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养贪：大明优待士大夫的积弊

高老庄主

大明朝科举三年一次，每次录取大约300人。平均来说，每年录取100人，如果中进士后还能活25年，那明朝一般情况下全国会有2500名进士。
举人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大一些的省如南直隶，每科录120130，小一些的省，比如说江西省每年录取90人。大明朝有13个行省，每科大概有1300左右的举人。
再多算一些平均下来每年大概有500举人吧。如果中举之后平均活30年的话，那明朝通常会有15000举人。
秀才人数不好估算，但通常每次乡试都有2000人，考虑到一部分人没资格参与乡试，那平均下来一个省应该有5000人，13个省再算上其它地方大约会有70000人。
如此，进士免税的田地为2500x2000500万亩；举人免税15000x400600万亩；秀才免税7万80560万亩；总计500万+600万+560万1660万亩。
大明朝大概有9亿亩的耕地，士绅们占其中有1660万亩，占所有耕地的54份之一强。如果士绅们没有刻意偷税的话，这点田地其实不会对大明朝政府构成任何冲击的。
只是这些人，一句皇权与仕大夫共治天下，变成完全免税了。
历史上有的朝代都有社会工资定得低的问题，但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可以和明朝相比。明朝官员的正式俸禄是历史上制定的最低的，很多地方官员很难靠俸禄来维持基本生活，而高级官员也不可能仅靠官俸就能保证其豪华奢侈生活的欲望。
大明俸禄是以品级制度为基础，共分为九品十八级，实行年俸、月俸双轨制。明太祖在命中书省、户部制定文武官员的俸禄，标准规定“正一品九百石，从一品七百五十石，……正九品六十石，从九品五十石”。
当时的七品知县，每年的的俸禄是90石大米，八、九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科级干部，每年是60石大米，他们的官服和到异地赴任的路途费用都是由自己负责，朝廷不给予报销；请的师爷之类的人员也是自己承担其薪酬；对上级的迎来送往经费也是自行想法，不可以由公费报销；还有妻儿老小一家人的生活需要开销。
如本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清官，那就是海瑞。海瑞在为官期间，为自己制定了很高的道德规范和为政标准。他不畏权贵，也不畏死，为民请命，革弊兴利；他奉公守法，从不收别人的红包，是一个廉洁的官吏，他成为了这个时代体制内的一股清流。
有时候，他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以至于有一天海瑞去菜场买了二斤肉为母亲贺寿，结果却成了坊间的头条新闻，被载入了明史。明朝当时的地方官员俸禄还不够养活自己的家人，像海瑞这种清廉的官员，穷到连肉都吃不起了。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几件旧衣物、银子八两，这些钱物还不够办丧事，最后他的棺材钱还是同僚和朋友们捐助的。
官员俸禄如此之低，由于物价的上涨，购买力大幅下降，这些俸禄远远不能满足官员们的开销，上要养老，下要育小，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一大家子人怎么养活，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工资太少，导致很多官员入不敷出，这时候他们就陷入了制度性的陷阱，以权谋私，严重影响明代政治生态，造成贪腐之风盛行。
明朝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低薪养官的政策，像七、八品之类的官员，一年就几十两那生活就是太清苦了。
大明朝为什么要给自己的官员定这么少的俸禄呢？这主要是源于朱元璋时期，就对大明官员的工资做了超低的安排。
太祖朱元璋治国严谨，对官员薪资要求极其严苛，加上他出身寒微，个人生活节俭，这也影响了他对官员俸禄标准的制定。明朝会有那么多的贪污腐败，实际上也是与朱元璋制定的官员低薪制度是分不开的。
这样的俸禄体系导致了官员走歪门邪道，有的不惜以身试法。诸如通过“三节”、”两寿”收取红包或其他灰色收入，甚至是贪污受贿，形成不收好处不办事，收了好处枉法办事的官场乱象。
当然，官员还是可以享受一些福利，主要是可以豁免纳税和服兵役，这是明朝官员的重要待遇之一，以至于当时很多官员都去买田购地，通过这种方式理财，达到逃避赋税的目的。
既然明朝基层官员收入那么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争相拥挤进入这个体制？这是因为，虽然官员名义上的俸禄不高，但实际上福利待遇还是十分丰厚的，而官员又是铁饭碗；再就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和市场要素还不成熟，可以从业谋生的渠道狭窄。所以发奋读书，争取金榜题名，来成为官僚集团的一员，仍然是当时读书人的终身追求。
然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官僚集团已发展成为一巨型畸形集团，他们己成为这个国家身上巨型吸血鬼。

高老庄主

为什么在大明朝初期的时候，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及发生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呢
难道是因为明初的经济比明末更发达，明朝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处于不断衰退中这显然背离了事实。
米柱手上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大明的经济，越到后期，就越繁荣发达。
万历时期，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明初与之相比，望尘莫及。即便在连续发生了自然灾害的万历后期，尽管相对于万历初期，经济有所衰退，但在总体上，远远高于明初，则是不成问题的。经济是更繁荣了，生产力是更发达了，而国家的财政，却是更加困难了，这是什么道理
大明初期到末期的赋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那么，明朝末期的财政困难，自然是因为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了。收入基本不变，开支却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这样当然就造成了困难，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还有一点，如果说赋税收入，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那么至少每个人感觉到的税收压力，应该远远低于明初吧可为什么反而明朝末期，到处都是一片对赋税过高的抱怨，到处都是叫苦连天的声音呢
如果说，是后来增加的军饷，或者额外的加派过多，这也不通。要知道，明成祖时期，修建紫禁城、营建武当山建筑群、郑和七下西洋、五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蒙古、几十万大军屡次南征越南，这几个事件，随便单独拿出一项来，所造成的财政开支，就远远高于崇祯时期所有的赋税收入、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以及地方上额外的加派的总和。
但为什么明成祖时期，百姓对负担虽有一定抱怨，总体上却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社会保持安定，而到了明末，增加赋税，造成的反对声音，会这么巨大
大明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大明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在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明代晚期，人们对任何一次增税的行为，都叫苦连天，以致于当政府试图增加赋税时，阻力重重。
纵观明初至正统年间，明朝税收大致在1500至2200万两，土木堡之变，中央政府军战力严重不足，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心无力，地方官员武将开始圈占土地，军户逃亡严重，军事中心由中央变为边防军，正德年间税收只有600至800万两，到嘉靖年间北方和南方同时遭到攻击，税收更低，全年税收不会超过400万，并且边防军开始出现拖响，军力严重下降，无法抵御蒙古军队。
隆庆年间，俺答封贡，北方安定，税收有所增加，万历张居正改革，国库年余400万，以后两朝稳定发展，崇祯时期内忧外患，财政出现赤字，加派三响，税收在800至1000万，但是全国的土地多半在官绅手中，很少一部分农民承担了全国的税收，使得这些农民相继破产，加入流贼，加速明王朝的灭亡。
米柱调查了大量的文案和数据，调出了大明历年历代收入的明细，画出了一张曲图，这一张曲图令人一目了然。
就是朱由校也看得明白，他不禁疑问“为何二百年前，大明岁入可达上千万之巨，而现在，反而越来越少？成祖之年，动辄打仗，大搞建设，还有剩余，而今之世，国家居然无法调动二十万以上的军队？”面对这严峻的问题，连他这头脑简单的人都明白了然，更不用说朝中诸公。
赵南星道“国朝之初，宗室人口不过几百人，而今之世，人口多达数十年，俸禄极高，又免税，国家收入自然极少。”
宗室开支确是大财政一大难题，但绝对不是主要的。
孙承宗道“赵相公！本官就不问你，现今宗室有多少人？每年开支有多少，拥免税田亩多少？如果赵相公想知道，随时可以来户部查，数字是不会骗人的。”
赵南星脸上一红，他说道“新税法与宗祖家法有极多冲突之处。”这年头，一句祖宗家法可以挡住许多问题，与祖宗家法有违，就是不行。
孙承宗道“有冲突？没有呀！新税法中，没有一条是新增加的，相反是尊从祖宗家法之训，重拾祖宗荣耀，太祖为何规定进士、举人、秀才的免税田亩？因为即使有功名在身，也对国家是负有责任的，但是到了后来，变成了全免，这才是有人为了一己私利，公然违抗扭曲祖法，以致国家财政收入日蹙，入不敷用，国势一日不如一日，重新丈量田亩，清点田册，征收商税，在所必行。”
韩爌嘿然道“孙大人身为翰林学士出身，却一味导君逐财，与民争利，这是为人臣所为？”
孙承宗道“本官身为计相，所做者，是用尽一切之手段，为大明开源节流，本官不像韩大人，解决财政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请开内帑。”
韩爌怒道“你！作为一翰林学士，汝只知一味媚上，是何道理。”

高老庄主

用米柱的话，那一千万流到那里去了？流到那里去，大宝就属于那里，先皇有言：“内帑在则大明在。”帝王之术基本在于平衡，他们用国库平衡天下，内帑则平衡国库和朝廷，一旦失衡，那就皇权不在之时，内帑不过三四百万，那一千多万，流到那里去了。
朱由校看着群臣争论，觉得有些累了，这些东林君子，开口闭口，仁义道德，不屑曰利，仿佛曰利都是污了耳朵，自坠身份，但是争起利润来，他们丝毫不口软，每一次加税加赋，这都千难万难。
大明赋税之低，为历代最低，一直是藏富于民，休养生养，但二百年下来，民没有富，富的倒是广大的官商利益集团。
大明商业基本没有，皇祖父派人去收商税，尽入内帑，又被这些人恶毒攻击说贪钱，说与民争利，明明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装作大仁大义，为天下万民而抗争。
现在直接指向他们了，不向百姓加税，向官员加税了，他们还是这样，又像是小丑一样跳出来，拿什么祖宗家法说事，拿什么仁义道德说事，其实就是一个小丑，拼命为自己挣钱的小丑。
海瑞是这个时代官员的道德标杆，但是没有一个人会以海瑞的标准要求自已，只会以海瑞的标准要求别人，用米柱的话，应该是用圣人标准要求别人，用贱人标准要求自己，东林党就是这么一群人。
朱由校突然道：“海瑞先生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尝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世人赞曰：海瑞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然刚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为何？”
皇帝这么一问，大家都不好说了，海瑞为天下第一清官，却屡受排挤，连张居正惧怕海瑞严峻刚直，中外官员多次推荐，最终也不任用，他是一个刚直之人，但却不是做官的人，没有一个官员愿意这么所以正人君子，反成异类，备受排挤，大家不敢言语了。
米柱道：“万历十五年，海瑞病死于南京任上，他没有儿子，所以去世后，佥都御史王用汲去主持他的丧事，看见他的住处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海瑞的灵枢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朝廷追赠海瑞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朱由校道：“传旨！追封海瑞为太子太师，谥字文忠！着海南知府建庙以纪念之。”
一代名臣，生前死后都为天下人所景仰，但是朝廷谥号却是如此寒酸，可见其处境的艰难。
许多官场中人把海瑞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他那种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不仅在当时宛若污水横流中的一脉清泉，也让他为官场所不容，但其人格魅力，却足以让每一个人为之景仰，米柱抢先道：“谢主隆恩。”海瑞儿女俱早夭，无人继承香火，官方立庙以纪念之，再合适不过。
朱由校冷晒道：“若果海文忠公在世，断无为只有2000亩免税田而抱怨朝廷恩德太浅。”
朱由校的话，说得大伙儿面红耳赤，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之点头，他们担心一旦点头，必为千万读书人所指，遗臭万年了。
新税法的推行，离不开朝廷六部和内阁的支持，即使朝廷支持了，还是必须获得天下各地抚督和布政使司的支持，没有这些大佬的支持，新税法就是一句空话。

yugongjin

然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官僚集团已发展成为一巨型畸形集团，他们己成为这个国家身上巨型吸血鬼      今天何尝不是