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毕之航 于 2022-2-21 16:52 编辑
多神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崇拜虽然没有形成类似西方宗教的统治格局，但有关“神”在社会或者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其实一点不比西方宗教少。明清两朝，官方在每一个县城，都会配置一些神庙，这些神庙和县城的官署衙门一样是一个县城建置的标配，如文庙（祀孔子），武庙（祀关帝），泰山庙（祀东岳大帝及十殿阎王），八蜡庙（祀与农业丰歉有关的八种神），风云雷雨坛（祀与天气有关的神），城隍庙（祀主各地不同，如天水城祀纪信，陇西祀文天祥，上海祀霍光），厉坛（用于祭祀无主死者游魂）。从社会治理功能来说，这些神庙和今天的一些政府部门一样发挥着相应的管理功能，象文庙类似今天的教育局，八蜡庙类似农业局，风云雷雨庙相当于气象局等等。
除去这些官方必祀的神祇外，各地的神灵崇拜又大同小异，常见的有道观寺院的神佛菩萨，还有许多民间的神灵崇拜，包括家神，方神最为普遍，也最有地域性。总体来说，神灵崇拜一般满足的是信众对一方平安和五谷丰登的祈求，此外就是满足个体对健康财运，事业功名的祈愿。
三阳川是天水北乡的一个河谷，川地开阔，方圆十多公里，分布着一百多个自然村落，这些村落自明代起就形成今天的布局，各个村落保留着各自的“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和传统建置县城又完全不同，它不是官方刻意建置，而是仅仅与各个村庄的来历有关，也与当地的人文传说传承有关，如果把三阳川诸神加以梳理，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大凡中国人民崇拜的神圣仙佛，忠臣义烈，在这里都有，换言之，三阳川诸神就是中华大地多神崇拜的一个缩影。
卦台山的人祖（伏羲）庙，峪口村的雷氏宗祠，马嘴山、张白村的李将军祠以及各村的家神庙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儒学讲求敬天法祖）；导流山的真武观和渭南西村的北极观是中国本土的道教宫观，川里的三大寺院早阳寺，正阳寺，晚阳寺各据一方是佛菩萨崇拜；吴家村、张石村、沈家村、后川里、马嘴山的基督（天主）教堂则显示着近一百多年西方宗教在三阳川的发展和延续。其它如保全观、推波寺、泰山庙（北极观）、奄奄寺（演营寺）、清涟寺，纪信祠、雷祖庙、雷神庙、八海庙、天爷庙、风伯庙、黑爷庙等所供奉者无不是流传地域广泛的中华神统的正神，无不体现了三阳川民众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求和愿望。
而在川原里最享盛誉的庙宇就是元君庙，元君崇拜在华夏大地尤其北方更为普遍，全称是九天圣母（玄女）元君，本来在华夏诸神中，九天玄女是一个远古正神，但在民间被演绎为玉帝的九个女儿 ，所以圣母元君成了九位，故而各地元君崇拜中，有的是大元君，有的是二、三、四、五元君，而且各地的元君崇拜又附会着各村的真实人文传说，所以各村的元君庙都有特定的圣诞会期，而且各不相同。渭南镇草洼的圣元观供奉着大后元君，庙里却塑着九尊彩绘女神，是周边军民六庄的方神，而中滩毛家庄则供奉着二元君，吴家庄供奉的是三元君，蒲家甸子供奉的雷氏元君则是祖先和远古正神的演绎结合。此外举凡苏家山、渠刘家，缑杨，樊枣里，张家寨，李家庙、陶夏家等村都是把九天圣母元君作为方神。可见九天圣母元君崇拜在三阳川最为普遍，传说中的九天圣母元君不但能降妖除魔，救苦救难，还自带雨令，能够推云布雨，是农业社会的全能神，所以在干旱少雨的北方信众广泛，尤其在山西省，其庙宇更加普遍，这似乎和南方沿海地区的妈祖崇拜可以相颃颉。
在多神崇拜的乡土中国，神灵多数基于地域条件，故而干旱区域的主要为龙王崇拜，是祈求下雨以保障庄稼丰收；河渠水边的镇江王（菩萨）崇拜则主要保障河水不要泛滥成灾；财神庙多为关帝庙，满足人们发财致富的愿望；送子娘娘庙满足人们求嗣的愿望，而元君庙在三阳川的普遍似乎是涵盖上述愿望满足的综合。这只是其一，在民间信仰的传承中，笔者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强大且稳定的地域文化基因，因此元君崇拜或许就是三阳川人多数是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证据。
在三阳川诸神之中，缑杨村清涟寺除了供奉着圣母元君外，还供奉着齐天大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在西游记故事里长大的我们，一定会认为齐天大圣孙悟空不过是小说人物，怎么还会有真实的民间信仰呢，笔者在网络上检索到齐天大圣的信仰以福建省为多，由此，是否可以推断缑杨村的缑姓是否为福建移民呢？毕竟该村乾隆间的缑祖武，同治间的缑连魁都是武举出身，也立过战功，按家风相因的惯例，缑氏先祖很可能是以军籍来此屯田的。
在三阳川多神崇拜之中，还可以看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位于高家磨的法王宫，按其称呼就是喇嘛庙，至于高家先祖如何和喇嘛结缘，或许还有生动故事，这正好反应了唐宋以降吐蕃进入秦陇的事实，藏区的佛教（密宗）文化和汉族的农耕文化在这里交互共存，相互影响。
神圣仙佛无不是人们在千百万年的生产生活中和物理自然及社会斗争中产生的观念形态，是人们对自然界不可见影响的人格化，他首先是一种族群共识，是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的象征和具象，只有成为心灵共识才能保证族群的利益共通和维系，因此不管是西方的单一神还是华夏大地的多能神，都是人类生活历史和社会历史必然，是一方群体的集体意识和信仰，他不仅促成群体形成共约和行动，还是抚慰个体心灵超越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
在乡土中国，神灵崇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是和地方治理紧密相关的，甚至可以说神灵庙宇被政治化为乡村治理的“宣教局”，从而被异化为统治者愚民的工具，也沦为封建迷信的载体，其以实现的神权成为老旧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枷锁之一，这当然是需要抛弃的糟粕。但是剔除被异化的表象，回归神灵崇拜表达人们敬畏之心，抚慰个体心灵，凝聚群体共识的合理内核，是新的时代对传统多神崇拜的扬弃。其传承又不断累积着当地的世情故事，因此祭祀神灵的庙宇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人文载体，其间的歌舞娱神活动（祭祀、仪式、舞蹈、音乐、饮食等）也成为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最直观的体现；而蕴含在其中的建筑、格局、雕塑、壁画、碑刻、经卷、诗文、古木则成为可探查文化厚度的物证。
三阳川虽然不过十几平方公里，但儒、道、释、耶四教在这里和谐共处，十多万民众或因传承或因地理都各得其宜有自己的神灵崇拜，在人们聚焦三阳川卦台山伏羲文化的时候，综合关注三阳川的人文风脉，村落古迹也应是三阳川开发利用和传统文化保护的一部分，而多神崇拜是三阳川地域文化富集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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