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20号]粉笔相随四十年

征文组委会

                  
    读书时我是一个顽皮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中，课前课后乃至于上课时都喜欢搞点小名堂，或戏弄同学，或给老师添点乱子，常弄得同学鸡飞狗跳，惹得老师吹胡子瞪眼。读大学时还少不了耍点小聪明，给老师出点难题，弄得老师一时语塞，下不来台。但在我心里却对老师甚为尊敬，因为自打我上学时起就接受了父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训戒，总把老师当作父亲、母亲看待。因此，尽管我顽皮，但与老师的关系却很亲密，即使今天我到了花甲之年，也仍与健在的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大年初一还少不了给老师电话拜年。

    正是这种情结，使我选择了教书这一职业，并为之奋斗了四十年。

六八年我高中毕业，在文革的洪流中回到了家乡。原想着我也要与父辈一样修地球了，没想到仅过了两个月，大队的原任老师要回本村去任教，大队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就把我推荐到学区，学区点头同意，这样我就当起了民办教师。

    学校虽建起了新校舍，但条件的简陋却令人吃惊：开始时不说没有操场，连时钟、铃铛也没有。至于人员，则校长、教员都由我一肩挑；语文、数学、音乐、图画、体育、自然等所有课程都由我包起来。三十几个学生，五个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由我唱独角戏。复式班别处虽有，但象我这样五个年级一人包揽的却绝无仅有。但即使这样，当我拿起粉笔第一次走进教室，面对三十几个学生时，我还是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那就是我要为人师表，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了，我要担负起教育少年的责任了。

    坐在教室里的三十几个男女少年，平日都是熟面孔，见面时多半喊我哥哥，有的还比我大一辈，就喊我的名字，还有的是邻近张家队、何家队的，说起来也沾亲带故，多喊我一声表哥。从这天起他们对我都改了称呼，一律喊我“老师”，听起来觉得甜甜的。

    学校没有时钟，我只得向邻近叔叔家借了一个；没有铃铛，我权且以哨子代替；窗户没有玻璃，只好买来薄膜钉上。这些都还是小事，最令人头痛的是五个年级挤在一个教室里，这叫人怎么上课呀！上体育、图画、音乐课还好对付，最麻烦的是上语文、数学课。学生的层次不同、教学的内容不一，总不能让学生听你读同样的课文，做同样的数学题吧。怎么办呢？只好把一节课分成五等分，每个年级十分钟，在不同的十分钟里不同的年级做不同的事情。譬如上语文课，一个年级讲课文时，其他年级或是写字，或是默写生词，或是默读课文，或是写作文，反正不能让他们闲着。我心里说：“这不是糊弄学生吗？”可当时就这么一个条件，你又能怎么办呢，只好尽自己的本份吧。我不由得为自己学校的教学质量担心，唯恐学校在全学区垫了底。

    第二年，五年级学生毕业考初中。那时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比例还不高，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我那里共是六个学生毕业，心想着有一两个考上就算没丢脸，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考上了四个，达到了近百分之七十的升学率！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有一次学区老师到二中开会，我碰上原先的一位数学老师，我不无担心地对他说：“肖老师，只怕我送来的学生质量最差吧，还请您多多包涵。”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然对我说：“你的两个学生还是我们这里的尖子，如果他们两个都考不上高中的话，只怕我们这里就要剃光头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一看肖老师一本正经的样子，知道他并非同我开玩笑。听了这话，一方面我对自己的教学与管理多少有了点信心；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叹息，就我校这么个条件，学生还能成为初中的尖子，整个学区的教学质量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也正因为我校的升学率还不错，因此从学生家长到大队领导，再到学区领导都对我比较信任。学校就在本村，都是本乡本土的，抬头、低头都是熟人，有的还是我的长辈，可人们对我却很热情、客气，不少人都称我一声：“老师”。我感到自己虽无骄傲的资本，但至少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至于在我手里毕业的学生，有的升了初中，更有的升了高中，个别的还考上了师范，他们对我就更尊敬了，后来见了面，老远就喊着：“郭老师！”这时，我心里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欣慰。

    两年后，我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推荐上了大学，读了两年中文专业，我又留校任教。我们那一届是清一色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又以六六、六七届居多，我也未想到自己作为最后一届能被看中留校，多少有些诚惶诚恐。我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刚接手上课时，只好加倍的努力。那时的高校百废待兴，图书馆的藏书已被洗劫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也多是一些破破烂烂的无用之物。要备课，几乎是白手起家，只能向老师借书、借资料，讨教如何备课、如何上课，然后反复琢磨、思考，写成教案后再请老教师指点。回到房里后，象得了神经病似的，一个人比比划划，念念有辞，经过反复演练后再上台讲课。好在学生年龄与我相差不多，相互间就象朋友似的，上完课我就询问学生课上得怎么样，那些地方讲错了，或讲的不够好，怎样才能改进，学生也毫不避忌，有什么讲什么。即使意见有些剌耳，我也听得进去。至于我的老师，说的就更直率。有一个老师就对我说：“你平日讲话谈笑风生，很能感染人，为什么一上课就失了本色呢？只怕关键还在于底气不足，讲课放不开呢。”这话虽有点难听，但无疑是一语中的。没办法，我只好加紧练好内功。好在我那时思维灵敏，记忆力特好，接受东西很快，所以能不断地积累新东西，用于改进教学。

     渐渐地，我的教学有了提高，学生的反映也越来越好，领导对我的评价也有了变化，自我感觉也好多了。那时，由于我性格开朗，为人真诚，又能言善道，从中文科到教务处都对我比较信任，不断地给我压担子。开始时让我试着教写作，接下来又让我教古代汉语，到后来，看我对古典文学有着特别的兴趣，又让我改教古代文学。那时学校还未开设历史专业，但教务处领导认为学中文的不懂历史不行，必须给学生开设中国古代史，可一时间又无人愿意接手。教务处长就直接找到我，对我说：“小郭，听你平日的谈吐，你对历史还蛮感兴趣，那你就试着给学生讲讲古代史吧。”一听这话，我不由得睁大了眼睛，说：“哪怎么成啊，我又没有专门学过历史，那能讲得了古代史啊！”可处长说：“没关系，反正是试着来，讲不好也不会怪你。”我一看，推是推不了了，那就试试看吧。于是我东借西借，终于借来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剪伯赞的《中国史纲》、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通读之后，写出提纲，理清中国历史的发展，再提纲契领地分阶段、分王朝讲清主要史实，而主线则是历史的兴亡变化和历史发展的主因、规律、特点。尽管我是怀着颤颤兢兢的心理来开这门课的，但结果反映却还不错，就连湘潭大学筹办历史系时也到我这里来讨要中国史的教学大纲。学校见此情况，又要我开设世界史，这回我再也没有这个勇气了，于是坚决回绝了。

    那时学校还没有单身宿舍，我就住在教学楼的一楼。天天与学生滚在一起，相互就象哥们一样，个别同学连每天的洗脸、涮牙都在我房里。一到课余时间，我那小小的房间就挤满了人，大家天南海北随意交谈。那时粮食定量低，我一个月只有二十九斤，油水又少，根本不够吃。学生知道这一情况，就慷慨地解囊相助，或送餐票给我，或送粮票给我，一个攸县的同学竟然一次就送我八十斤！当时我怎么也不肯接受。可他说：“不错，你是我的老师，可我们之间又是朋友，你如不接受，就是不认我这个朋友，或是瞧不起我。”话说到这一步，我只好接受下来。我摆在桌上的书里时常夹有五斤，十斤粮票，我知道是学生是趁我不注意时放的，我问同学是谁放的，可谁也不承认，没办法，我只好无功而受禄了。

    我平日里为人比较威严，连我们家的一些亲戚都惧我几分，所以即使在文革期间课堂最难管理的时候，只要是我上课，课堂纪律总是不错的。但我还是很有人情味的，我对学生也是很关心的。一旦我知道学生有困难，总会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给予帮忙，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如学生有什么心结解不开，我会象大哥哥一样同他（她）谈心。在学校内，我与学生关系虽好，但似乎总隔着一层，学生对我不敢放肆。一到教育实习，学生才真正觉得我是平易近人的。我与他们一起听课、评课，给他们修改教案，课后一起散步、聊天，玩耍。一个月（或四十天）下来，我与学生之间好得就象家人一样。回到学校，每逢星期天，他们就会来我家打牙祭，连对我的小孩也是“妹妹”长、“妹妹”短的，喊得特别亲切。有的学生毕业后有了小孩，还带着全家专程来我家住上一天。我到外面带实习，或因公出差，碰到我教过的学生，他们总要请我吃饭，临别还要送东西；有时他们还把当地的校友请来聚会，一起合影留念。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特别能感受到从事教育事业的光荣与自豪。

    我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不仅仅满足于在学校工作，而最心仪的是能永远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讲课。记得高校招生由推荐改为统考后，我们这批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教师曾有一段日子很难过，我也担心着有一天会被扫地出门，但我还是在默默地坚持着。我总在想，只要学生认为我是个称职的教师，我就一定要教下去；除非学生认为我不行，要把我轰下讲台。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我先后在湖南师大、北京师大、湘潭大学进修，又于八五年去考华东师大古典文学助教进修班，在助教班文凭不被国家劳动人事部承认后，我又以讲师的身份去考本科函授。我常对自己说：“既然当了高校的教师，我就要当一辈子，决不中途改行！”八四年下期，原湘潭师专进行机构改革，按“四化”要求重新配置干部，新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出来当个科长。我一口回绝，说：“除非学生把我轰下讲台，否则我绝不改行！”就是凭着这种信念，我一路挺过来了，由教专科到教本科，再到教研究生。

    学校由师专升级为本科后，我除了继续本业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外，还为学生开出了多门选修课。如：《楚辞研究》、《中国戏曲史》、《中国散文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化概论》。二零零二年人文学院招收古典文学研究生后，我又成了第一批导师，并给学生讲授《文史名著解题》、《明清小说研究》、《三国演义研究》、《民族文化与中学语文教育》等多门课程。我虽是导师，但我却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底子不厚，手中又无国家级课题，我不想误学生，一连三次分配研究生名单我都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可以给研究生上课，但为了研究生的出路，我还是不当导师为好。”尽管为此我每年少了几千元的指导费，退休时还少了某些优惠，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一辈子最怕别人说：“误人子弟。”

    九五年下期，学校党委要我出来兼系行政，我的态度也很明确：“我只是一个教师，我的心愿就是给学生讲课，别的都不是我所求。”后来领导说：“你是党员，必须服从安排，没有价钱可讲。”我这才勉强在中文系行政岗位上呆了三年。到期后，学校要调我去图书馆当馆长。这次我可对不起了，很干脆地说：“我原本只是一个普通教师，我的愿望就是站一辈子讲台。我可不是行政人员，随你们调来调去，我还是教我的书去！”学校见我这个态度，只好让步，于是我回归自己的本色，继续当一个普通教师。

    去年三月，我年满六十，按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随着退休，我的教书生涯也宣告结束。离开了讲台，离开了学生，我心里的确有一种失落之感，总觉得生活中失去了赖以支撑的东西。开始时，我的确很不习惯，好在手头还有事可做：一是要完成九十万字的《三国人物新传》，二是要为人文学院编写《校友通信录》，不然还真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

    从六八年九月到二零零九年三月，除去读书的两年，差不多教了四十年的书，教学对象从小学生到专科生，再到本科生，最后是研究生，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如加上函授生、自考生、夜大学的学生，我教过的学生称得上成千累万，要说桃李满天下也不为过。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一句，走遍中国到处都有我的学生，虽然他（她）们的成才主要得益于学校，但其中也有我的一份汗水和心血。而看着学生成才，也最能体会到自己从事教育事业的价值与意义。我想，人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还愿意教书，那怕教小学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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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征文组委会 于 2010-4-26 09:38 编辑 ]

笨小暖

四十年的从教经历，想来那浓厚的心血该有多么深刻地印在人生路程之上，散发不朽的光芒！我的父、母、兄也曾一直长期从教，而母亲整整站在讲台四十年，在读这篇字的时候，我的眼前常常出现她的影子，感慨万千。这段经历，注定是要被历史铭记的。很翔实的叙述，丰足的构思，笔触精彩！

曹国魂

这一篇不错。四十年文教生涯造就了一个力争向上，不屈不挠的灵魂，求知的道路上塑造了一个令人敬慕的形象！

敬一兵

记述翔实，笔触缜密，有感有悟，平凡但不平淡。

摇曳风铃

四十年是个不短的时间段,能坚定自己教书育人的信念不变,能拒绝世俗权力的诱惑,坚持做学问,令人敬重.向老师致敬.

黑龙江小龙女

职业生涯路，精彩、感动。
这篇好。

一水

漫长的从教过程，留下太多的感慨。整篇文字情绪饱满，温和的叙述令人读来亲切而敬佩。

问候作者。

房子

　　一生教书生涯，一生甘愿辛苦付出。
　　文章平实中，有着关于教书职业的人生经历，个人体会、认识和成长。一个人有一生的岁月经历一种职业而且“人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还愿意教书”，如此总结，确也构成了精彩的一生。

[ 本帖最后由 房子 于 2010-5-19 23:01 编辑 ]

虹雨映荷

四十年心路历程，造就了一位优秀的教师，让人由衷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