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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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李劼人的人生经历，知道一些：曾是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联络人，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在成都教书、办报、从事创作，曾开“小雅”餐馆，曾倡办、经营嘉乐纸厂，建国后曾出任成都市副市长，六十年代初病逝。不管人生经历如何丰富，在我心目中，李劼人都只是、只能是作家。

    李劼人一直都有创作“十部联络小说”的雄心。关于“十部联络小说”的计划与创作，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等人的信中多有提及。

    1930 年7月3日，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的信中说：“且欲出其余力，制一长篇小说，此小说从辛亥年正月写起，到现在为止。以成都为背景，将此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及粗浅之变迁，与夫社会思潮之遑递，一一叙说之，描写之；抉甚原因，以彰其情。全书告成，大约在百万字以上。粗分数部，每部自为起讫。若法国大仲马之所为者。全书定名《年轮》，第一部已动手写出二万余字矣。自辛亥正月起写至反正时止，大约有二十万字上下，今年底可作成。”信中所说的“第一部”即《死水微澜》。只是，这“第一部”并未如李劼人所说于1930年底 “作成”。

    1934年12月21日，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的信中说：“多年拟作之十部联络小说，已动手弄第一部，拟写十万字。今已写得五万余字。阴历年内，可将初稿完成。明春可将二次稿改出。”信中的“第一部”，依然指《死水微澜》。间隔四年多后，李劼人再次提笔创作《死水微澜》，并计划“阴历年内”完成、“明春”改出二稿。

    1935年6月14日，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的信中说：“以此为弟所作第一部长篇，而又是全集之首，不能不棘棘从事。且虽是联络小说，但各自有其首尾，分之自为若干部，合之又有一贯之脉络，犹巴尔扎克、佐拉、大仲马等之所为也。”李劼人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定位很高：“犹巴尔扎克、佐拉、大仲马等之所为也。”

    1935年8月6日，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的信中说：“少休二日，于六月三十日，即闭门动笔，日课写四千字。中间以天时之不佳，人客之过往，辄有耽搁。所幸腹稿早成，着笔即书。至七月二十九日，正以三十日之力，将首部写完，约计一十一万六七千字。到八月三日，修改注释亦完。”时间虽稍有变化，但与李劼人1934年12月21日给舒新城的信中的规划相差无几。至此，《死水微澜》顺利完工。

    与第一部的好事多磨，前前后后历经五年才瓜熟蒂落相反，第二部、第三部要迅速、顺利得多。

    在1935年8月6日给舒新城的信中，谈完《死水微澜》，李劼人马上谈及“十部联络小说”第二部、第三部：“弟于今日，已动手写第二部，字数亦在十万字上下，名曰《暴风雨前》。背景仍是成都。时代为宣统年至辛亥保路风潮。盖承第一部而写也。至迟九月半可完。究之何处，望早留心。弟意今年必写出三部。第三部名曰《大波》，字数同前，即写辛亥癸卯事。”李劼人雄心勃勃地规划：1935年9月中旬完成《暴风雨前》，1935年底完成《大波》。在李劼人的规划里，《暴风雨前》与《大波》都是与《死水微澜》篇幅相当（“十万字上下”）的小长篇。

    “李劼人小全集”书后所附的《李劼人年谱》说：“1936年，李劼人完成了《暴风雨前》。”具体为1936年的哪月，没有记载。1935年11月27日，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的信中说：“《大波》即将着手。”既然 “即将着手”写《大波》，《暴风雨前》应该差不多已经完成。所以，《暴风雨前》的完稿时间应该在1935年底或1936年初。虽然比李劼人自己规划的1935年“九月半”稍晚一些，但和《死水微澜》比起来，还是要迅速、顺利得多。

    《李劼人年谱》在“1936年，李劼人完成了《暴风雨前》”后接着说：“完成《大波》上卷、中卷。1937年，完成《大波》下卷。”既然第二部《暴风雨前》的完稿时间后延至“年底”，第三部《大波》也只能后延。而且，《大波》并非他规划的“字数同前”，体量远远大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字数比二者相加还要多很多，创作时间自然也要延长才行。

    创作《大波》的同时，李劼人开始酝酿“十部联络小说”的第四部。

    1937年2月7日，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的信中说：“系描写民国十四年时成都现象。……将来成书，我兄看见必有亲切之感。”说舒新城“必有亲切之感”，是因为“民国十四年”，舒新城正在成都高师教书。

    1937年6月22日，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的信中说：“故至今，《横流》仍只六万言。……写成始忆及明日尚不能改写《横流》。因日前到嘉定一行，感想甚多。”《横流》应该就是“十部联络小说”的第四部。1937年6月22日《横流》已写“六万言”，说明《大波》应该已经完稿，《大波》的完稿时间，应该在1937年上半年。

    1937年，对于李劼人、对于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李劼人在1956年所写的《自传》中说：“七月七日，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突然爆发，于我于工厂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在上半年完成“十部联络小说”的前三部，第四部写成“六万言”后，李劼人停下了他创作的笔，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嘉乐纸厂的经营之中。

    一直到1947年，李劼人又才创作出《天魔舞》。时间上并未与《大波》衔接，而是从辛亥年直接跳到了抗战。1961年11月5日，李劼人在给林如稷的信中回忆创作《天魔舞》时的矛盾：“我老早就有一个愿望，打算在《大波》写完，准备写一部长篇。（现在未定，到底循序而进，接着写袁氏叛国到五四前夕，此部已暂取名为《急湍之下》的好呢，还是大跳一步，写《天魔舞》，即从抗战紧急时候的大后方的形形色色，直到成都解放前夕的好？）”显然，李劼人选择了后者，“大跳一步”，创作《天魔舞》。或许由《横流》演变而来的“十部联络小说”第四部《急湍之下》，被李劼人暂时放弃，并因时局变化、年寿不永而无缘面世。

    1962年12月24日，李劼人病逝。于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十部联络小说”，便只有“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和与之既连贯又脱节的《天魔舞》。常一厢情愿地假设：如果李劼人能有更安定的环境，更不旁骛的心态，一直保持1935年至1937年间的创作势头，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投入文学创作，完成“十部联络小说”，不仅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是另一番模样，而且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将大为改观。

    李劼人创办、经营嘉乐纸厂，建国后投身政坛，虽是不错的尝试，是他自主的选择，旁人不应置喙，但我依然想说：李劼人为战局所迫，因时局变化，在1937年7月以后将主要精力放在经商、从政上，不仅是他个人和喜爱他的读者的损失，也是四川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损失。

    书柜里，有一些李劼人的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劼人选集》二（上中下三册）、四卷，译林出版社出版 “大河小说三部曲”之《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上下两册），四川人民出版社“李劼人小全集”之《天魔舞》《成都是一个古城》。以前曾有一本版本较早的《死水微澜》，搬几次家后，不知所踪。面对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的17卷20册《李劼人全集》，既想买：想慢慢读李劼人的全部作品；又犹豫：他的重要作品似乎都有了，再买全集，似乎有点浪费。但京东、当当、孔夫子旧书网的收藏夹里，一直各收藏着一套《李劼人全集》，说不定哪天心血来潮，突然就下单买回来。读过李劼人的所有长篇：《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天魔舞》，《死水微澜》读过两遍；也读过他的随笔：“李劼人小全集”里的一本《成都是一个古城》。

    很固执地认为：李劼人是四川现代最好的作家，不是“之一”，而是“唯一”。放在更大的环境，虽不敢说李劼人是中国现代最好的作家，却以为他至少当得上“之一”的称谓，“之一”之前，不是芸芸济济之“百”，也不是满满当当之“十”，而是寥若星辰之“几”。

    止庵在《插花地册子》第四章《读小说一》中说：“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厚重的著作，如单以长篇小说论，他应该排在第一位。他这几部作品不仅有分量，而且有味道，结构好，语言也好。在我看来，李劼人走的才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正路，相比之下，茅盾、巴金等都是歧途。而同样涉及社会底层人物，李劼人的深度与格调也较老舍高出很多。附带说一句，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大的缺陷就是基本上忽略了李劼人——只在一条注释里讲到他，以‘不过，据我所知，除曹（按指曹聚仁）以外再没有别的文学史家谈到李劼人的小说了’打发了事，实在有点不大像话。”这段文字里的“最厚重”“排在第一位”“正路”“高出很多”，都是很中肯的评价。翻开《插花地册子》第四章《读小说一》，就想：止庵不会在文中忽略李劼人吧，他会怎么评价李劼人呢？看到这一段，长舒一口气：还好，止庵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文章的一番喜欢，他没有忽略李劼人，他对李劼人的评价很高。也“附带说一句”，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对他不提李劼人感到不满，认为是不可原谅的缺陷。当时只在心里嘀咕，没说出来，怕自己的情绪、认知被四川地域本位主义所左右。看到止庵这么说，才放心：不是地域本位主义，而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真有不足。

    注：文中所引李劼人致舒新城等人的信，均转引自龚静染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出版的《李劼人往事：1925—1952》。

刘彦林

感谢老师又发新作支持本版。上茶啦！

刘彦林

本文是关于四川现代作家李劼人的一篇研究文章；先从对其生平的简要介绍入手，以李劼给舒新城的信件内容作为依据，对其作品《死水微澜》《横流》《天魔舞》等创作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做了概括性的评价；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并有参考资料《李劼人往事：1925—1952》做支撑。学习。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