，孔老二被当地新兴地主包围在郊外，几天吃不上饭，有些学生还病倒了。孔老二问学生：“我不是老虎，也不是野牛，如今流落荒野，是什么理由？”子贡说：“老师的主张，世上行不通。”孔老二听了大发脾气。毕竟是得意门生颜渊说得好听：“我们有好主张，各国当权者不实行，这是他们的耻辱。他们不睬我们，更显得我们伟大！”孔丘连声称赞：“说得好，颜家小子！如果你有钱，我一定给你当帐房先生！”

　　周游列国多年，到头来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势必落个可耻下场！    转眼又是几个寒暑。到处碰壁的孔老二，突然打听到在鲁国执政的季康子很重用他的学生冉求，便得意地手舞足蹈起来：“有回国希望啦！有回国希望啦！我的学生有的是本领呵，还怕抓不到权？”他决定马上回鲁国。公元前484年，顽固地为复辟奴隶制东奔西窜的孔老二，已经六十八岁了。他终于在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坐着破马车，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乡鲁国都城（今山东曲阜）。

　　顽固不化的孔老二，人老心不死。他对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实权派一百个看不顺眼。季康子要改革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实行田赋制度。孔老二把这些新生事物一概污蔑为“天下无道”，死命反对。本来，孔老二满想通过冉求实现复辟奴隶制的美梦。谁知冉求不听他的话，尽帮着康子搞革新，打击旧贵族。孔老二大发雷霆，煽动学生说：“冉求这小子不是我的门徒，大家给我敲着鼓狠狠地去揍他一顿！”

　　除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奴隶制教育外，孔老二还借编写历史典籍为名，大肆篡改历史，为复辟奴隶制记下一笔笔帐。这本历史变天帐取名《春秋》，内容百般美化奴隶主，斥骂新兴地主，宣扬开倒车的反动历史观。

　　孔老二支撑着老朽不堪的身体修订完《春秋》，已经七十岁了。他那些学生，死的死，散的散，身边剩下没几个人。老头儿反复地唠叨：“我的理想完啦！我的理想完啦！没人了解我呀，真是天知道！”  公元前479年春天，在孔家店的阴暗角落里，七十三岁的孔老二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天清晨，他挣扎着起床，昏昏沉沉地拄着拐杖倚在门口。大地阳光普照，他却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七天以后，孔老二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进了棺材。他那复辟奴隶制的迷梦，被新兴封建社会制替代没落奴隶社会制的滚滚历史车轮，辗得粉碎。    孔老二留下的，除了历史变天帐《春秋》外，还有门徒编篡的孔丘反动言论集《论语》。    后来，古今中外的反动统治阶级，就把这些黑货当作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把孔丘吹捧为“圣人”。其实，孔老二是个十足的反革命老顽固。

　　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从来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是批孔的主力军。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斗争，从陈胜、吴广一直到太平天国，都猛烈冲击了这个被反动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老二，以及他的反动思想体系。他们对孔老二的批判，一次比一次更勇敢、更深刻；他们这种反孔的革命精神，在我国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永远放射出不朽的光芒。

---------------------------------------------------------------------------------------------------------------

　可以打倒孔家店，不能打倒孔夫子

　　易中天/文

　　经济观察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一场PK.易中天：我称之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场奥林匹克，也可以把它比喻为“铁匠铺”。一个民族的思想、灵魂、智慧是需要锤炼的，就像打铁一样，需要反复锤炼，不能说哪一榔头是对的，别的榔头打得都不对，其实都对。儒墨道法四家，都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都应该继承，当然是抽象继承。

　　经济观察报：这四家，是中华文化里面最具原创力的东西。

　　易中天：对。此后两千多年思想文化史的格局，那时候已经奠定了。这是轴心时代思想的共性。“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著名命题，他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经济观察报：“轴心时代”的中国，也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时期，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格局，中国的思想文化地图就是那时候画出来的，从此不再有原创性的东西，也不可能再有这样一场盛宴。

　　易中天：那是千古的绝响，但是留下来的东西确实值得一再品读、回味。套用尼采的比喻，先秦诸子的思想就像一口永不枯竭的泉，只要把水桶放下去总能打到水。他们是永不枯竭的泉水，是中华文化的源泉所在。

　　经济观察报：那么，为什么在先秦时代会有这样的思想盛况？

　　易中天：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心智的成熟。民族成熟了，已经到了青春期，是生命活力迸发的时候。第二，是社会的剧变。那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回答、必须回答。第三，是士人的崛起。就是出现了思想家的阶层。如果没有民间思想家的出现，如果都是官学，就不可能有这场大PK，不可能有这场盛宴。

　　经济观察报：我注意到，你似乎更多的强调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继承，而没有没讲到对它们的批判。先秦诸子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中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影响了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文化中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来自先秦诸子。

　　易中天：对后世产生副作用的首要原因是“独尊”。比如儒家学说，首先的问题不是儒术有什么问题，而在于它被“独尊”了。将思想定于一尊，用一种学说强行统一人们的思想，影响非常坏。原来互相辩论，思想是良性的，是活的，一旦从民间进入庙堂，被供起来，就成了死水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后来者的问题，不是先秦诸子之过。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坏。

　　经济观察报：独尊儒术，就把活水搞没了，因为不准PK了，不准争了，有的甚至被打入地下党了，不合法了。

　　易中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有什么问题，问题关键在于后人怎么对待，怎么样总结它，怎么样批判地继承它。所以今天要正确对待。

　　经济观察报：所以最重要的并不是打倒孔夫子，而是打倒开孔家店的。

　　易中天：我的观点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并没有错。应该打倒孔家店，但不能打倒孔夫子。孔夫子很伟大，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全人类认同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况孔家店也不是孔夫子开的，是后人打着他老人家旗号开的，其中难免“假冒伪劣”和“走私贩毒”。当然，孔家店的首要问题，也不是“店”里的“货”都不好，也有“好货”。坏就坏在“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应该依据《反垄断法》进行处理。只要允许墨家、道家、法家等等都开店，我看孔家店也可以开，只不过我们得“识货”才行。自己“不识货”，就怪不得孔夫子。他老人家，哪里顾得了身后那么多事？我感叹孔子的命运，写了一首诗——非佛非仙也不癫，圣人原本食人间。

　　后儒要吃冷猪肉，便设神龛算酒钱。

　　（全文完）

微风轻拂 · 发表于 2008-10-20 20:19

　　公式主义者

　　（巴金）

　　“抗战的八股文，读得太多了，渐渐地叫人讨厌起来。”这是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的话。其实向我发表过这种的意见的人不只他一人。

　　我前些时候买到一批内地出版的刊物，约有七八种，我把它们全都从头到尾地翻阅过了。结果我觉得只读了一篇文章。起初我很惊奇，我禁不住要责备自己的鲁钝；后来我才恍然明白；那许多文章有着差不多的内容。到这时我才相信那朋友的话是有道理的。

　　公式文章是这样写的：——头一段述日本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野心，与夫积弱的中国如何受强邻侵略而忍辱偷生；第二段述中国由发奋图强而至发动抗战，引起全世界的尊敬；第三段述抗战的各阶段；第四段述日本帝国的即来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崩溃；最后的结论是“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写这种公式文章的人自然和我上次说的“最后胜利主义者”是一类。不过，这中间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我那位朋友的朋友真是准备着死守武汉。而写那些公式文章的人却早已连人带刊物地一起搬到重庆或昆明去了。他们似乎是用搬家来对付×人，以后也许会再搬到巴安或拉萨去坐等最后的胜利。

　　倘使单靠“坐等”的话，那么谁也不会看到最后胜利了。

　　幸而我们这民族里面还有着不少知道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而且用热血去和侵略者相拚的人，所以最后胜利的希望还悬挂在我们的前面。但这和我们那些公式主义者是无关的。我把专门写上面那种公式文章的人称为公式主义者，以别于“最后胜利主义者”。

　　“公式主义者”不像“胜利主义者”那样糊里糊涂地相信着一两个口号。他们的特长是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叫人相信的话。他们常常用自己的行动来推翻自己的主张。所以，最先从武汉撤退的便是高叫保卫大武汉叫得最响的人，正如上海沦陷后仓皇地逃走的人就是那些慷慨激昂高唱上海必守论的民众领袖。他们写出来的是一般人承认的公式，他们所顾念的却是自己切身的利益。别人都愿意听那样的话，别人都说惯了那样的话，自己照样地说一遍，没有什么不可以。反正话是好听的。说过写过之后似乎责任已尽，他们回到家里仔细一想，又觉得胜利渺茫，一听到不好的消息，便以走为上策。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又开始这公式主义的生涯，再叫出保卫这地方的口号，鼓动民众做保卫的工作，但等到这地方真该保卫时，他们又会首先搬到更远的地方去。

　　从这种事实看来，我觉得要是单靠公式主义者的笔和口来争取最后胜利，这胜利的确是很渺茫的。但这也并不是说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单靠军事的力量。我上次便说过近代战争的决胜点并不单在战场。政治机构的改革，和有计划的动员民众，是抗战的老鹰的翅膀。没有翅膀老鹰便飞不起来，这是谁也知道的事实。然而现在一般人都要老鹰不用翅膀飞。最后胜利主义者和公式主义者便是这类人的代表。

　　我们现在都喜欢谈西班牙。玛德里的保卫更被人常常当作奇迹似地讲起。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在那边战争和革命同时进行。西班牙叛军不能成功，只是因为在政府军方面民众动员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革命”逐渐在生长。西班牙政府是用了志愿兵来和叛军作战的；保卫着玛德里的也是从前并未受过军事训练的西班牙的民众。但玛德里的保卫战已经支持了将近两年了。

　　我们的壮丁被留在沦陷区给人活埋，我们的民众被迫给人服役（筑路，筑工事，运输东西）。这正是我们不会运用自己的力量的过失。不能因此就抹煞了那巨大的民众的力量。要将这力量组织起来，在必需的场合使用它，我们过去的政治的机构是不行的。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着大的改革，事实上已经有部分的改革实现了。

　　从这里我们便明白：笼统地说一句“抗战第一”，其实等于不说，因为意义太含糊了。我们应该叫出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这两者是应该同时进行的。从前的革命家说过，“要民众饿起肚皮革命是不行的。”同样我也以为要人保卫一个东西，必须让他知道这东西是值得保卫的。倘使叫一些人流血，而让另一些得利，像目前这样地一些人为抗战牺牲生命，在抗战中受苦，而别一些人却借抗战发了财（在抗战中获利的人是不少的），倘令这种状态永久存在下去，则最后胜利属不属于“我”都有问题了。这一点甚至在前线浴血苦战的军人也感到了的。而且他们已经吃了这个的亏。所以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感到动员民众的必要。而在后方作文的人倒糊涂起来了，因为他们离战争太远，他们看战争和看西班牙战争影片没有两样。

　　“惩治贪污”的口号也不是从公式主义者口中发生来的，但它却非常适应着目前的需要，而且已经开始实行了。“贪污”和“腐败”常常阻止民众参加抗战。所谓“不准抗战”，并不是一句笑话，在内地的确有些当权者不准人民做抗战的工作。其实不仅在内地，便是在上海，南市的两万石米怎样会落到×人的手里，许多小工厂怎样不能从苏州河北岸搬出来，而必须化成灰烬，这些惨痛的事实差不多每个上海的同胞都会含恨切齿地告诉你们。

　　产生贪污与腐败的政治机构不改革，剥削民众的设施不终止，减削自己力量的事实一再发生，那么便是军事的胜利也还不能保持，最后胜利更不会到来了。

　　最后胜利是大众的。倘使这目标不能得着大众一致的拥护，则最后胜利便不会到来。我们要全体人民一致地拥护这个目标，必须向他们保证最后胜利会带来普遍的大众的幸福。

　　第一，腐败与贪污的事实便须永远根绝。

　　“活不了啦，我老到了六十岁，先生，你看，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不是匪，要砍头！而且每回每回一有军队过路，就排家排户的派粮食。你们这回也一样。他是得了一大笔钱了的。我们哩一个烂眼钱也见不着！”

　　这是小县里一个“老掌柜”对联合大学学生们说的话。

　　“那爬满了一条条皱纹的脸颊上隐藏着一层深深的忧郁”（借用向长清先生的话）。这忧郁是内地无数安分小百姓的普遍的忧郁。这是抗战前途的绊脚石，它们倒是十分可怕的东西。我们要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将这些绊脚石搬开。否则一味空谈最后胜利，简直是在睁起眼睛做梦。

　　这只是一端。各方面都应改革，我们不能一一举例。至于伍特丽女士在最近一篇演说里所指出的前方救护不完备，这方面的改革更是十分迫切的了。

　　这里还未说到民众动员的事。

　　然而这一切都是公式主义者所没有谈到，或者不想谈到的。

　　（原载１９３９年３月１日《宇宙风》乙刊第一期）

微风轻拂 · 发表于 2008-10-20 20:20

巴老的两篇文章，很耐人寻味！

一水 · 发表于 2008-10-20 21:44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