蛀书记（2022年6月）

rsjby

2022年6月7日
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通过对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所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路途进行的实地与文字的双重“重走”，重新触摸、探索、发掘中国教育、文化、文明史的这一壮举，对其在当时、后来以及今天、明天的影响与意义进行梳理。读来既沉重，又振奋。
风中的雨：去年底，在京东逛，发现《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对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文化、文明史上的奇迹，一直在意。对西南联大的人和事，也略为知道一些。对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的部分师生从长沙到昆明的徒步之旅，也曾听说。所以，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因为体量太大，将近700页，一直拖到今年五月才开始读。虽因杂事干扰每天读得并不多，前前后后将近一个月才读完，但每次都要强迫自己才能放下，第二天又是迫不及待地打开。可以说，第一次读杨潇，就令我惊艳。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在我这里，是近年来难得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不敢说绝对地独占鳌头、首屈一指，至少可排名靠前、居榜单前列。反正，有点沾沾自喜：能从每年成千上万的新书里，发现杨潇和他的这本《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自己还是有点眼力的。
风中的雨：早期的长沙临时大学，后来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本就是中国教育、文化、文明史上的一个传奇，而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的部分师生从长沙到昆明的徒步“长征”，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三百余名大学生走出校舍书斋，放弃乘坐汽车、火车、轮船转道香港、越南入滇的便利之途，在几位教授和一位军人的带领下，徒步三千余里，穿越贫穷、混乱、交通不便甚至匪患不断的湖南、贵州、云南三省，不仅全部安全抵达，而且较为直接地了解了西南各地的民风、民俗、民情。“湘黔滇旅行团”的徒步旅行，既是长沙临时大学和部分教授、学生考验自身体力与意志的创举，也是民国时期一次学者、学生自觉地从城市到乡村，从象牙塔到更广阔天地的新鲜实践与可贵探索。如果说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充满“政治”意味的“战略转移”，那么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化机构特别是以清华、北大、南开为代表的大学的内迁与重组，则是富含“文化”色彩的“薪火相传”；而“湘黔滇旅行团”的三千多里徒步旅行，更是后者中最具亮点、最有中国文人气度、最显中国文化底色的行动。杨潇独辟蹊径，不只在史料（前人的文字、回忆）里搜索，而是沿着前人曾经的路途再次徒步“重走”，一一重新体验，在现场与前人神会意会。虽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八十余年前“湘黔滇旅行团”走过的路途与杨潇走过路途的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山川依旧，人民在换代中有血脉相承，风俗风情于前行中还保留着多年的沉淀。只要不“遗忘”，只要还“记得”，就能在当下的滚滚红尘和世俗纷扰里，看到前人曾经看到的种种，体验到前人曾经体验到的丝丝。历史，总是与当下交织。历史，是当下对过往的回望凝视。杨潇通过“重走”，将历史与当下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便有了它应有厚重与深沉，以及苍茫与沧桑；当下便有了不可多得的发现与探寻，以及不可回避的思索与思考。时光流转，世事苍茫，“湘黔滇旅行团”已是昨日黄花，就连他们曾经走过的沿途县市一些史志办的“专业人员”也未曾听说、无从知晓或不想探寻、不愿深究，但“湘黔滇旅行团”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行动里的文化底色，杨潇“重走”时的重现重述、对比回溯、现场感悟抒怀、言里言外之意，对于活在当下的我们，似乎既是提示，也是警醒，更是敦促。


2022年6月10日
郑子宁的《中国话》号称“以语言为考古工具，重现国人的文化史”，通过对中国的粮食、数字、动物、金银、称谓、地名、茶点等进行多方面的深入探讨，梳理出相关物事的古今沿袭、语音演变、交错渗透、输出引进以及其间的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既有“今天”对“过去”的回望，也有“古代”到“现在”的延续。
风中的雨：《中国话》这个书名，很吸引人。《中国话》的章目也很吸引人：最初的华夏农民、十二生肖与中国数字、中国人的动物伴侣、老虎与野马、中国的大熔炉、中国人的七大姑八大姨、中国人用过的头衔、文艺不文艺的中国地名、甜蜜茶点。在它吸引人的书名与吸引人的章目之下，还有吸引人的篇目和吸引人的内容。虽然对《中国话》很感兴趣，也很想明白中国话的传统内涵与当下底蕴，但读《中国话》却收获不多。这不是因为郑子宁，而是自己的知识储备特别是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储备，与阅读此书的要求相差在太远甚至风马牛难相及。尽管郑子宁或许已经做到了“深入浅出”，力求“通俗易懂”，是普及性大众化的表达，但在我这里，一切却依然太专业、太学术、太深奥、太小众，高出我的理解能力太多太多，不可以道里计。所以，《中国话》与我这样的中国人虽密不可分，却关联度不高。我翻它、看它、读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吸引人的书名和那些吸引人的章目与篇目。看完，也只是看“热闹”，无法窥其“门道”与“堂奥”。


2022年6月17日
王笛的《那间街角的茶铺》所写并非单一的“那间”，而是整体的全部。对清末和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铺分布、经营，茶铺在市民交往、习惯养成、商业往来、文化积累、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与作用，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资料丰富，描述详尽，分析到位。“成都是个大茶铺”“茶铺是个小成都”的定论，颇得神韵、要领。
风中的雨：买《那间街角的茶铺》是因为喜欢这个书名和喜欢出版该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为这肯定是一本与蒋蓝的《蜀地笔记》《成都笔记》《锦城宫笔记》类似的人文随笔。结果打开读来，却似乎不是人文随笔，而是颇有学术味道的历史读物。虽出乎意料，却依然读了下来，而且还沿着介绍，又买了王笛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显微镜下的成都》。本还想买《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但搜了很久，京东、当当、孔网都没找到，估计这本书国内没有出版。虽然不一定看得很懂，也不一定一一看，但这些书对于了解四川特别是了解曾经的成都，应该有所帮助。
书中有一些错漏。1. 15页第四段第二行：“在北宋首都卞京和南宋首都杭州。”卞京，一般写作汴京。2. 30页倒数第二段第一行：“成都除了有大量挑水夫给各家各户以外，茶铺则用推车和大桶运水进城。”前句“各家各户”后面似乎缺少“挑水”两字。3.79页倒数第二段第一行：“如堂倌、茶房、么师、提正常，提壶工人等。”虽然“幺”也写作“么”，但“么师”还是写作“幺师”要好一些。4、90页第二段第一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成都，人们以茶馆为娱乐中心。”“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句不好理解，难道只有19世纪初和20世纪初的成都人才以茶馆为娱乐中心吗？19世纪中后期的成都人呢？从字面分析，作者想说的：一是“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一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后一种可能性更大。5.96页倒数第二段第一行：“那个时候社会改良者把戏曲解决作为大众教育的一个工具。”“解决”一词不好理解，改为“改良”似乎更好。6.190页第一段倒数第二行：“但承宗识破孟之秘密，欲强纳为妃，但孟至死不从。”虽然句子也通，但去掉后一“但”似乎更好。7、226页第二段第四行：“詹姆斯•斯各特（James Scott）他的名著《弱者的武器》。”句中的“他”明显多余。8、238页第二段每行：“宪兵派了两个班到涌泉居茶社，被捕了鼓动集体暴力的四个流氓，两个士兵。”此句不通。将“被捕”改为“逮捕”或“抓捕”才通。9.264页第三段：“1941年上《华西晚报》上的一篇文章谴责所谓‘成都现象’。”前一个“上”明显多余。作为“现任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曾任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王笛，不应该出现这些错漏。


2022年6月23日
止庵的《受命》讲一个富含哲理的“复仇”故事。冰锋在筹备、实施复仇的过程中，理解了伍子胥，遭遇了与“仇人”女儿的爱情。小说虽是单线条发展，却曲折惊心，特别是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曾经的“加害者”、如何理解“加害者”扮演的角色、如何处理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等的思辨，值得每一位国人思索再三。
风中的雨：百度介绍止庵说：“止庵(1959年——)，原名王进文，北京人，学者 、传记随笔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自由撰稿人，代表作有《惜别》《画见》《周作人传》《神拳考》等。”结缘止庵，是因为他的随笔。最早读到的是他的《风月好谈》，觉得好。然后的又读了他的《六丑笔记》《相忘书》《神拳考》，依然觉得好。于是在网上搜到了他的《惜别》《樗下随笔》《比竹小品》《如面谈》《沽酌集》《云集》，都买了。本来还有一本《画见》，但看到上读画的，便没买。止庵的随笔，有书卷气，简短散淡，我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受命》初印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书评圈有赠书写书评的活动，我却没有举手，因为我不看好止庵的小说。记得好像是村上春树说过一句大意如下的话：写小说是件体力活。因此自以为是地认为：止庵也年龄不小了，在体力更好的时候不写小说，现在都六十多了，还来干体力活，写的小说应该好不到哪里去。只是虽然没举手，却有些心心念念，“受命”二字一直挥之不去，仿佛被刻在脑海里，欲放放不下，想忘忘不了。最后，还是下决心买了回来。
风中的雨：《受命》讲述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令我难忘的有三点。一是止庵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和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一些公共事件，有详细的记录。上世纪八十年代距今虽非遥不可及，却也有相当的距离与隔膜。彼时的北京与今天的北京有很多不同，不仅有客观环境的演进变化，更有人们主观意识的递升提高。要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的相关细节地充分地展现出来，既要熟悉北京的日常、掌故等，更要用心地将因时间向前或许已经消失的那些地名、习俗、物件、餐馆等复原。如果说“国足黑色5•19”“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闯深圳”等是人所皆知的公共事件，还可以百度的话；那些街边新开的个体餐馆，不时举行的各类画展、影展，书店里出售的书籍，各类物品的具体价格等，就需要很上心才能真切地触摸。并不知道《受命》里的日常是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真实的场景，但止庵笔底的细腻依然能令我回溯到那个自己还是青年的时代，回想起那些虽不是北京却属那个时代的一切。在这一点上，止庵应该是下了很多功夫的。二是止庵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男女交往、恋爱有两种极端的书写：冰锋与叶生、冰锋与芸芸的交往与恋爱。除冰锋希望通过叶生接近叶生父亲以报父仇的初衷外，冰锋与叶生的交往与恋爱充满“仙气”，是典型的超凡脱尘的文艺范，既符合上世纪八十年代男女交往、恋爱的日常历程，也有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文艺内涵，既是大众的，也是独特的。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纯粹的、无功利的、不太涉及生活、只涉及爱的真正的恋爱。与之相反，冰锋与芸芸的交往则充满人间烟火味，充满世俗的生气。文艺的与世俗的虽不对立，二者也并不一定就有高下之分，更不能说文艺的、纯粹的就一定高尚，世俗的、生活的就一定低级。男女交往、恋爱里本来就有“爱情”与“生活”的二元对立，不需要褒谁、贬谁，也没有谁对、谁错。越浅，或许越爱、越纯粹；越深，或许越俗、越生活。正如钱钟书的“围城”理论，人人都向往纯粹的爱情，但人人都不能摆脱爱情向前发展而必然需要接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
风中的雨：三也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止庵对“复仇”特别是如何对待当今人们或许已经遗忘得差不多的那场动乱、动乱里的一些人的行为有深入的思索。或许，《受命》的主题便在这里。小说对伍子胥的复仇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其核心要义集中表现于小说快结束的第311页上的这一段话：“孔子称道他时所说的义，就是人的一种责任，一种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记得《越绝书》里说，孔子认为，儿子为父亲报仇、臣子讨伐国家的敌人，真心诚意感动上天，往往会超过应有的限度，就像母狗哺乳小老虎，不会考虑将来究竟是祸是福一样。正确的道理不应被质疑，要谴责的首先是做坏事的那个人。对伍子胥鞭笞楚平王墓这件事无须追究。孔子的意思是，复仇必须落实于一个实际的行动，哪怕这似乎仅仅是泄愤之举。孔子还将伍子胥的复仇与他攻破楚国后凌辱昭王夫人做了对比，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但并不因为后者而否定前者，并且说，按照春秋的义法，应该估量他的功绩，忽视他的过错。”也就是说：复仇，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在我看来，冰锋对叶生父亲的复仇，包括小说里津津不已的伍子胥的复仇，都只是“引子”，止庵真正想通过小说表达的，或许是我们该如何对待那场影响全民的动乱、如何对在动乱中扮演“加害者”角色的人，是“宜粗不宜细”地“向前看”（小说里多数人，包括贺叔叔、叶生等都是这种态度），还是将曾经的“恶”一丝不漏地彻底“清算”，让每个具体的“加害者”不能躲在整体的“体制”“组织”的背后得以“偷生”，而是得到应有的惩罚？冰锋其实也是止庵要求的，似乎应该是后者。止庵的这个显然比单纯的复仇要高许多的思索，集中体现在冰锋看到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里《圣地亚哥•卡里略》后的感慨（271、272页）：“卡里略那些话说得多么有力，但又是多么无奈。……卡里略与佛朗哥个人之间并无冤仇，完全是一种有关正义和公正有观念使然，说得大一点，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事情，佛朗哥被视为敌对阶级的代表，卡里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伍子胥则与此无关，他只是报仇雪恨而已。冰锋突然感动，在他一向苦苦思索的一切之上，有什么更广大，也更深刻；相比之下，他和全子胥的追求似乎稍嫌低了，小了。”具体的“复仇”“低了，小了”，“更广大，也更深刻”的，应该是什么，便昭然若揭了。
风中的雨：在我看来，《受命》有两点为足之处值得一说。一是有一处错漏：叶生家里的厨师一直都是“小李”，但到小说快结束时，再提到叶生家的厨师时，却说“小刘”。二是在小说本已结束之后，再安排一个“尾声”，让说锋的弟弟铁锋来交代小说主要人物的现状，似乎是画蛇添足。


2022年6月28日
岳麓书社《周作人作品集》第一辑之《谈龙集》，是“略略关涉文艺的四十四篇”文章，因“我们（严格地说应云我）喜谈文艺，实际上也只是乱谈一阵，有时候对于文艺本身还不曾明了。”所以“我所谈的压根儿就是假龙”。既有谦虚，更有自得，是周作人的风格。序言、引言、译介、读感等荦荦大端，颇有嚼头。
风中的雨：《谈龙集》是周作人民国十六年编订的自编集。《序》里有两段话，将此书的缘起、命名说得很清楚，值得一看。关于缘起，周作人说：“近几年来所写的小文字，已经辑集的有《自己的园地》等三册一百二十篇，又《艺术与生活》里二十篇，但此散乱着的还有好些，今年暑假中发心来整理他一下，预备再编一本小册子出来。等到收集好了之后一看，虽然都是些零星小品，篇数总有一百五六十，觉得不能收在一册里头了，只得决心叫他们‘分家’，将其中略略关涉文艺的四十四篇挑出，另编一集，叫着《谈龙集》，其余的一百十几篇留下，还是称作《谈虎集》。”周作人称自己的文字为“小文字”“零星小品”，既是事实，因为他不太喜欢长篇大论，文章多简短；也是谦虚，因为他的文字虽然简短，但多意蕴丰厚，多有新意，并非真正的“小”，反而有一种难得有“大”。关于命名，周作人说：“书名为什么叫做谈虎和谈龙，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个理由是很简单的。我们（严格地说应云我）喜谈文艺，实际上也只是乱谈一阵，有时候对于文艺本身还不曾明了，正如我们著《龙经》，画水墨龙，若问龙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大家都没有看见过。所说从前有一位叶公，很喜欢龙，弄得一屋子里尽是雕龙画龙，等到真龙下降，他反而吓得面如土色，至今留下做人家的笑柄。我恐怕自己也就是这样地可笑。但是这一点我是明白的，我所谈的压根儿就是假龙，不过姑妄谈之，并不想请他来下雨，或是得一块龙涎香。有人想知道真龙的请找豢龙氏去，我这里是找不到什么东西的。我就只会讲空话，现在又讲到虚无飘渺的龙，那么其空话之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周作人说自己谈文艺如叶公好龙，所谈虚无飘渺，是空话中最空的。也既有谦虚，简短者难谈得文艺真谛，或许要要长至专著如丹纳之《艺术哲学》才可窥其全貌；更有自得，周作人意不在建立体系，常是就事论事，论事之余多有他言，一篇能一得，也够了。总之，一句话：读周作人的作品，长见识。

刘彦林

向老师您致敬，送上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