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冷晰子 于 2020-1-20 09:20 编辑
夫君买了黄豆，泡软，并特意于寒冬季节的清晨跑了两趟早市：为来一场和冬季里难寻的萝卜菜的约会。虽然我几次说：“不用刻意找萝卜菜叶，小白菜或者小青菜也是可以的。”他不，他说：“要做就做正宗了。”说他第一次吃的母亲做的菜豆腐就是用萝卜叶做的，且是虫眼遍布的萝卜叶，我调侃：“那你找也要找遍布虫眼的，最好是被小虫子吃得只剩菜茎的。”夫君装得一脸哭相：“我太难了”冬季大棚里的菜，根根水灵鲜嫩，岂非大地随意撒下的种，怎容虫子肆虐？况，城市本就挑剔。 为夫君迂腐的坚持哭笑不得，更为之感动。任他折腾。他做菜豆腐，只因我最近胃口不佳，问我想吃什么，开玩笑顺口答了一句：要是有菜豆腐就好了。 母亲做菜豆腐是极简单的事。将泡软的黄豆磨成浆烧开，顺手扔里点切成段的萝卜叶或青菜煮开，放点盐即可食，连油和调味品都省了，菜叶的清香格外纯正。 夫君的做法是同等的，吃起来却远非记忆中母亲的味道。我知道，我的顺口一说也并非是”顺口”，临近年关，思乡渐重。味道的缺失不过是少了那一截乡愁的调料。 汪曾祺的文，许多也是将长长的乡愁截成无数的大小不一的段放入文字中，作为那一味珍贵的作料。 你看他写《鳜鱼》，从徐文长写到张岱，从鳜鱼的味道写到鳜鱼的“养”，从鳜鱼的取名写到“大鱼吃小鱼”，明明通篇读来似与故乡并无交集，最后却神来一笔：“我在小学时垂钓，曾钓着一条大黑鱼，心里喜欢得砰砰直跳，不料大黑鱼把我的钓钩挣断，嘴边挂着鱼钩和挺长的一截线游走了。”文章写于1987年，原载《北京文学》1987年第11期。那一年，汪老67岁。 1988年，汪老写过《家常酒菜》，处处皆见乡愁元素：拌菠菜本是北京“大酒缸最便宜的酒菜”，汪老念及的却是家乡制拌枸杞头、拌荠菜；写拌萝卜丝，念及的是家乡的童谣“人之初，鼻涕拖，油炒饭，拌萝菠”（ps：这里的卜用了菠，也是有意思）。 “吃”文化之外，“玩”中亦然。1987年初刊载于《北京文学》的《夏天的昆虫》，乡愁元素俯首即拾。 汪曾祺对于散文的定义即是“小”而“秀”，他说他自己写不出大散文，无法让散文概括时代，他很谦虚的承认，自己写不出“史诗”级的作品。并以范宽、王蒙气势恢宏的山水与倪云林的平原小景做了对比。相比于大山水，与汪老一样，我更喜欢倪云林那种“小品”似的绘画，有思想、有意境、有情绪。虽然是“小我”的存在，寂寥也好，空阔也好，都那么真实而亲切。 似乎在每一个时代生活有着不一样的坎坷与磨难，按汪老的说法，就是需要“休息、安慰、清凉、宁静”，需要在阅读的时候参与别人的作品来滋润自己。我很赞成。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无法完全将“我”与作品隔离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情绪或者思维深处的东西在作品中或明或暗的呈现。比如电视剧《欢乐颂》，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赵启平为什么会喜欢曲筱绡，因为曲筱绡的坦白直率，热烈与大胆，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等等都是深埋在赵启平的心中而没有实现，也许是作为医生的赵启平一辈子都不会表露出来的。 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寻找同伴，像找朋友寻知己一样，有的一见钟情，有的日久生情，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文中的某一个点与自己有所契合，才会深入并感同身受，惺惺相惜，从而喜欢或者热爱。我喜欢汪老的文字，很大成分是因为已与汪老的生命融为一体抹不去也褪不掉的乡愁。 许是因为汪老师从沈从文。迄今为止，一直认为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是最美的散文，温柔而赤忱，深情而真挚。当然，不仅仅是散文，沈老的小说亦然，《边城》、《长河》即是非常著名的原乡小说。“乡愁”元素贯穿了沈从文终身创作。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一书中有一篇《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文中说沈从文是“现代中国原乡文学的巨擘”。里面一句话：“故乡之成为故乡，亦必须透露出似近实远，既亲且疏的浪漫想象力。当作家津津乐道家乡可歌可泣的人事时，其所贯注的不只是念兹在兹的写实心愿，也更是一种偷天换日的‘异乡’情调。”王德威先生的深入论述给了原乡文学中乡愁元素的来处。的确，也许曾经的故乡并没有那么美好，就如沈从文和我的湘西，曾是土匪横行的地方，然，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时间的打磨光阴的窖酿，所有的不美好都与美好一起，发酵成了醇香的陈年美酒。 汪老在《闲话散文》中谦虚，说自己读书少，没有学问，写不出“学者小说”、“学者散文”。但蕴藏在他散文和绘画中的那种淡定、悠游与从容，如何说不是读书万卷给予的气质？余秋雨的散文可称之为大散文，前几年在网络中为人所诟病，既是“学者味”太重。我对余秋雨的散文是喜欢的，也阅读过《文化苦旅》等三部曲，那种学院派的写作手法需要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让人仰视，却无法感同身受，融入其中。就如范宽的山水：雄伟峻奇，疏阔壮丽，我仰视并且赞叹，如若论喜欢，却是倪云林的空灵与落寞，可与之同朝夕共日升日落，与之月下把酒，肺腑促膝。 2009年，我也曾写过一系列的乡愁散文，似乎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一檐一瓦，一粥一饭，一人一事，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散，反而愈加如珠如玉，包浆清明。多年的异乡生涯，成为舍不下又无法真正回归的游离，故乡于游子而言陌生的空间环境，消失的人文习俗，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怅惘与悲哀唯己追思，无人以言。 《闲话散文》 中，汪老引用了宗璞对于散文的观点：要有真情实感。这种真情实感从何而来？童年是人一生中各种意识形态最初的形成阶段，对于人的一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写作亦然，譬如张爱玲、苏童，童年对于她们后来的创作给予了无数的灵感，也左右了她们文本的情感色彩，童年的遭遇甚至可以说是张爱玲写作的初衷。父母不睦，爱的缺失，让她在后来的创作中很难看到阳光与温暖的存在，基本都是灰蒙蒙的染着旧色的调子，悲伤与苍凉几乎覆盖张爱玲的所有小说，为数不多的随笔散文也带了淡淡的忧伤，并无多少欢喜。汪老幼年的记忆同样在他的文本中遍布痕迹。譬如汪老早期小说《翠子》（原载1941年1月23日昆明的《中央日报》）一文中的“薛大娘”一角，五十四年后的1996年专门写过短篇小说《薛大娘》，这个人物据考证应该真实存在过，至少有原型，且是汪老的童年熟悉的人。所以，会在汪老的写作中如此真实而又丰满。熟悉、有情感沉淀才能让真情实感立得住，站得稳。 值得一提的是，汪老在“真情实感”前面加了“要有”两个字却常常让人忽略。我的理解是，情感不能太浓。浓易腻，也不能太淡，淡则容易流于“学者型”散文，寡淡无味。只是“要有”的分寸感如何浓淡相宜，方是写作需要修炼的大道至简。 与沈从文一样，汪老的“乡愁”不仅限于散文，在小说中，也是如影随形。2019年一版一印的《汪曾祺全集》中，《钓》归于小说卷的首篇，被认定为汪老的小说处女作。完稿于1940年4月12日，发表于1940年6月22日昆明《中央日报》。目前尚未考证到更早的作品，汪曾祺的处女作有颇多争议，从《灯下》到汪曾祺后人所承认的《复仇》，以及后来的《悒郁》都曾被定为汪老小说的处女作。《钓》第一句即是：“晓春，静静的日午，为怕携归无端的烦扰，（梦乡的可怜的土产），不敢去寻访枕上的湖山。”、“……想后园的竹子当抽了新篁，正好没鱼竿，钓鱼去吧，别在寂寞里凝成了化石”、“小时候，跟母亲纠缠了半天，以撒娇一吻，换来一根绣花的小针，就灯火完成钩子；到姐姐的匣内抽一根黑丝线，结系停当，捉几只蜻蝇；怀着不让人知道的喜悦，去作一次试验。……”、“转过一架铺着带绿柳条的小桥，有一棵老树，我只能叫它老树，因为它的虬干曾做过我儿时的骏马……”一景一情，情景交融，文辞优美，如若不是将之归于了小说，我几乎会以为是一篇乡愁散文。像独自身在他乡的少年。为赋新词，思乡、忆旧、伤怀、怅惘。后来的《寒夜》、《春天》都是故乡的人事与风物的缅怀。“故乡依旧有春天，杨柳又抽芽了，这一点生机是寂灭不了的。”即是《春天》的开篇。 在小说卷一，有一副汪老的写意画，墨叶红花红蜻蜓，书于1987年，汪老的画题很有意思：少年不识愁滋味。如若单独以画论，怎么也跟这几个字沾不上边，但因为画题，让这副写意忽然穿越了长长的岁月，从少年到老去，从白发到青丝。谁又说不是另一种乡愁？ 晚间吃饭的时候，夫君问我：“好吃么”。我捧场说：“嗯，好吃，和娘做的一模一样”。实则味蕾上的感觉差之千里。那段名为“乡愁”的调料是个无解的谜题。 1993年，汪老73岁高龄，写下诗歌《我的家乡在高邮》，那是他一生的念兹在兹，须臾不忘。 汪老在早期小说《复仇》一章里写：“他走过多少地方，一些在他幼年的幻想之外的地方，从未对粘天的烟波发过愁，对连绵的群山出过一声叹息，即使在荒凉的沙漠里也绝不对熠熠的星辰问过路。”这是一个游子的心声足迹。许多的寒夜，无数春秋，是汪老笔下绵绵无尽的乡愁，也是我月下星空低首刹那的永恒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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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3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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