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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4:39 编辑 <br /><br /> 母亲的鸡食桶
我家的储物间里，有一个锈迹斑斑的老式铁桶，我每次说要卖给收购废品的，母亲总是说：“还是留着吧，我舍不得卖掉，毕竟提了它二十多年啊！”
关于母亲对这个老式铁桶的珍稀之情，我是十分了解的。1979年的春天，父亲到城市里卖香椿时，从省家禽研究所买回20只小雏鸡。据说，这是北京家禽研究所从国外引进繁育的优质家禽新品种，平均每只鸡能在一年365天内产下288个蛋，成年鸡的颜色是纯白色，所以定名为京白288。母亲望着这些唧唧叫着，像一团黄绒球在地上来回滚动的小雏鸡，眼睛里闪动着惊喜的充满了希望的光芒。她找来小米，放到铁锅里，掺上水，在支着的炉子上熬成小米干饭，冷却后，用手掌搓成粉末，撒在平底的碟子里，口里啧啧的唤着雏鸡，教给这些可爱的小东西认食。就这样，母亲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养殖生涯，这一年母亲47岁。
第一年的养殖过程非常成功，20只鸡一只没伤（母亲忌讳说鸡死），鸡蛋出售十分顺利。那时的城市人还不太注重健康营养知识，大多不喜欢吃草鸡蛋，而是爱吃洋鸡蛋，说洋鸡蛋卫生、营养成份高。 第二年开春，母亲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一次购进100只京白雏鸡，母亲让父亲从泉城路新华书店买来养鸡的书籍，戴上奶奶留下的花镜认真学习，这时的母亲已开始花眼。奶奶的花镜有两个小而圆的镜片，我平时是用来在泥土地上把太阳光聚成一个耀眼的斑点，将蚂蚁罩在斑点内玩儿的，母亲透过这两个小而圆的老镜片，知道了育雏、防疫、饲料配比等养鸡常识。母亲本来只是想通过养鸡改变家庭的生活条件，毫无出风头的意思，但她的举动恰恰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社会潮流，并因此惊动了公社和县里，副市长亲自到我家考察母亲的养鸡情况，母亲这位参加过土改的老共产党员，五十年代的章历县人大代表，在经历了漫漫十年的文革之后，又重新走到了时代的前列，成了全村乃至全公社妇女届令人瞩目的人物。母亲到县上去作报告，稿子是在十瓦的钨丝灯泡散发的昏黄的光下，熬了三个通宵写成的。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归来时，兴奋地讲着会上的事，一同作报告的还有一位“半万爷”，这位“半万爷”靠种植果园，并在果园里散养鸡，年收入超过五千元，他辈分又大，因此在村里得绰号“半万爷”。“半万爷”的故事让童年的我惊叹不已，在此之前我从没听说过钱是用“万”来计算的。因为鸡的数量骤增，这一年母亲喂鸡时，盛饲料的器具不能再用舀子，而是换成了我感觉有点沉的铁水桶。
在以后的岁月里，母亲的养鸡事业又有了新发展，使用的鸡食桶一直还是那个铁水桶，不管有多辛苦，她也从不在我们做晚辈的面前喊累，鸡食桶一直由她自己提，她从不让我们正在上学的学生替她，因为大姐、二姐和哥哥参加劳动早，已经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三姐、四姐和我的学业便成了母亲心中的大事。母亲养鸡的收入不仅使全家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还为大姐、二姐置办了体面的嫁妆，为哥哥风风光光地娶了嫂子，母亲说，钱来得不容易，是提着一桶一桶的鸡食换来的，但办公事儿（在农村发嫁姑娘娶媳妇称作办公事儿）时花钱是花在刀刃上了，值！所以她总是慷慨大方的。
排行老六的我娶妻生女后，六十多岁的母亲毅然坚持提着沉甸甸的鸡食桶，但显然已经吃力，我心疼母亲，“逼”她“退休”，在姐姐哥哥的一致坚持下，母亲只好被迫同意。但不久，母亲又作了一个令我们意外的决定：去白云湖教二姐养鸭子。理由是二姐从小没受过几天教育，母亲从心里觉得欠她太多，想帮她脱贫。在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母亲请人在鱼池台面上建起了宽大的养鸭房，托人从遥远的南国买来五千只绍兴鸭苗，母亲终于又有机会提那只沉甸甸的铁桶了，只是鸡食桶变成了鸭食桶。这一次母亲的养殖事业上了规模，每次喂完食后，篱笆门一开，几千只鸭子争先恐后地飞奔入水中，哨子一吹，环池绕行，完全是一幅流动着的画面，颇有点壮观，也难怪日报的摄影记者喜欢拍摄这组镜头。
又是十年后，七十多岁的母亲因一次病倒，我将她接回家中，让她安度晚年，母亲让二姐将那只已经铆了底的鸡食桶送来，放在储物间里。母亲说，看见这个鸡食桶，心里感觉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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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9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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