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同声”话王莽

水如空

“群臣同声”话王莽

　　
　　白居易《放言》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将周公和王莽并称，其实是不大合适的，因为周公是辅佐周成王治国安邦并且建立礼乐制度的千古圣人，而王莽不过是一个虚伪狡诈善于沽名钓誉的奸臣，并最终的篡夺了汉朝的江山。而如果只从他们前期的表现来看，周公的恐惧可是真实的，是发自内心的。据说《诗经》中的《鸱鸮》就是周公所作，从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觉到周公面对流言时深深的忧惧。而王莽的谦恭则是装给人看的，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大程度上实现他的政治野心。
　　
　　不过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白居易可不是第一人。就在王莽生活的时代，就在王莽重登大司马位置、并迅速成为朝庭炙手可热的权臣的时候，朝中大臣们就不约而同地将他比做周公，并且上书当时实际掌握国家政权的太皇太后，说当年周公姬旦以大周朝的国号为封号，王莽才德功业堪比周公，也应该照样子封他为“安汉公”才是。结果大臣们的这一要求很快就成为现实。
　　
　　在这段时间内，王莽的确是很“谦恭”的。无论他做大司马，还是做安汉公，都是一样的谨小慎微、谦虚自律。他表现得如此出色，古往今来倒真是没有几个人能与其相比。
　　
　　比如说，就在太皇太后下诏，要封他做安汉公、并且增加封户的时候，他却偏偏“上书因让数四，称病不起”，无论如何就是不肯接受。直到太皇太后加封了其他大臣，并给他一再施加压力，他才免强接受了“太傅、安汉公”的称号，但是却坚决推掉了增加的封户，并表示“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
　　
　　比如说，青州遭受干旱、蝗虫等自然灾害，百姓流离失所，王莽得知，竟然上书，愿意“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水旱，莽则素食。”以至于太皇太后都怕他身体扛不住，要亲自过问，劝他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比如说，王莽的二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家奴，这在那个时代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事儿，可是王莽却丝毫不念父子之情，非要严格执法，“切责（王）获，令自杀。”才算完事儿。
　　
　　再比如说，在大臣们一致上书推选求王莽的女儿当皇后的时候，他竟然“遣长史以下分部晓止公卿及诸生”，不让他们推荐。后来，“上书者愈甚”，实在控制不住了，而且太皇太后也点头表示同意，他才终于勉强答应，同时却又表示要“辞让聘金，只受六千三百万，而以其四千三百万分予于一滕及九族贫者。”
　　
　　如此等等，类似的事情在王莽身上多得不计其数。
　　
　　如果只看这些表现，我们大可以认为，王莽真的是一个不恋权贵、不贪财帛、洁身自好、不循私情的好领导。所以，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无论是皇宫内苑，还是朝堂之上，都是众口一词，盛赞王莽，认为他“功德比周公”，简直就是一个才能与道德上的完人。人们如此盛赞王莽，甚至达到了“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的程度，而且“诸侯王公、列侯、宗室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以这样的人气，还有谁会怀疑他不是大汉朝的第一功臣呢？所以就连白居易也说：“倘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就在大臣们众口一词、交口称赞王莽的时候，从大司农孙宝的嘴里却发出了一丝质疑的声音。孙宝认为：即使如当年辅佐周成王的“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可是他们之间竟然也有不能和谐相处的时候，这在《尚书》里就有明确的记载。时下明明“风雨未时，百姓不足。”根本算不上什么太平盛世，可是一旦朝中有了什么事情却总是“群臣同声”，没有反对意见，这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恐怕事实根本就不是像人们看到的那么美好，这里边应该另有内情才是。
　　
　　孙宝就如《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子，一语点出了事实的真象。其实，大臣们谁都不是傻子，他们人人都是心知肚明，只是没有胆量没有勇气说出真话罢了。所以孙宝此言一出，“群臣皆失色”——他们不但没有说出真相的勇气，甚至连听一听都感觉害怕了。
　　
　　后来的历史验证了孙宝的判断，“群臣同声”盛赞的王莽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大司马、什么安汉公，甚至连“假皇帝”的地位都满足不了他的狼子野心，没过多久，他终于露出本来面目，一举篡夺了大汉朝的江山，当上了大新朝的皇帝。
　　
　　看来，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件事，如果人们口径完全一致而没有反对意见，大概这里边就一定有些问题。道理很简单，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无论哪一个帝王，哪一级官员，哪一项政策，哪一级政府，都不可能将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周到，更不可能将所有人的利益完全调整均衡。所以，就一定会有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声音出现，这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其实，在王莽篡位之前的当政时期，并不是真的没有一点儿反对的声音的，上面所举的孙宝就是一例。可是就是这位敢说真话的大司农孙宝，很快就在王莽的策划下落得个“坐免”的下场。而其他有识之士也会都看出了王莽的狼子野心，纷纷上书辞职，以离开政治斗争的中心，免遭迫害。这其中，就有前后任两位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人。而南昌尉梅福为了躲避王莽，甚至“一朝弃妻子去，不知所之。”至于其他反对王莽却不知明哲保身的大臣们，则无一例外地遭到政治迫害，大多做了刀下之鬼。
　　
　　看来，所谓的“群臣同声”不过只是一种假象，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只是这种声音被打压下去，不愿、不能、或不敢说出口罢了。尽管王莽以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儿，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光环，创造了统治集团内部空前团结、领导意见高度统一的“和谐”的表象，然而事实证明，当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而没有反对意见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只不过是极权统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而权力一旦到了没有制约的极致，就如同没有堤坝的洪水，泛滥成灾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试看王莽的后来，就是这位“群臣同声”认为“德比周公”的“安汉公”，不但没有“安汉”，反而很快就走上了“覆汉”的道路，引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可不为后人戒乎？（水如空）
　　

杨盈川

　　在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 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 ，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 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刮回来。要是 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
　　在奴婢的地位与马牛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贵戚高官的儿子杀死一 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能不感激他 ，称颂他？而王莽的儿子的确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至于他揭发 淳于长，虽然不能保证他没有个人野心，但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事后又没有任何 人出来翻案。相反，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都是 货真价实的。
　　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何况是处 在一个腐烂透顶的社会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要说这是作假，如果政治家都 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
　　王莽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议，使贵族、官吏以至 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王莽救 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 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住宅，从全国征集数千有本领 的人和各类学者，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要知道，其中多数人本来绝不会有 施展才能的机会，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 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只靠刘 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 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 ，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
　　如果王莽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 经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 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往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 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 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 在他当了新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 皇帝以后。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 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主义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 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 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 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如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身领退休金、给 学者造住宅、扩大选官范围、取消吏民自备服兵役的物资、建造大量公共建筑等 ，没有一样是不需要大量的、经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财政收入正常的情况下， 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体制如何承担得了？这些利益 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 上会变为反对者。像那些潦倒各地的知识分子，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兴高 采烈，把王莽当作再世周公、当代圣君。但不久就开始欠薪水了，预先答应的住 宅却始终在图纸上，既没有学生来学也没有事好干，而新的教授还在不断增加， 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陆续出台，他们就会把王莽当骗子。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 、阶层也会如此。到那时，他们就会怀念曾经咒诅过的汉朝，怀念那时并不幸福 的生活，形成所谓"人心思汉"的舆论。
　　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 、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 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王侯官 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 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 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颐。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清楚，自己该依靠谁抑 制谁，王莽却不明白。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 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 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每个不 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 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 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 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 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 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 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 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 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 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侥幸分到土地的人 心里也不踏实，因为这是"王田"，不属于自己。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 会绘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 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 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 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 在始建国二年（公元十年）下诏实行五均六。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 、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 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 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 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 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 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 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订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 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 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 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 断性经营。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 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 。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人，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 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二百八十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 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 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 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 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门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由于王莽定下了过高的目标，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 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 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 "。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 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
　　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 ，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族首领的 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 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 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 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 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王莽泥古不化，－切都要符合古义，惭复古代的面貌。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 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 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 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 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可以想像，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 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 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在上台前曾刻意当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 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但这不会妨碍别人，也不损害 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能赢得一片赞扬。当他执了政以后依然故我，情况就不同了 。一方面，王莽会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 如"市无二贾（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由于实 际根本做不到，只能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迫使臣下仿效，但这样高的 要求没有人受得了，除了少数人能以两面手段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 离心离德。例如，王莽为救济灾民带头捐资，大臣自然会纷纷响应，但乐意这样 做的人肯定不会多。
　　天时对王莽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 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 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 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 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十月初一，响应更始政权的军队入长安城，攻至 宫门。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 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 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将士全部战 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 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 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王莽的尸体立即被争夺的士兵支解。不过这主要还是为了 争功领赏，当年项羽自杀后尸体也是这样被汉军抢夺分割的。几天后，王莽的头 被挂在南阳宛县市上，这里是更始帝的驻地，也是西汉宗族的重要基地，当地" 百姓"纷纷向头上掷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头吃了。
　　王莽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 他同归于尽，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 　

水如空

多谢回复！多谢贴来这么详尽的资料。
也许你的资料里的内容是更真实的，我开头所引的有些问题。
这里只讨论一点：无论王莽个人表现如何，怎样家破人亡，但在那个时代，恐怕没有比“谋逆”更大的罪了，所谓的乱臣贼子也就是指他这样的人了。所以，只要他夺取了汉朝江山，不妨可以认为他的那些表现都是装出来的。
当然，本文要讨论的也不是这个问题……

shen1029

当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而没有反对意见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只不过是极权统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而权力一旦到了没有制约的极致，就如同没有堤坝的洪水，泛滥成灾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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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学习了，问好！

唐蒙他爹

问候您！学习中……

一水

学习主题贴很跟帖。

问候如空。

lqm407

　　文章分析不错。
　　我总觉得，王莽的野心也是一步一步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就象当代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一样，开始可以还是比较好的，后来随着权位的上升而产生了野心，有了更大的阴谋。　
　　也许，开头的王莽是真实的，后来的王莽也是真实的。这中间有个野心膨胀的过程。是权力使他变质了，变坏了……

微风轻拂

原帖由 水如空 于 2009-5-13 21:13 发表
看来，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件事，如果人们口径完全一致而没有反对意见，大概这里边就一定有些问题。...

很平白的一句话，却有极其深刻，历史确实有时像一团迷雾，需要后人用各种角度来看。

水如空

多谢诸位朋友回复！
细读王莽，还是在读了4版的文章后的事儿。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我只是读到孙宝的一段话才有所感悟，想到了现在选举和表决，总会出现全票，这说明了什么呢……看了孙宝的话，原因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