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lvhq018 于 2023-5-25 13:14 编辑
文人曾经是崇高的,古之“文人”,是指以礼仪之德教化万众为己任的人。慢慢地,文人演变为读书人或从事文学的人。现在,具有人文情怀的人都可以叫“文人”了,当然,还是要写点什么,否则,只能是“像文人”。
从崇高到庸俗,从追求独立人格和价值观到附庸风雅和趋炎附势,古今文人已经大相径庭了,但清高和风骨的基因还是传承下来了,哪怕是装出来的——就像前些年不扎个小辫子就不叫画家一样——没有碰壁之前,自称文人的人,还是必须要表现出清高和风骨的,虽然有时一个嘴巴子也能把他打回原形。
有大文德的人非圣即贤,我辈不敢妄说,只说那些具有人文情怀的读书人或从事文学的人(以下的“文人”均是指此)。清高和风骨的囹圄,在现实中常常成为文人前进的羁绊,使文人猥琐而游移,以至于影响其一生的走向,也就是说,文人的命运大抵是由虚荣的清高、风骨的绳索和势力人物的金钩拖拽着走下去的,命运的走向全是两种拖拽力作用的结果。因此,文人的命运并不复杂,大体就是五种。
第一种是李白式的,放荡不羁,随心所欲。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主动挣脱了权贵的金钩,得以完全自主。既不愤世嫉俗,也不攀缘附会,用他自己的话说“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终身以“乐”为能事,在看破的红尘中追逐红尘——浪漫!难怪能获得“谪仙”的雅号。皇帝给酒喝,就写“穹崇明堂,倚天开兮”,美女给酒喝,就写“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朋友给酒喝,就写“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没人给酒喝,就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是境界,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境界,自己不愁,别人也不用为他愁,自是招得人人喜欢,就算有不喜欢的,也不会惹大记恨,因为他对谁也构不成威胁,正如余光中所夸“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全是正能量!
第二种如杜甫,忧国忧民,穷困潦倒。生逢乱世,国破家亡,仍念念不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自己漂泊游荡,还耿耿于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不但要“穷年忧黎元”,还要“济时肯杀身”,可谓为一个并不待见他的国家和一群忍气吞声的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套用鲁迅骂梁实秋的话说,就是“丧家的江山社稷的乏走狗”(褒义)——“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把个黎民百姓写得凄凄惨惨,平民不喜欢;“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把小公务员描绘得粗暴冷漠,基层官员不喜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露了王公贵族的奢靡残忍,王公大臣不喜欢;“边庭注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统治者视苍生如粪土的嘴脸昭然若揭,帝王也不喜欢。没有一个阶层喜欢,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嘛,与李白相反,全是负能量,所谓“诗史”,正合杜甫。清高和风骨伴其一生,“忠恳”二字最为贴切。
第三种似白居易,富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刻苦又懂享受,既能经营官场,又能自娱自乐,是文人心目中的理想之神,能善始善终,实属难得。其秘诀,于官场是“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于生活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因此,他既能写出“秦中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这样针砭官员的诗,也能发出“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感慨,既有陶冶情操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神来之笔,又有狎妓纵欢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风流之语,以至于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也不忘男欢女爱,有《长恨歌》为证:“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样的诗也只有白居易这样的人才能作出来,这样的生活也只有白居易这样的文人能过出来,且有滋有味,简言之,是精致利己框架下的家国情怀。
第四种如柳永,醉卧红尘一生,沉沦逍遥一世。他也是挣脱了官宦的羁绊——“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只是文人的清高和风骨也在浅斟低唱的生活中溶蚀的残离斑剥。如果说文如其人,非柳永莫属了。年轻时,“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恣意纵欢,滥觞于无志;中年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惆怅哀婉,情深义重;晚年时,“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甚思逍遥,有心无力了。值得敬佩的是,对于花红柳绿的生活,他终其一生,矢志不渝。羁旅穷愁和闺门淫蝶贯穿柳永生活的始终,除了词,他在人生的一个点上熬了一辈子,最终落得“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的评价也恰如其分。柳永填词水平自然是没得说,连钱穆都不得不说“而如柳永,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可见词是社会下层性文学,终不与旧传统政治性文学沆瀣一气。”痴情一生,安葬费还是歌伎们凑钱出的。
第五种类苏轼,宦海浮沉,宠辱不惊,大起大落。官场混得风生水起,文坛玩得精妙绝伦,远望时,会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近观时,会低吟“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仰望时,充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高远豪情,低头时,全是“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的爱怜。宠辱不惊,处变不乱,是文人中的真豪杰。但越是这样,越是命运多舛,上苍专门要检验他的度量和承受力,正是天妒英才,何况人乎?他的弟弟最了解他,“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这样的人怎能不遭同道嫉恨呢?所以如苏轼者,命运不外乎两个走向,一是春风得意时,忽如一夜脑袋落地;一是跌宕起伏,尝遍过山车滋味。大起大落能不能再复制,全看大人物的心情。苏轼算是幸运,如果不是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一个“乌台诗案”,他的后半生早就成了虚无。有才无情,多趣少韵,起而无结,刚而少柔,注定了他波澜曲折的一生。
以上,或倜傥一生,或忧郁一生,或精致一生,或放浪一生,或浮沉一生,凡五种。所列均是大文人,小文人降档降势比照,也可对应。有没有第六种?当然不排除,但不典型,小异而大同。其实文人也好,俗人也罢,都离不开社会的窠臼,也都被社会的大漩涡裹挟着,甩离出自己的命运。只不过,文人因知而无奈,多了一丝伤感而已,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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