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an安 于 2018-2-21 06:34 编辑
振双翅以奋飞 文/安 沈括在《续笔谈十一篇》中，记有这样一段话：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封建君主专制，皇权至高无上，而“道理”足以成为皇帝言行的准绳，不违背道理，就是圣君明主，可见道理果然最大，难怪“上屡称善”！沈括记录这段话出于何意，已无从知晓。是觉得俏皮？机智？高明？无奈？还是他知道自己早晚要栽在这“道理”上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留意到这句话的人可不只沈括一个，两宋时期，甚至直至明清，这句“道理最大”被深入挖掘，尽情发挥，赋予无尽的意义，想必精吏干寡学术的赵普若再起于地下，也要自叹弗如了。
那么所说的“道理”是怎样的一番道理呢？王安石《王霸论》中说：“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我们熟知的“仁义礼智信”，在道理面前，孟子加入的那个“是非之心（智）”却大可不必了，愚民更能遵循“道理”。但这样的道理必定泛泛，如何遵循呢？于是“道理”这一抽象概念又被解读为“祖宗之法”，这样皇帝“每事必问道理”也就不难了。如此说来，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乃至下层的墨家、外来的佛家，只要在国家治理中发挥过功用的思想都可以算作“道理”了，皇帝遇事问谁是好？哈哈，这有何难，时人自有一番“道理”！“天下之大，治之在道，四海虽广，治之任心。”可见这道理，虽可使万乘之尊屈于匹夫一言，却也难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譬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道理，“伍尚赴死、刘安杀妻”也有道理，说它有道理就有道理，反之亦然。
为君者尚且奉行的“道理”，为臣民者必然更视为标尺，以至于，几千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于站在道理的角度去评论一个人或一件事，无论这道理有没有道理。培根说：“裸露，无论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不雅观的。”因此啊，但凡长了脑子的人，必然装得有几分道理，而那无理的，必要缠一块儿道理的遮羞布儿才行！可偏就有这么个人，赤裸裸地毫无道理：
沈括，北宋时期学者，我国科学史上之翘楚，11世纪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美学、农业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军事家、外交家。他在各领域的成就，在今天，仍被科学家奉为经典，作为重要指导。朱文鑫先生对他的天文方面、竺可桢先生对他的地理方面、王光祈先生对他的乐律方面、日本学者对他的算学方面、王锦光先生对他的物理学、陈桢先生对他的生物学方面都做过专门的研究，而能够将沈括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研究的人物，至今还没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这样评价沈括：日本的数学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沈括。像沈括这样的人物，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惟有中国出了这一个人。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称沈括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就是这样一颗科学界的明珠，他的著作《梦溪笔谈》在中国却长久的不为世人所知，更别提将他的科学思想运用于实践、发扬光大了。甚至一提到他这个人，直到现在，人们也必然会说上一句：人品不好，为人不咋地。为什么？ 因为他崇尚的不是道理，在别人忙于编织道理的花外套以遮住丑恶灵魂的时候，他却把全部的精力用于探索真理。所以挑起战争开疆拓土致使百姓居无定所者没人非议，勾心斗角踩着万千人的血肉一路攀升者无人非议，吕后把韩信骗入长乐宫中杀死是智慧，刘备占得荆州是谋略，就唯独一个沈括人品不好。为何？只因这样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却活在道理最大的世界里。而他为了真理，得罪了那骑墙的道理。苏轼说他自己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那沈括呢？没有一个细胞合时宜，没有一滴血液合国宜。孤寂得，让人心疼，却毕生孜孜不倦地前行着，超脱得让人敬仰……
为了修治万春圩，他实地进行细致考察，制定可行方案。可是当方案提出后，却遭到满朝阻挠：说什么夏秋汛来临，怕有洪峰汹涌，又说圩西靠近荆山，怕山洪壅塞，竟还有人说圩水下有蛟龙潜伏，怕惊动了！而这些，他都要根据充实的考察结果据理力争，才能最终得以获批施行。惊动蛟龙一说，简直把他推到犯上作乱的境地！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坚持真理，谈何容易！就算是对那些看似有道理者用点儿没道理的手段，我看也不为过。《亮剑》里那李云龙，阴损招一出，怎么大家都拍手称快呢，因为他是英雄。如此说来，在科学的发展史上，沈括何尝不是英雄！圩田试验成功，获得土地一千二百七十顷，土地收入，年收租二十分之三，此外还可发出粟三万斛，钱四万，其他桑麻收入五十多万钱。圩田修建后的第四年，长江洪水泛滥，多处田地受灾，独沈括所修万春圩安然无恙。可是，这样的一项农业、水利设计，却没能引起重视，没能广泛采用，施工单位还在政治斗争中被掌控道理的人惩办了。哪些操纵道理的人，对真理哪有一丁点儿的尊重和敬畏。
这仅是他初出茅庐的一点小作为罢了。为了真理，他违反了多少道理，得罪了多少有道理的人！好吧，你小子有种，我们也不是吃闲饭的，你不是有真理吗，我们让你没道理，只要没道理，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脏水，泼给你！《孽海花》里有句话说：“君相的斧钺威行百年，文人的笔墨威行千年”，因为无论你是谁，死后的名声都掌握在文人史家的笔下。偏偏宋朝是文官的天下，低头不见抬头见，躲不开绕不过。得罪人家，你要么像赵盾一样顶了杀晋灵公的缸儿，要么像崔杼一样见一个杀一个。你杀得过来吗，崔杼就连那史官的几个弟弟都“不能奈何”，你还能拿大宋满朝文臣怎么着？
而中国人偏有这样本事，夸人能夸得光芒万丈，损人能损得一无是处。说孙思邈医术高超吧，说得那穿龙洞都是老龙来找孙思邈看病钻出的洞了，那要说沈括卑俗吧，竟说沈括以朋友之名，骗取苏轼的作品，拿着放大镜夜夜挑反叛的证据……人家沈括拿放大镜是研究小孔呈像呢好不好，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有那么多闲心挑人毛病吗？再说，沈括不仅是科学家，美学造诣也颇深，一个美学家，必然是以欣赏的角度看苏轼的作品，怎么会有意落井下石呢？连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被人改成“望南山”，沈括还要站出来平平反，让他到苏轼的文字里一面发出美的赞叹，一面违背心灵找反叛，按住他的脑袋他能不能干啊？
更何况，乌台事后，苏轼多次提及陷害自己的政敌，但没有一次提到沈括，还珍藏着沈括送给他的自制烟墨，并在烟墨上做铭。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写有这样的文字：“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构造飞语，酝酿百端，必欲致臣于死。先帝初亦不听，而此三人执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狱。”当事人本人都没提沈括参与此事，这是其一。其二，记载沈括落井下石的《元祐补录》是这样写的：“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贴以进，云词皆讪怼。”而沈括察访两浙与苏轼相遇是在1073年到1074年，乌台诗案是在1079年，如果“归则签贴以进”，皇帝的反应未免太慢了些，时间上是有出入的。更何况，《续资治通鉴资料长编》的作者收录这段话时，特意附注，表示存疑，此篇极有可能是伪作。
列夫·托尔斯泰说：“批判一个失宠的人，把别人的错误都算到他头上，这很容易。”而文人天下最讲“道理”的时候，一笔下去就让你“没理”寸步难行，为这个被灌满“道理”的民族世代所不容，此人用心之歹毒，让人不寒而栗。如来佛祖的五指山也就压了孙悟空500年，一个史官寥寥数笔，能压沈括1000年，“成功”的关键在于受害者是苏轼，他满腹才华却几度遭遇罢免流放，他生性豁达，文才震惊当时，享誉后世。时人爱他，后人更爱他，越是爱他，越是觉得害他的人“没道理”！那被灌输了千百年以至于在思想上生根甚至遗传的道理，容不得一粒沙子！所以托尔斯泰笔下会有安娜·卡列尼娜，而鲁迅笔下只会有祥林嫂。
毕竟历史非我亲见，我又怎能一口咬定那是对沈括的诬陷呢！那就再退一步，就算沈括千真万确告发了苏轼吧！我们仔细想一下事情的经过：先自己出马去骗诗，回来自己找问题，打小报告，过后还若无其事地和人家往来。我只想说三个词：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半辈子，谁还不知道给自己的丑恶遮遮羞呢？如此说来，这个在科学领域保持一个儿童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的人，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是很孩子气喽！既如此，更与人品无关了。说他人品不好之前，不妨先看看这个人品不好的人都做了些什么：
熙宁八年（1075），他在亲自考察地形，大量研读资料之后，出使契丹。当契丹宰相提出侵犯宋朝主权的边界划分方法时，他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成功捍卫北宋领土主权。此外沈括深入研究兵法，及时制止郭固附会文献设置的错误阵法，避免一次撼动根本的惨败。对国家之爱，不在言辞，而在行动，在点滴付出。而人品好的那些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契丹宰相提出化黄嵬山和分水岭为界时，他们连这地方是哪都不知道。竟然俩眼儿一抹儿黑（方言：盲目）地代表国家去谈判了！是啊，他们忙啊，忙着讲道理呢，忙着让自己有道理呢！感谢这个人品不好的毫无道理的人吧！若全中国都人品这么不好，那中国的伟大复兴才是有望了。
再说他力排众议修圩田，解决政府收入、百姓温饱；走入群众考察民情，制定征纳钱粮的改革措施，建议减免下户的赋税……对百姓之爱，在于真正深入群众，想百姓所想，解百姓于危难。可惜，措施没等施行，有“道理”者便以依附大臣、越职言事等理由弹劾了他，本为生民、为国家考虑而进言献策，最后只闹个人品不好。
“仁爱，使知识显示尊严。”他“为国家谋富强，为百姓谋幸福”，他不仅是科学家，还是科学尊严的捍卫者，哪怕，任自己的尊严被世人无情践踏，被“道理”所不容。
淳祐九年，吴渊文曰：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内兴起未艾也。其实，所谓“道理”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说的“人文社科”。不同的是人文社科作为一门科学，追求的不是服务于少数人的道理，而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真理。季羡林先生说社会科学是“帅”，技术科学是“兵”。他要强调的是社会科学的地位。我们的“帅”，无疑是强大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成就足以让我们在世界文明面前以此自豪。但是，当社会科学成为政治斗争哲学，缺少对“兵”爱的温润，也就难怪那么多居于世界第一的科学发明不能在这片土地上进一步发展，造福国民了。
可笑的是，昔日那至高无上的道理而今也终于被撼动了，唯独在迂腐的文人脑袋里留点余毒罢了。只是，试问今日的国人，天下何物最大？那脑袋里有余毒的倒还可爱些呢！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确立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再是普通“民兵”，成了特种兵，老A。机灵睿智的赵普若穿越到今天，定不会再说“道理最大”的蠢话。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种在中国的土地里，生长出了变异的“知识改变命运”。是的，中国有太多的人需要改变命运。至于所罗门说的“真理可以买，但不能出售，智慧和知识也是如此。”那和咱们没关系，他不是中国人，哪知道这儿的事儿。总之为了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显性的科技教育被前所未有的重视起来，而隐性的长线的人文社科教育被弃如敝履。
建国后，长达28年的时间，社会科学都不被承认是科学，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都不包含社会科学部门，以至于像季羡林这样的学者，为了给社会科学争一席之地，不得不去论证社会科学不仅作用于精神文明建设，也关系到经济建设的成败，希望社会科学，和经济建设搭上关系。这回“天下什么最大”一目了然了吧！直到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没有恢复院士制度，甚至想恢复还要遇到重重阻力，与一千年前的沈括想搞科学实验一样难了。
当然恢复个院士不能代表什么，几个院士也解决不了放弃了28年的社会科学阵地建设，更解决不了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这只是一种态度，一个侧面罢了。而这种态度，已经不知不觉在国民思想中生根了。企盼“知识改变命运”的家长们，对学校教育的要求就是提高成绩，对下一代的要求就是挤进高校大门。曾经我向一个家长反馈她的女儿把自己的垃圾一而再再而三地悄悄扔在别人的座位上，而她甚至没回应我一下就直接问：“她最近成绩怎么样，上课听讲认真吗？”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教育下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下一代，建设出什么样的未来。一味发展科技，忽略人文素养的提高，其后果无异于让武器掌握在法西斯手里。在踏着科教兴国节拍的同时，对蔡元培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教育思想同样让我向往。
如果说过去我们的“帅”一人独大却又不太称职，那么现在这个不称职的“帅”已经没人放在眼里了，昔日不受待见的“兵”功力见长，却成了乌合之众。我痛心昔日的“兵”被诟病，更痛心今日“帅”的沦陷。恩格斯说，历史发展主要依靠一种合力。愿今日中国，振人文社科与自然科技的双翅以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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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7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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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7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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